江涌 | 反击西方“导演中国”：与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作斗争

摘 要

正是西方久久为功的“导演中国”，使得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国甚嚣尘上，泛滥成灾。诸多社会精英心向西方、心向美国，诋毁中国，香港独立分子居然大骂大陆学生“支那人滚回中国去”，精神分裂，错乱得非常离谱。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中国最深厚的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植根的沃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

一、与文化虚无主义作斗争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对快速发展的中国曾经有这样的评论：一个只能输出电视机而不能输出电视剧的国家，谈不上崛起。只能输出电视机而不能输出电视剧，只有硬实力没有软实力，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不可能强盛。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然而，文化虚无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就是要阻止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进而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宣扬新殖民主义文化，诋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主流思想的底色。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新殖民主义政策一体两面，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结果，就是新殖民主义文化盛行，除了物质、拜金、享乐主义流行外，更有蔑视政治权威的无政府主义、销蚀民族主体的国际主义以及基督教的广泛传播。 

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2]中华文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形象概括为黄色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象概括为红色文化)，黄色文化与红色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分别获居于主体地位或主导作用，因此意识形态领域都不曾有“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形象概括为海洋蓝色文化)以强劲态势侵袭感染中国，在与中外文化交流交汇交融过程中产生激烈的碰撞，由此给社会政治带来严重的不适。

但是，由于主管部门及其领导的认知偏差，抑或诸如“爱惜羽毛”、装扮“开明绅士”，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刻意追求“清流”，而不问不分主流与支流，主旋律缺失或严重不足，如此红黄蓝三原色相混杂，黑色基调便出现了，社会尤其是失控的网络一度出现以丑为美、以恶为上、以西方糟粕为参照的不良倾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持怀疑、歪曲与否定的态度，追捧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基督教及其文化甚至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文化虚无主义愈演愈烈，某种意义上正构成了“颜色革命”与“绿色扩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蔓延)的思想基础。

宣扬精英主义与精英文化，诋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的新旧媒体上，“民国范儿”甚嚣尘上。盖言民国时代，群英荟萃，大师辈出，“那是一个什么时代?那是一个需要巨匠就能产生巨匠的时代。”玄乎其玄，一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对列强奴颜婢膝、对人民横征暴敛的民国反动统治的黑暗时期，竟然被描绘成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身处乱世、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搔首弄姿、无病呻吟的西方文学，对落后愚昧的国家、嗷嗷待哺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3]

英美等少数西方国家实现发达的独门秘籍，就是通过工业化迈入现代化，因为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是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然而，作为西方的附庸，半殖民地，中华民国不愿也不能致力于工业化，财政部长宋子文曾就开办工厂以生产社会与军队急需的青霉素一事，给了这样的回答“美国多的是，进口就行了”。当政者只能走最经济的机会主义道路，多培养耍嘴皮子、笔杆子、高薪供养、为统治者摇唇鼓舌的人才。

新中国建立，实现了独立自主，工业化如火如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今天，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工业中类，525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物质文明日趋雄厚的基础上，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多次强调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4]社会主义文化主体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不是培养所谓精英的大师的文化。

宣扬片面的文化多元主义，诋毁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社会原子化与一盘散沙，有利于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控制与操纵，因此多年来，在很多西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盛行片面的文化多元主义，从而不能合理处置少数族裔和特殊群体(如难民)的权益，形成“逆向种族主义”，引发主体民族与族裔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导致包括德国在内的诸多西方国家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已经数次表白，多年来秉持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失败。[5]

理论很丰满，很动人，现实很骨感，很残酷。文化多元化多样化表面上会令一国面貌更加好看与精彩，但是一个国家只有牢固拥有并且不断彰显的主体文化，才会更加稳定与安全。全球化使得经济社会竞争愈发激烈，而民族文化乃至文明的竞争不可避免，经济科技落后的国家在文化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突出文化自信，彰显主体文化，成为应对全球化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有效手段。

在各种思潮竞相迸发、各种主义百舸争流的情势下，不要设想还有什么思想领域真空的存在，或所谓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过去说，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就会去占领。现如今，不仅资本主义、基督教要抢占原来属于社会主义的阵地，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气势汹汹要攻占原本属于无神论者的山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执政当局在治国理政上稍有疏失，就很有可能给极端主义提供生存发展乃至壮大的契机，造成非常棘手甚至难以收拾的局面。近些年来，涉华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三股势力”活动猖獗，疆独、藏独、蒙独、台独、港独等“五独势力”一应俱全，频繁制造事端，严重威胁各族人民的安宁幸福，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6]“有位老领导当年跟我说，我们执政的同志始终要把三件事放在心上：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这确实是必须把握的几点。”[7]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中国最深厚的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植根的沃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

二、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8]清代学者龚自珍曾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但要割断历史，而且要篡改历史、否定历史。

以现代化历史替代否定革命史。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可谓百花齐放，万家争鸣，热闹非凡。大大小小的学者可以随意跨界评头论足，什么观点都有，什么话都敢讲。对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革命与建设史，全面翻新，无穷挖掘，甚至随意杜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有理，太平天国人民造反有罪，辛亥革命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等等奇谈怪论不一而足。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史则更是翻新、挖掘与杜撰的重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等等构成共和国基础与底色的东西，逐一被怀疑被颠覆，至于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与历史时期，差不多被描绘为人间地狱了。各类历史虚无主义的千奇百怪的观点，不仅在互联网上公开直白的表达，引来各路水军的点赞或拍砖，而且还广泛渗透到一些中小学教材、大众读物和文学影视作品中，导致国民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的认识模糊与思想混乱。

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中国革命和国家现代化对立起来，如此来解构革命历史，即革命斗争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否定和歪曲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尤其是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史，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

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必需的政治前提，就是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自决。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事实上的附庸是无法搞现代化建设，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就不可能实现独立自主。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是土地革命与公有制的普遍确立，逃离大陆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后来也懂得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而后才有作为小龙的经济腾飞;印度独立建国时经济上多方面都好于中国，但是由于未能实施有效的土地革命，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用“超阶级的人性”与“价值中立”来模糊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不断用所谓人性的观点去重新解读和编排历史，如此便出现无所谓好与坏、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因为每个人体都有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都有作为人的善良与丑恶两面之本性，所以“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生活中的雷锋爱臭美、幕虚荣，文字中的张爱玲同样有家国情怀。

因为战争与革命都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违反人性，所以一切战争与革命都是应当被谴责、被制止的。关注战争的性质，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关注牺牲的价值意义，都是多余的。如此这般，近现代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为自我解放而战、为反抗压迫和侵略而战、为社会进步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自然也就被虚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也就被一笔勾销了，几千万优秀的中华儿女的鲜血自然也就白流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9]

用“还原真相”和“真正客观”来篡改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因为黑子的存在而否定整个太阳的光辉。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看待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历史片段、历史事件，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如“左”右倾错误、西路军问题、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等等，借以诋毁污蔑党的领导与党的领袖。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代表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而一切革命斗争则被说成是“百年的疯狂和幼稚”。[10]一批反民族、反人民、早已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上的反动人物，诸如汪精卫、胡兰成、蒋介石、张灵普等等，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历史担当、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义士与英雄。刘文彩也不再是十恶不赦的恶霸，而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君子。

“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英雄人物始终是标注历史的精神坐标，构成了一个民族向慕正义、追求崇高的价值底座。”[11]历史虚无主义一方面歪曲和否定先贤烈士和革命领袖一直被当作重点。先贤烈士及其英雄事迹被质疑为人为捏造，如雷锋故事纯属虚构，张思德是炼鸦片时被活埋，邱少云忍痛被火烧违背常理，狼牙山五壮士为害乡里，毛岸英为蛋炒饭而被炸死等等。无限夸大，编造谣言，恶意中伤革命领袖，不仅要赶下“神坛”，还要驱离人间，打进地狱;另一方面，通过掩盖(如美国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多为大奴隶主的事实)，编造(如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美洲乃“无主之地”等)、篡改(如北美独立战争为正义而战，林肯小木屋的故事)等手法，努力在中国民众中确立美国之神，用西方历史覆盖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用所谓大历史来替代革命史。

历史虚无主义者可以用收获否认耕耘的存在，实用主义者可以用树叶否认森林的存在。借助历史“反思革命”的“工具主义”者，既然可以用阴影否认阳光的存在，自然也可以用萤火否认黑夜的存在。[12]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13]

三、与民族虚无主义作斗争

近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便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开展以及殖民统治的实施，以进化论为基础，炮制了一整套白人种族优越的理论(当然白人也分了三六九等，其中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新教徒是最优秀的)，将其他各民族各人群都是有待接受西方文明教化的，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被视为野蛮人，非洲黑人是半野蛮人，四大文明古国的后裔(包括中国人)则是次文明人，与西方文明人都存在质的差距。

1951年5月5日，曾经在日本获得高度崇敬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国会作证时说：“如果说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也完全同样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12岁的孩子。”[14]话语间，带有明显的作为白人的种族优越以及对日本作为黄种人的歧视。国际问题专家一般会倾向认为，对日本而不是德国使用原子弹，以及对德国与日本战犯的差异，正是美国政治精英顽固的种族主义的体现。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在《谁能供得起中国所需的粮食》著作中这样写道，“假如中国每人多喝2杯啤酒，就会消耗掉挪威全年生产的粮食。假如中国像日本那样消耗海产品，中国人将吃掉全世界每年捕捞的鱼。”布朗的置疑一度引起了国际社会有关“谁来养活中国”的热议，此后有关中国快速发展而引致的“中国威胁论”不时泛起。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在宣扬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宣扬人人都应该拥有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具体到中国人身上，是否和西方人同等消费(喝啤酒、吃海鲜)的权利时，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幽灵便浮现出来。

2010年4月15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专访时称，“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过着澳大利亚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if over a billion Chinese citizens have the same living patterns as Australians and Americans do right now then all of us are in for a very miserable time，the planet just can’t sustain it”)。登载此次专访的《澳大利亚人》报评论，奥巴马显然认为，中国人不应过上和澳大利亚人、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因为这样会消耗更多的电能，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他希望中国人都坐公共汽车，而不是像美国人一样过日子。奥巴马的言论不是特例，2008年4月27日，英国时任首相布朗在一次应对粮食危机的会议上，将“中国的崛起”列为粮价飙升的“罪魁祸首”，并称财富的增加造就了“食肉大国”。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萨克森州一家生物燃料精炼厂的落成典礼上，也把世界粮荒归咎于中国和印度两国。

实际上，美欧等西方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根深蒂固，一体两面，一方面强化自身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强化自我认同;另一方面输出民族虚无主义，让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精英分子引领大众心向西方，崇拜西方，不断否定自我。主要举措包括，设立各种奖励，如奖励到西方学习进修，奖励在西方机构任职，尤其是奖励提供各种“成名成家”的机会与平台，典型的是设立各种文学、艺术、新闻等奖项，授予那些称颂美化西方，同时贬低自己民族，露丑揭短自己文化的“艺术家”、“文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等。但凡越是没有民族底线、越是富有露丑揭短的创新、越是将丑陋表现得更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便越是能够得到西方的奖励——诺贝尔文学奖、戛纳与好莱坞电影奖等等。近代以来，西方不仅统治世界，管理世界，而且还在“导演世界”。

为了制造“负面中国”，西方反华敌对势力及其代理人，抓住中国人曾有的陋俗(每个民族发展进程中难以或不可避免的)，如早期男人留辫、女人缠脚;随地吐痰、不讲卫生;不守时、不守信、不守规等弱点，进行无限放大或作拼图式攻击，并上升到民族文化、精神层面，且以西之长攻我之短，用西方的审美观或特意为中国编制的审美观覆盖中国传统审美观，水滴石穿，积毁销骨，最终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失去传统优越感，增加“道德卑贱感”。与此同时，在文艺范、“公知”镜头中、作品里、笔尖下，西方白人强大的武力使人畏惧，高尚的道德令人尊敬，杰出的智力让人崇拜。正是在锲而不舍的精心导演下，一些站起来的中国人，缺钙腿软，不知不觉，又跪下去了，仰视西人。渺小与伟大、野蛮与文明被重新界定。

“导演中国”的魔法往往就隐藏在细节中。以电影为例，大凡以中国元素为主题的电影，差不多都有“父殇”的细节，在不同作品里具体又有“父恶”、“父愚”、“父缺席”等样式，总之，中国人的“父亲”永远是反角，他好则缺席不在，坏则愚昧恶霸。“父殇”是涉华电影“政治正确”不能逾越的一条红线，例如杰出的“功夫熊猫”的养父竟然是一只鸭子(那是山姆大叔的化身)，被每一位西方艺人自觉遵守。传统中华文明尊父敬母，祖先崇拜，“父殇”设计实质就是对所谓“集权专制”的否定。“父殇”细节作为涉华西方电影的必须情节，在美欧文艺界具有高度而心照不宣的“精神同一性”。究其根源，也许是“文艺国际”的刻意筛选，没有这类细节的电影被悄悄封掉，不给登台的机会。[15]

正是西方久久为功的“导演中国”，使得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国甚嚣尘上，泛滥成灾。诸多社会精英心向西方、心向美国，诋毁中国，香港独立分子居然大骂大陆学生“支那人滚回中国去”，精神分裂，错乱得非常离谱。一些“公知”采用网络语言、段子、笑话等粗鄙方式，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例如，某人民教师恶意攻击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为“挂炉烤鸭”，某网络大V与某饮料公司联手侮辱牺牲烈士是“烤肉”，某大学教授据说从苏联获得独家档案，然后据此发表很专业“还原历史真相”的文章，以精卫填海的精神用貌似科学客观公正的方法，来解构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16]

注释：

[1]《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6年版第184页。

[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2月30日)。

[3]参见清人吴伟业《鹿樵纪闻》。

[4]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

[5]其实，早在2010年10月16日，默克尔总理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场会议上就宣称，德国试图建立文化多元社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她强调，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没有完全“融合”的情况下并行生活，这种做法行不通。参见《德国文化多元化，失败了吗?》，《羊城晚报》2010年10月19日，或《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德国文化多元社会已失败》，中国新闻网2010-10-17。

[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

[7]《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2012年12月26日)《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2014年编印，第50页。

[8]参见《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编，第243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10]祝念峰、王晓宁《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攻击诋毁英雄人物》《红旗文稿》2016年第21期。

[11]祝念峰、王晓宁《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攻击诋毁英雄人物》《红旗文稿》2016年第21期。

[12]白漠《历史的真相与谎言》，《红旗文稿》2012年第14期。

[1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14]【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40页。

[15]边芹《被悄悄斩断的根基——一个法国电影心理策划的细节》，四月网(2013-01-28)。

[16]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节选自《应对系列挑战，开展文化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原文发表在《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11期。作者授权察网（www.cwzg.cn）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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