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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大师张五常“不知道私有制是什么”?

2018-02-10 李达希 察网

摘 要

为了私有化,张五常甚至还直接鼓吹“我曾经建议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1987年,我大胆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我们都知道在苏联东欧乃至中国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都大规模的或部分的出现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的情况,但是这样公开鼓吹“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的恐怕只有张五常了。

张五常在回应周新城的文章中说,“周新城教授要消灭私有制,但我不知道他说的私有制是什么,所以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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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先生真是表现出了难得的“谦虚”。作为科斯钦点的向中国推销产权经济学的“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张五常曾写道,1981年夏,“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文相当肯定的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目的是向外行介绍产权经济学”。

而张五常介绍产权经济学的方法即是“包装”,在一篇纪念科斯的文中张五常得意写道““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五常成为很多“北京朋友”的座上宾,也就不难想象其会在一个经济管理部门召开的干部会上介绍“改革经验”时,狂妄地叫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

张五常提出“从历史的经验看,没有其他成功的制度,而经济理论也没有其他可取的办法。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稍事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矣!”可惜历史的教训证明其非但不是“灵丹妙药”而是催命毒药。服用这种“灵丹妙药”的国家里,南斯拉夫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89年的3000美元跌到1994年的300美元,工业生产下降一半,1992年通货膨胀率居世界之最!保加利亚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8%,罗马尼亚工业生产连续三年大滑坡,波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猛跌12%,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被夸大为“欣欣向荣”的捷克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也下降16%,而俄罗斯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9%,叶利钦也被迫在1994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的改革,并在1996年大选时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面对这些铁的残酷的事实,张五常总算吞吞吐吐承认“除了捷克,今天的东欧与解体后的苏联还是一塌糊涂,令人尴尬”。

为了私有化,张五常甚至还直接鼓吹“我曾经建议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1987年,我大胆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我们都知道在苏联东欧乃至中国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都大规模的或部分的出现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的情况,但是这样公开鼓吹“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的恐怕只有张五常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依据”,以任志强为代表的那些依靠侵吞国有资产、国有资源而非法暴富的反共富豪们,更加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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