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丨应对系列挑战，开展舆论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维护公共安全，应当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应当把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加强安全公益宣传，健全公共安全社会心理干预体系，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和公众情绪，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安全。
社会安全是指社会公共秩序免于危险和排除威胁的可持续稳定状态及保持这种稳定状态的能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社会安全既关系到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也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保障。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越是发展快、变化大，“成长的烦恼”也会越大。加之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因素叠加、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交织、人民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共生、网上问题和网下问题互动，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和上访活动诱因多样化、燃点低、爆点多，各种安全威胁和风险的多样性和关联性前所未有，维护社会稳定压力明显加大。[①]
一、违背社会规律是最大的不安全
规律是自然界现象或社会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前因后果即前一个状态和后一个状态之间可重复的恒定关系。自然规律作为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起作用，只要具备了同样的客观物质条件,就可以用完全相同的形式反复出现。社会规律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实现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②]社会矛盾的成熟程度以及人们的阶级与实践的局限性影响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通常认识社会规律比认识自然规律要困难得多。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需要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并且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把自由的实现看作对必然性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有目的地对社会进行改造。人们可以在实践中认识和掌握社会规律，遵循和利用社会规律来改造社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但是人们只能在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内实现自由，不能无视或篡改社会规律，超越生产力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而夸大人的意志力与行动力，最终必然遭受社会规律的惩罚。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有了人类社会而后才有经济与政治活动。社会、经济、政治构成共同体的基本要素，经济政治这两只手臂都是生长在社会肌体上。经济政治孕育、成长并游离于社会，但是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社会，社会决定着经济政治，经济政治反作用于社会。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有着各自的规律。经济领域讲求效率效益，讲求个人理性，通过竞争机制彰显个人利益，并努力使得个人利益极大化。社会领域追求公正公平，追求群体理性，个人要服从群体，确保群体利益极大化，合作、服从、秩序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群体(社会组织)应当具有的基本特征。倘若将经济规律肆意运用到社会领域，一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滥用，势必导致社会的原子化、碎片化，违背社会规律，造成社会领域的混乱，国家治理的混乱。
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重要而清晰的区分在当今中国已经相当模糊。多年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广泛而深入地取代了昔日的以政治斗争或社会运动为中心，人们普遍地习惯了经济思维——用经济规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经济建设成就则不断强化这种经济思维，甚至认定经济规律——经济增长——GDP增加——可以包打天下。比如，中国农民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③]，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头等难题。农民问题复杂、广泛、深入，需要认真细致对待。
但是，多年来，我们的管理者往往遵循经济规律、沿袭经济逻辑，用城镇化(实质为房地产化)变相驱赶或诱使农民进城来解决农民问题。一方面，一些管理者初衷往往不是真心实意地解决农民问题，而是利用城市化取得农民的土地，延续土地财政，如此在拆迁强征中，增加警民对立、官民对立，加剧社会紧张，结果便是访民与群体性事件激增;另一方面，没有工业化做基础的城市化，多半只会形成一个个“波将金村庄”，主观想象农民“安居”了便自然“乐业”，这种主观臆断只是暂时性地解决了农民问题，却埋下酝酿更大更深层问题的隐患。实际上，乐业的前提是本来就有业，而且是比较稳定的职业，而不是无业或飘忽不定的职业。古今中外，无业游民的积聚无一例外都是政权安全、国家治理的心腹大患。过犹不及，墨守成规，滥用规律，都是违背规律，最后必将遭受规律的惩罚。因此，社会领域最大的不安全，正是来自对社会规律的违背。
二、打击恐怖主义，开展禁毒斗争
联合国给“恐怖主义”下的定义是，意图向平民或非战斗人员实施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以达到恫吓人民或胁迫政府实行或取消某些行动的行为，包括某些组织或个人采取绑架、暗杀、爆炸、空中劫持、扣押人质等恐怖手段。
暴力恐怖活动是全人类的公害，日益嚣张的暴力恐怖活动严重威胁大众生命安全、生产和生活秩序。受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和敌对势力的煽动，我国的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等有组织的犯罪呈现出日益猖獗之势。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关联密切，很多时候难分彼此。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在我国北京、西藏、昆明、特别是在新疆等地，连续发生多起暴力恐怖犯罪案件，造成无辜群众重大伤亡，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透视近年来我国的暴力恐怖活动，主要有下列态势：
一是反华势力和恐怖组织相互勾结，制造暴力恐怖活动。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反华势力、境内外东突与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勾连聚合，蓄意歪曲历史，或主张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或主张实现以佛教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大藏区高度自治”，极力鼓吹、煽动极端分子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破坏国家建设和民族团结。
二是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暴力恐怖活动十分突出，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东突”、“藏独”等分裂势力在新疆、西藏地区不断策划、实施爆炸、暗杀、纵火、劫狱、劫持人质以及武装暴乱等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政治目的明确、国际背景复杂、活动隐蔽突然、手段凶狠毒辣、危害后果严重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正在向内地渗透蔓延。
三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严重暴力犯罪活动明显增多，使得我国的反恐维稳斗争更加复杂。我国正处在经济调速、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和刑事犯罪高发期。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犯罪集团、黑恶势力浮出水面，其绑架、勒索、行凶、爆炸等暴力犯罪活动的破坏力和影响面也越来越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资本积累，然后逐渐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④]
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⑤]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对恐怖分子的心慈手软，就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犯罪。必须采取决绝态度、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打小打早打源头，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建立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加强反恐力量建设。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⑥]】
2013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五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前，地区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相互勾结的现象愈演愈烈，反恐和禁毒成为需要双管齐下的系统工程。中方认为有必要赋予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加强其综合打击‘毒恐勾结’的能力。”[⑦]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是涉及公共安全的重要问题。毒品肆掠不仅严重侵害人的身体健康、销蚀人的意志、破坏家庭幸福，而且严重消耗社会财富、毒化社会风气、污染社会环境，同时极易诱发一系列犯罪活动。全球毒品痼疾持续多年，世界三大毒品生产贩售基地(“金三角”、“银三角”和“金新月”)，中国竟然与两个相毗邻。近水楼台先得月，临毒国家总遭殃。
禁毒工作是事关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开展禁毒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面临的禁毒形势依然严峻，禁毒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强调，要强化重点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毒品犯罪活动，坚决遏制毒品问题蔓延势头。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统筹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文化等手段，综合采取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等措施，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减少毒品的社会危害，为保护人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积极贡献。[⑧]
三、实施脱贫攻坚，建设全面小康
2000年，联合国大会举行首脑会议，制定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要求到2015年，世界极端贫穷人口比例减半。2016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会议发布《发展与全球化：事实与数据》年度报告。据报告，1990年，约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到2015年，已经有10多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但全球仍有8.36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报告认为，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为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作出了重大贡献。
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富庶先进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1987年10月13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⑨]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7.28亿人口摆脱贫困，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累计脱贫人口1.52亿，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我国脱贫形势依然严峻。
【“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现在，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脱贫困、奔小康’，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11]】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真正富裕，只有各族人民共同小康才是真正小康。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脱贫”的目标。我国现行扶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综合考虑物价变动等因素，每年更新现价扶贫标准，2014年现价扶贫标准为2800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年末我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还有2亿左右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吹响了中国“脱贫攻坚”大决战的号角。
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12]之所以称之为“脱贫攻坚”，是因为“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布在边远地区、深山区、石山区等交通闭塞和生态脆弱地区，帮助这些群众摆脱贫困绝非易事。2015年8月，网上出现一篇所谓“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13]，反映了四川大凉山地区的贫困状况，引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我看了有关贫困地区市县党委政研室提供的十份调研材料，不少群众贫困程度还是很深的，看了以后心情沉重。”[14]正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心系大众，关怀民瘼，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脱贫攻坚战已经在各相关地区以非常手段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以每年消灭1000万贫困人口的速度稳妥推进。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贫富悬殊和南北差距扩大问题依然严重存在，贫困及其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依然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实现全球减贫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展示我国国际人道主义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很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援助发展中国家，事实证明，那时的付出为今天积累了宝贵资源。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算小账。在国际减贫领域积极作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是大账。”[15]
四、增强人民体质，建设健康中国
作为所谓“康乾盛世”的主角，乾隆皇帝在交马嘎尔尼特使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一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为西洋各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占余润。”[16]极度自满自大心态溢于言表。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盲目自信的心态遭遇重创。随着此后一次次战败及屈辱条约签订，昔日过了头的自信与日俱减，自卑与日俱增，但是尚没有动摇根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依然很有市场。甲午战争，中国人竟然被一贯鄙视的日本人击败，自信心也被打到了谷底，社会精英心头一片灰暗，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用不如人，体也不如人。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发表专文评述中日甲午战争，该文于1896年10月17日由上海英国人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转载，梁启超将该文翻译成中文并于1896年11月1日登载在自己主编的《时务报》上，“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由此，“东方病夫”一词迅速传开。“戊戌变法”失败后，体制内精英自卑得无以复加，真的自惭形秽，身体智力都不如洋人，康有为老夫子甚至希望借西洋人种实现中国人的脱胎换骨，近乎默认了“东方病夫”。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申报了近三十个参赛项目，派出了69名的代表团，但是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只有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一无所获。当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刊登了一幅漫画，讽刺中国人并题为“东亚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由此，“东亚病夫”流行，成了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蔑称。
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尤其是抗美援朝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恢复了中国的自信心，激发了中国人的自豪感。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这样写道：“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17]郭沫若在《全运会闭幕》一诗中写道：“中华儿女今舒畅，‘东亚病夫’已健康。”1956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8]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关于中国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健康领域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善，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9岁上升到1978年的66岁以及2015年的76岁。当前，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由于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仍然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健康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与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如果这些日趋突出的问题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势必会制约经济发展，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影响到国家长治久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应当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19]党和政府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聚焦重大疾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等重大民生问题，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为此，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特地颁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1972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签署了《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督查以及惩罚机制，美国等相关盟国一直以发展生物科技、提高粮食安全等名义，积极研制与发展包括转基因、新型病毒等在内的多种生物品种与化学药剂(实质就是新型生化武器)，并在世界多地秘密推广，给相关国家的人口正常增长与健康造成极大影响。以相关国家人民身心健康、人口增长为目标的新型生化战争的危险，正在不断上升。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内涵一定量与质，即一定规模与比例的人口(历史上一直占世界人口20%左右)，以及健康的心理与体魄。如果中国缺乏相应的敌情意识、危机意识，没有有效的防范与应对手段，中国人民的健康乃至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就得不到有力保障。
五、缩小贫富分化，建设公正中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0]
实际上，缺乏有效节制的市场经济，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一规律，即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积累，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即便在所谓“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50%，如果人们准确申报巨额财富的话，甚至达到50%-60%。当下，2010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在美国，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2%。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21]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就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22]】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整个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加剧了两极分化。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也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23]基尼系数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其数值在0到1之间，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则越趋向不平等。低于0.2，收入绝对平均;0.2-0.3，收入比较平均;0.3-0.4，收入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0.4是个警戒线，一旦超越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中国基尼系数2009年升至0.490高点后便逐年回落，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略有回升为0.465，都较大幅度地超越0.4贫富差距警戒线。尽管中国在低迷的世界经济中“风景这边独好”，但是大众“无感经济”更加明显，缺乏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主要原因就是贫富差距过大，而且感知的差距要比统计到的差距更大。贫富差距拉大正在不断侵蚀社会稳定基础，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形下，大众就业紧张，劳动收入缩水，开支却刚性增加，如此抱怨之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利于社会稳定，对国家安全构成消极影响。“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社会稳定、国家安定问题的“总钥匙”。只有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切实分好蛋糕，如此才能不断夯实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根基。
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说过的这段话：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 】
六、打击违法犯罪，建设平安中国
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和公民个人从事和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和交往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秩序。包含社会治安防控、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信息安全，以及公众出行安全、避难者行为安全，人员疏散的场地安全、建筑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恶意和非恶意的人身安全和人员疏散等领域。公共安全是社会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公共安全问题生成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人为因素，或故意甚或恶意实施违法犯罪，危害公共安全，或不作为、消极作为导致因对自然灾害与人为破坏的防范与应对不力。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电信诈骗，食品药品掺杂使假，建筑偷工减料，企业超标排放，非法用工包括使用童工，等等各类违法犯罪，无不关联着损害群众利益与健康，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要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
201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公共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确保公共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来认识，扎实做好公共安全工作，努力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党和国家把维护公共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出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公共安全立法、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的要求。”[25]
“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着力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水平。”[26]】
维护公共安全，应当坚持问题导向，从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衣食住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水平。应当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总体思路，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优化公共安全治理社会环境，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安定的深层次问题;应当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更大力度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把确保质量安全作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环节，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全放心;应当切实增强抵御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应当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切实消除隐患;应当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坚持产管并重，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
维护公共安全，应当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进思路理念、方法手段、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明确并严格落实责任制，落实责任追究。应当标本兼治，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形势分析制度，及时清除公共安全隐患。
维护公共安全，应当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应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实现城乡安全监管执法和综合治理网格化、一体化。应当提高公共安全体系精细化水平，每一个环节都要深入考虑和谋划。应当构建公共安全人防、物防、技防网络，实现人员素质、设施保障、技术应用的整体协调。应当认真汲取各类公共安全事件的教训，推广基层一线维护公共安全的好办法、好经验。
维护公共安全，应当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应当把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加强安全公益宣传，健全公共安全社会心理干预体系，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和公众情绪，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公共安全作为国家安全进行统筹治理，综合应对，要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27]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国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4月14日)。
[②]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2页。
[③]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④]廖罗德、罗卫东《暴力恐怖活动的特点及应对策略》，《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⑤]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4月25日)，《人民日报》2014年4月27日。
[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4月25日)，《人民日报》2014年4月27日。
[⑦]习近平接受土、俄、哈、乌、吉五国媒体联合采访(2013年9月4日)。
[⑧]习近平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4年6月25日)。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55页。
[⑩]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8页。
[11]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6年版，第279页。
[12]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6年版，第302页。
[13]2015年8月，新华社记者范敏达深入四川大凉山，近距离接触了许多生活在山区中的贫困儿童，他用图文形式，记录下了“不幸中依然保持纯真、贫穷中依然渴望学习”的孩子群像。他推荐了一篇小学作文，称其“一篇世界上最悲伤的小学作文”。全文如下：爸爸四年前就死了，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那天，妈妈倒了，看看妈妈很难受，我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吃了我做的饭，睡睡觉，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妈妈起不来，样子很难看。我赶紧叫打工刚回家的叔叔，把妈妈送到镇上。第三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妈妈，她还没有醒。我轻轻地给她洗手，她醒了。妈妈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小名：“妹妹，妈妈想回家。”我问：“为什么了?”“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留下的泪水。
[14]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6年版，第281页。
[15]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6年版，第302页。
[16]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2，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7]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56年)，《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19]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8月19日)。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744页。
[21]【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审读本)中信出版社，第246页。
[2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23]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9月3日)。
[24]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
[2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5月29日)，《人民日报》2015年5月31日。
[26]习近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2015年6月16-18日)，《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27]习近平《对建设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2013年5月3日)，《人民日报》2013年6月1日。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9期，有删节。作者授权察网全文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