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丨数字时代的春晚文化
春晚一方面需要在电视机前留住观众，比如这两年央视走出去办春晚，采用主演播厅与分会场结合的方式，很多分会场都设在有标识意义的景点，采用声光化电的实景演出，这极大地提升了室内演播厅的空间局限，也有效地展示了祖国大江南北不同地风俗人情;另一方面，春晚也需要突破电视平台的局限，更多利用移动媒体、短视频等方式来提升传播效果，在传播主流价值的同时，兼顾更加分众化、个性化的审美需求。唯有采取更加多元、开放的态度，才能使得春晚这个文化品牌吸收更多文化养料，历久弥新。
“春节联欢晚会”这顿电视“年夜饭”已经举办了35年之久，除夕夜看央视春晚早就成为中国人过年的新民俗。明星上春晚代表着其在演艺圈的地位，而新人在春晚上露脸则是“一夜成名”的捷径，人们似乎也习惯了春节过后“吐槽”春晚节目，这些都说明春晚不仅是一台举国欢庆的民俗舞台，更是受到全民关注的国家文化工程，是新时期以来少有的用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形塑主流价值观的文化空间。不过，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移动手机等数字媒体的普及，以“电视”为媒介形态的春晚也遭遇新的挑战，春晚能否在数字时代获得重生，这不只关乎一台电视晚会的收视率，而且涉及到主流文化赢得观众认同的大问题。
1、电视春晚的“黄金时代”
春晚的出现有两个大背景，一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使得各种文艺创作重新焕发生机，以曲艺为代表的群众文艺和新兴的流行文化成为春晚节目的主菜，二是电视机开始取代广播，逐渐成为八九十年代最大众化的传播媒介，春晚就是当时的新文艺与新媒体有机融合的产物。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在央视直播，借助除夕夜的特殊时刻，电视机的“即时性”把空间上分散的千家万户连接起来，营造出一种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氛围。春晚既把欢欢乐乐过大年的民间习俗转化为模拟信号的电视综艺节目，又让全国、全世界的华人小家庭汇聚成中华大家庭的“难忘今宵”。
春晚有着永恒不变的主题，但也时刻保持“与时俱进”的开放精神。如果说80年代的春晚主要借助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担任主角，那么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全面兴起，更多的娱乐明星走进春晚。90年代的春晚一方面会请当年最热门的明星、新秀表演节目，另一方面也培育、制造了一批春晚明星，如宋祖英、解晓东、赵本山、赵丽蓉等演员迅速成为全民明星。90年代末期随着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的出现，央视不再独享全国收视的垄断地位，这给地方卫视发展提供了契机，尤其是以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为代表，这些地方卫视推出了如超级女声、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高水平的综艺节目，央视也及时调整策略，一边邀请高人气的选秀明星参加春晚，一边开办《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等综艺节目。
语言类节目一直是春晚的亮点，这和春晚的初衷是让辛劳一年的人们高兴、放松和欢喜有关。80年代的春晚舞台上主要是经过新中国改造的新相声艺术承担着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的功能，如马季、姜昆、冯巩等成为最早的一批电视明星。90年代从话剧教学手法借鉴过来的小品成为香饽饽，更加通俗化、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小品成为春晚的压轴菜。2010年以后，以开心麻花为代表的都市喜剧小品取代了东北风格的小品，显示了观众欣赏趣味的变化以及春晚希望吸引青年都市观众的努力。
另外，春晚的变化还体现在与不同时代的新媒体合作上，以完成自我更新。如八九十年代的电话热线，90年代末期兴起的短信投票，以及新世纪以来和微博、支付宝、微信合作。正是这种在表演形式、舞台风格上既保持固有特色，又不断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使得春晚依然是每年最受关注的综艺大餐。
2、春晚的文化象征意义
春晚作为一台有头有尾的演出，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就像春晚在大年三十除夕之夜的黄金时间播出一样，春晚与守岁、吃年夜饭、家庭团聚等民俗结合起来，象征着团圆，象征着和谐，也象征着社会共识的达成。
首先，春晚的“语法”是总体性的，试图全景式地展现国家和社会的变化。相比娱乐化、低龄化的电视综艺节目，在央视1号演播大厅这一象征性的舞台上，春晚既要有对国富民安、国计民生等大事的关注，又要对家庭矛盾、养老、婚恋等柴米油盐的小事有所反映;既要表现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幸福和愉悦，又要对守护边疆的战士、在工作岗位坚守的普通职工以及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送新春祝福;既要照顾中老年观众的文化趣味，又不能忘记“小镇青年”和广大乡村观众的欣赏习惯。这使得春晚成为分众化时代少有的带有全民色彩的文化舞台。
其次，春晚呈现了一种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文化景观。从80年代开始，春晚不再是整齐划一和自上而下的文化宣传，而是试图吸纳不同的表演风格和文化形式。一是，主流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结合，比如从1984年开始邀请香港、台湾演艺明星参加春晚，这不仅推动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传播，而且实现了两岸三地的文化融合;二是，高雅文化与群众文化的融汇，既有男高音等美声唱法、京剧、昆曲等国粹经典，也有娱乐演艺明星的成名曲，还要有出身草根等非职业达人们的才艺表演;三是，民族文化、小众文化等边缘文化的展示，每年春晚，少数民族舞蹈和歌曲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另外，一些带有摇滚、说唱等受到青年人欢迎的亚文化也会时尚登场。
第三，如果从主流文化的角度看，春晚也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典范。新时期以来，主旋律文艺与文化市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裂隙，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往往市场价值有限，而过度娱乐化、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又以利润为导向。春晚却是一个例外，不仅凭着高收视率吸引天价广告费，而且90年代以来从节目冠名权到零点钟声等各个环节都设置不同的广告价位，可以说，很少有一个文化平台可以像春晚这样，既传递了积极、正面的主流价值观，又让普通百姓的喜笑颜开，还让各大赞助商确立了品牌价值。
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春晚越来越难办，观众吐槽的也越来越厉害，但是央视依然顶着压力要给全国人民奉献上一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因为如果没有春晚，对于几代电视观众来说会少了很多年味。
3、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近些年，央视春晚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如各地方卫视有能力举办明星阵容堪比春晚的地方春晚，这对于观众来说也是好事，春节期间有了更多文化选择。更大的挑战体现在，一是，互联网等数字媒体开始动摇电视这一传统媒体的霸主地位，电视机越来越成为客厅里的摆设;二是，以移动手机为载体的微信、视频平台等新媒体迅速普及，这些兼具社交性、适合碎片化阅读、观看的媒体有着越来越多的受众;三是，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网络综艺节目等数字文化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也改变了以纸媒、电视为基础的文艺形态和格局。
其实，春晚也做了一些与网络文化、新媒体融合的尝试。比如，网络段子很早就进入春晚语言类节目，与微博、微信平台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等。不过，这种“借力”也使得春晚的原创力降低，如果说八九十年代的春晚为新的一年生产新明星和新段子，那么当下的春晚却变成了对上一年度流行话题、文化时尚的总结。再加上，春节过年的方式也多元化，很多人选择不回家过年，而是春节旅行或与亲朋好友聚会。围坐在电视机前，全家人一边聊天、一边点评春晚的模式，越来越变成带有怀旧感的家庭仪式。
春晚桂林分会场
在这个意义上，春晚一方面需要在电视机前留住观众，比如这两年央视走出去办春晚，采用主演播厅与分会场结合的方式，很多分会场都设在有标识意义的景点，采用声光化电的实景演出，这极大地提升了室内演播厅的空间局限，也有效地展示了祖国大江南北不同地风俗人情;另一方面，春晚也需要突破电视平台的局限，更多利用移动媒体、短视频等方式来提升传播效果，在传播主流价值的同时，兼顾更加分众化、个性化的审美需求。唯有采取更加多元、开放的态度，才能使得春晚这个文化品牌吸收更多文化养料，历久弥新。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重庆大学高研院经略研究院研究员。
【察网www.cwzg.cn摘自《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15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