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界论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兼对错误观点的辩驳
对于海外学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中国学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方面，海外学者对中国的关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竞争趋于激烈，在中国学者尚未就中国经验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话语的情况下，海外学者正在进入这一领域，争夺解释中国经验的第一话语权，换言之，有关中国经验的话语权存在委于他人之口的风险。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海外学术界正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超越了自由主义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同时，西方正在经历近400年来前所未有的大衰落。在这一背景下，要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就必须将毛泽东时代纳入研究视野。尽管还有相当多的海外学者坚持自由主义的说辞，试图将中国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引入，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认为毛泽东为“中国奇迹”奠定了基础。在全球视野的比较中，这些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统一性，认识到改革开放与毛泽东时代的紧密联系。
一、“西方中心主义”的误解与偏见
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研究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经验事实。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自由主义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自由民主制被视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是所有国家都将达到的“历史的终结点”。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显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反映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了西方在全球学术界的话语霸权。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直接导致了很多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比如他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其内涵包括自由市场体制的引入、大规模的私有化、中产阶级的崛起、政治上逐步走向西方的民主化，等等。这种观点明显是错误的，它试图以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评价中国的社会现实，最终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甚至荒诞的结论。
具体就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这一议题而言，海外学术界存在着三种错误观点。
一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归因于自由市场体制，进而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视为停滞和落后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市场胜过毛泽东：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中指出，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毫无效率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依旧是低效率的代名词，唯有依赖进一步的私有化和更加自由的市场，中国才能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二是将西方式的民主化视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方向。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瑟夫·凯恩(Joseph Kha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政治上的改革。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张勇进指出，当代中国正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中国政府与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匹配”，这是中国作为全球化国家的局限性。英国学者威尔·胡顿(Will Hutton)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而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三是将“实事求是”视为一种实用主义原则。美国学者鲍瑞嘉(Richard Baum)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实用主义”，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为新时期的中国提供有价值的引导。美国学者史蒂芬·T.阿斯玛(Stephen T. Asma)认为，中国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的各项政策都是实用主义的体现，这种实用主义与非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极其契合。
上述错误观点的本质在于，这些学者过于迷信自由市场的作用，看不到毛泽东时代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长远意义，无视五年规划、国有企业、农村集体所有制等社会主义要素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错误地理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曲解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将眼光狭隘地集中于党的领导地位，而非中国的发展成就。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认知错误，是因为这些学者在价值观上带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将自由资本主义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线性演进的唯一方向，完全不顾及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他们缺乏一种辩证的精神，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带有僵化、刻板的思维，难以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实质和要义。这些学者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都缺乏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没有认识到或不愿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以及这种成就对于中国长期发展的深远意义，由此导致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误解和偏见。当然，这种误解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一种话语的权力，即通过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来诱导中国的制度变革，以实现西方的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意义
与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不同，还有一派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更接近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现实。这些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首先是从政治维度展开的，在他们看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任务。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家的生存本身都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贡献在于，对内结束了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混乱局面，对外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真正实现了现代国家的重建，确保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自主。改革开放以来，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在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确保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平衡，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本身也在经历某种改革，比如更为重视选贤任能和经济绩效等，这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了某种适应性。这些研究意味着海外学者正在逐步摆脱“民主—威权”的对立思维，更多地认识到国家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种以中国为本位、更加重视国家能力的研究趋势正在形成。
毛泽东的首要贡献在于他为中国创建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代化的政府体系，强有力的政府能力使得中国能够动员各种资源实现国家的早期发展。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在《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中指出，毛泽东通过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政府”体系，这一政府体系拥有五方面的杰出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成功汲取资源的能力、为特定目标分配资源的能力、规制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以及提供象征性符号的能力。正是这一强大的国家能力构成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区别：中国政府得以摆脱各种地方性势力、利益集团和外部势力的羁绊，为整个国家提供统一而高效的规则体系，动员各种资源以推动国家的建设。相比之下，多数实行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都缺乏足够的国家能力，“弱政府”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举步维艰。按照米格代尔的观点，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规则体系的某种变化，但是政府在这一体系中的主导能力却是不变的，正是这种主导能力构成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优势，中国经验意味着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可控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瑞·诺顿(Barry Naughton)在《中国发展经验的独特性与可复制性》一文中，对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进程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中国改革或者“转轨”的成功秘诀在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一方面，中国拥有辽阔的地域面积，各个地方又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和问题，一旦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地方政府就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地方性的制度创新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又拥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央政府，能够对各地的改革进行必要的监督，一旦地方政府的创新试验偏离根本方向或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央政府便会积极干预其中，以避免更大的失败和风险。按照诺顿的说法，这种独特的国家政治体系从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形成，“为创新者提供了即使失败也不会造成巨大系统性伤害的可能”，确保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的可控性。
不仅如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还克服了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确保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执政地位主要依赖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扎根社会的强大能力，后者却是“在苏联军队及坦克的帮助下获得和维持政权”。正是这一区别使得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天生的脆弱性，它们在19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而崩溃，中国共产党却凭借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成功地应对了风险和挑战，确保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性，这是中国能够顺利挺过国际共运的低潮期的重要原因。沈大伟的观点虽然有波动和反复，但他的上述分析基本是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危机时的决策、动员和组织能力使其能够克服各种风险和压力，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心骨。
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分化现象，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地位使得包容性增长成为可能。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所有的欧洲国家在早期都经历了一个“垄断暴力工具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体系，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后果就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撕裂，这是阿富汗等国家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为中国创建了一个高度统一的中央政府，并牢牢掌握着国家机器，这种政治重建的好处在改革开放以后充分地体现出来。市场经济改革并不会自发地导致和谐，反而可能引发社会分配的不公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这在中国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企业主与普通工人的关系上都有体现。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断地平衡各地区和各群体的短期利益，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吉登斯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民主促进经济增长的神话，在他的理论中，国家维持平衡的能力比民主选举本身更重要。
当然，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经历必要的变革与调整，尤其是其选贤任能的能力令世人瞩目。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指出，毛泽东领导的干部队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阶级出身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的素质。邓小平时代在政治制度上的重要改革在于，重新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高考、公务员考试和绩效制为中国提供了一流的政治人才。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同样认为，中国形成了一种贤能主义的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各级政府官员唯有通过他们的政绩才能获得职务上的晋升，政绩的考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的情况、环境保护的成效以及社会的稳定，等等。总体来看，中国拥有更为出色的政治领导人，这是中国能够实现赶超的最重要的人才优势。这两位学者观点的不妥之处在于，他们将中国的选贤任能视为一种“精英主义”，尽管他们是在褒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但是这种用西方概念比附中国理念的做法仍旧是不切实际的。
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效用
那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统一性持有肯定和认同态度的学者还从经济的维度展开了研究。在他们看来，盲目地引入自由市场并不能实现国家的发展，这是因为经济发展还依赖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一系列前提条件，即使市场规则本身也需要国家的支持和维护。旧中国的基础条件实在太差，发展举步维艰，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型政府”，这一政府能够动员各种力量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于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有赖于毛泽东为此打下的良好基础：一流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成为吸引外资的前提;国有企业成为参与跨国竞争的重要主体;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保障;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格局提升了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等等。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50 40467 50 20334 0 0 6731 0 0:00:06 0:00:03 0:00:03 6733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当时的短期视角，还需要着眼未来的长期视角——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所打下的基础，中国得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些学者在理论上的突破之处在于，他们不再将自由市场本身视为唯一的灵丹妙药，而是能够系统把握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和约束条件，从而认识到毛泽东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长期效用”。
毛泽东时代并非是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国家在起步阶段的成就。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思乐(Maurice Meisner)在世纪之交重版了他早期撰写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他在书中指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从封建时期的旧中国起步：那个时期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一筹莫展，面临分散的小农经济、缺乏教育和知识的民众、制度的缺失、对发展缺乏热忱的儒家政府等现实。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为中国提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型政府”，这一政府以赶超发达国家为己任，具有强大的动员和发展能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成就：中国在1952—1957年间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1.3%，超过了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速度，发展成果惠及了包括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在内的绝大多数民众。马思乐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数据，这使他的研究更为务实和可信，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就得以凸显。
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吸引外资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中国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实现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兴建了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水库等在内的“可以作为未来稳定的资本积累基础的基础设施”，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拥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相比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潜力和优势都是明显的，这种积累活力是中国成功吸引外资并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但这种发展的基础早在改革之前就已经打好。哈维的观点代表着一部分左翼学者的认识。
新中国建立的国有企业正在通过改革焕发生机与活力，它们在与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合作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德国中国问题专家弗朗克·泽林(Frank Sieren)在《中国密码》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国有企业虽然自198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革，但它们在重要的行业领域中依然是关键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于中国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实现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同时又有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和法规，西方跨国公司面对巨大的利润诱惑，只能选择同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合作，并向后者出让更多的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在这种所谓“后宫经济”的模式中，中国国有企业凭借其政治和政策优势拥有了“主人”的地位，它们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和竞争中实现了自身的成长，并推动了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作为《明镜周刊》的记者，泽林观察入微，他对中国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农村土地集体化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土地集体所有制迄今为止还是中国最基本的土地制度安排，为农民提供了最大程度上的保护。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全球化与国家发展：中国革命的视角》一文中指出，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对农村的掠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被国内外的资本集团所圈占，农民被剥夺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彻底沦为城市贫民。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城市中并没有出现像印度那样的贫民窟，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终结了困扰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土地兼并”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制度的好处在于避免了资本集团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保障了中国9亿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为他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保障，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后的收入始终处在增长之中。基于对全球化的分析，德里克将中国的农业制度视作“革命性地挑战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力量的最重要案例”。
毛泽东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还体现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上，这使得中国经济能够更好地抵御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在《东亚发展：基础与战略》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绝非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事实上，早在197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通过“乒乓外交”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与欧洲发达国家也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贸易产品涉及制造业、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等。换言之，中国既与苏联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不排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联系，这种多元化的贸易策略使得中国的对外依赖性较低，这是它在1990年代顺利度过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越南在改革前夕已经出现高达60%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它对苏联贸易集团高度依赖，当1991年苏联解体时，“越南因此面临了一场具有潜在严重后果的经济浩劫”。珀金斯作为一名国际经济学家，他从毛泽东时代的对外贸易来研究中国发展的经验，这一视角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和启发性。
四、毛泽东思想的深远影响
那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统一性持有肯定与认同态度的学者，还突破价值观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认识到自由主义理念的局限性。从中国大历史来说，儒家文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文明在近代以来趋于保守和落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要的改造，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好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内政外交定下了思想上的总基调，包括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等，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浓重的等级意识，毛泽东提出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前提。曾任德国驻华大使的康拉德·赛茨(Konrad Seitz)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虽然有辉煌灿烂的一面，但也有过于压抑和内向的问题，尤其是严格的等级意识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在近代以来趋于落后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通过领导土地改革、妇女解放以及各种群众运动，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中严格的等级意识，树立了人人平等的意识，“这样也就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赛茨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市场经济需要有一种基本的平等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确实不利于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诞生于工业社会的现代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和前提。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海克·霍尔比格(Heike Holbig)指出，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旨在改变中国历史上统治阶层高高在上的特权状态，从而将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社会基层民众服务上。“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思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矢志不渝。1同时，“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考察和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价值标准———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坚持“为人民服务”，就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
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该原则进一步促成了以试验和创新为特色的政治决策模式的形成，并在改革开放以后被延续下来。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指出，强调实事求是的政府决策模式在中国由来已久，试验也并不是改革以来的新生事物，“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际上也允许各种各样的试验，如20世纪50年代的村办企业、特定区域引进外资等，这几乎是中国政府决策的一个传统”。赛奇指出，毛泽东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他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他在决策中对实践和经验的重视，都体现出一代伟人的胸襟和勇气。邓小平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继承者，他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一起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并将这种重视“试验”的决策模式进一步发挥到极致，应用到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地方政府创新等领域。赛奇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和要义，并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政府决策模式中，这种对决策模式的关注显然是一种重要的视角创新。
在外交政策上，毛泽东始终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著名演化经济学家、挪威学者埃里克·S.赖纳特(Erik S. Reinert)在《富国为什么富，贫国为什么穷》一书中，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新中国自建立以来，既拒绝对西方资本主义全面开放，对苏联有损中国主权的援助也抱有抵制的态度，坚持自力更生的做法为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为未来的高速发展积蓄了能量，这是一个修炼内功的宝贵时期。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开始逐步、有限度、循序渐进地对外开放，在整个过程中，中国都按照自身的节奏而非外部压力来采取行动，这种自主性和定力避免了“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昏招渗透进来并产生破坏”。相比之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缺乏自主的能力，它们迷信西方所灌输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结果导致其产业部门“被华盛顿共识引导下的自由贸易冲击毁于一旦”。赖纳特能够认识到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历史意义，显然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
意大利左翼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Loretta Napoleoni)在《毛式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国家承载着传承与保护伟大文明的责任，“儒家思想将国家视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和捍卫者，国家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儒家文明的统一性与延续性”。政府不仅要维持基本的安全，确保法律的执行，还负有重要的道义责任，其目的是要维护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当近代中国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时，毛泽东领导了中国的文化重建，这不仅成功地抵制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有效地维护了中华文明的生存权利，在今天的中国，中华文明正在经历伟大的复兴。相比之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因为西方的文化入侵，失去了自身历史文明的立足点。纳波利奥尼并不认为毛泽东对儒家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相反，这是一种在批判中的继承和创新。
五、结论
海外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正在经历一种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就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这一议题来说，尽管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坚持西方的价值标准，误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作面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过渡，由此导致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和攻击，但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已经突破这种自由主义的窠臼，他们试图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来认识毛泽东时代的伟大贡献。这些研究既存在某些立场和观念上的狭隘性，又有不少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真知灼见，尤其是他们在研究中所采用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都有很多创新之处。这种研究格局本身就意味着海外中国学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范式转变，中国经验的主体性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对于海外学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中国学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方面，海外学者对中国的关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海外学者的研究与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海外中国学正在经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的新时期，这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机遇。另一方面，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竞争趋于激烈，在中国学者尚未就中国经验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话语的情况下，海外学者正在进入这一领域，争夺解释中国经验的第一话语权，换言之，有关中国经验的话语权存在委于他人之口的风险。马克思曾经说过：“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中国学者必须时刻记住这一警示，更加主动、更加努力地投入到中国话语体系建设这一事业中来，在与海外学者的对话、争鸣与合作中完成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为世界的未来提供有影响力的中国方案。
【察网www.cwzg.cn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作者：于国辉，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