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 | 对于“日杂”事件一点另类的思考
自诩为“民族利益代表者”的国民党当局今天靠这个，明天靠那个，始终也摆脱不了中国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而发动了广大群众的共产党人却可以先后击败日本和美国的侵略者，让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不是历史的悖论，而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社会主义的人民性恰恰是民族利益的基础，如果丢掉了人民，仅仅空喊“民族利益”，那么民族利益也最终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上回答记者问时，怒斥某些“精日”分子是民族败类，大快人心！我们为此鼓掌叫好！近几个月来，一系列穿军服为日本法西斯招魂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人纷纷谴责，相关人员也受到了拘留等处罚。笔者也想在这里谈一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未必正确，姑且算是一家之言吧。
一、从几个广泛流传的谣言说起
很多朋友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现在会突然冒出来那么多“精日分子”?其实，虽然公开表示为日本侵华翻案的历史并不长，但是盲目美化日本现实的谣言则是历史很悠久的。
比如说在1993年第11期的《读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据说是该杂志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文章——《夏令营中的较量》。文中宣称在1992年的夏令营活动中“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千克，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千米路，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千米。”
其实，这种水平的谣言是根本不值一驳的。如果要让十三四岁的初中生负重20公斤，一天之内步行一百公里，那么人的身体是根本承受不住的。红军长征当中丢掉了几乎全部负重飞夺泸定桥时，也只不过通过昼夜兼程在一天之内急行军了120公里。而在茫茫的大草原上连方向都辨不清的情况下，让初中生用一个白天负重20公斤走一百公里的路，那就不是日本人而是超人了。
事实上，1992年的夏令营中的确是日本学生比中国学生表现好一些，但并不是什么中国的教育体制落后，而是因为中国当时因为夏令营只不过是一个娱乐活动，是找的一些普通的学生，根本没有打算和日本竞争，日本则是当时通过精挑细选找了一些体能好的学生。报道出来之后，第二年中国也采取了精挑细选的办法，结果日本溃不成军，此后日本就不再和中国一起举办夏令营了。但是尽管如此，“日本人吃苦耐劳”、“中日两国夏令营当中的较量中国全面失败”的神话却流传了很多年时间。
再比如说，很多年以来都流传着“日本人为了保护森林，国内的一次性筷子从不自己造，都是进口中国的一次性筷子”。而事实上，中国制造一次性筷子所使用的木头都是人工培育的速生林，一次性筷子用的越多，速生林种的就越广泛，森林面积覆盖率也就越大。日本之所以进口中国的一次性筷子，恰恰是由于速生林产业方面做得不如中国好，做筷子还需要一些原生的森林。
至于前几年流行起来的中国人从日本购买马桶盖，结果买回家之后才发现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产品这一类事儿。想必大家都知道，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因此，几十年如一日地塑造出来的“先进的日本”与“落后的中国”这种形象已经在很大一部分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尽管其中的很多说法是违背事实的。这必然会产生一些人对于日本羡慕和向往。再加上这几十年来学术界和媒体上不少人不断的为历史上列强侵略中国翻案，其鼓吹外国侵略是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动力，宣称“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之类。虽然公开为日本侵华翻案的不多，但是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氛围：既然其他列强的入侵对于中国的发展是有好处的，那么为什么日本占领了中国就不会更好呢?
其实，就是在当下惩治“日杂分子”的呼声当中，也流露出了这种明显的不自信。比如说，不少人都以西方国家为例宣称中国应该如何严惩“精日”。问题在于，中国人凭什么要把西方作为政治正确的榜样?西方对于共产党的惩治要比纳粹重得多，我们是否也要学习?
说到底，“精日”现象的出现和“美分”、“国粉”等现象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舆论话语权沦陷和自信力缺失的产物。像笔者以前提到过，20年代60年代时藤子不二雄等创作的日本漫画里都是对于中国羡慕满满，可是后来中国自己都贬低自己，还怎么能指望能够在舆论战中取得优势呢?
二、全面出击惩治“精日”言行
“精日”现象人神共愤，我们理所应当要加强打击力度。同时也要注意到，其他一些现象例如“美分”、“国粉”等危害也同样不小。在现实中，持有思想倾向的人还往往相互交叉、彼此呼应声援。他们共同的基点就是质疑、消解中国国民价值观中的正面共识，散播自我否定、自我贬损、自我矮化的论调，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从精神上为瓦解分化打倒中国做铺垫。比如说，侮辱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烈士的现象要比侮辱抗日战争烈士的现象多得多，甚至整个抗美援朝也受到了很多专家与媒体名人的否定。
我们坚决支持国家加强对“精日”分子的处罚打击。但是也希望，在具体的处理过程中，尽量做到尺度一致，不能有欠账。有一些“精日”分子的处理是比较快速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民愤极大、影响极其恶劣的“精日”分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这无疑是应该继续推进落实的。
比如说，最早一起拘留“日杂分子”的事件是在去年的8月。因为一批精日分子侮辱“四行800勇士”，上海警方迅速实现了“跨省执法”：
【8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通过网络巡查发现题为“四男子穿日军军服在四行仓库拍照”的微博后高度重视，迅速指令属地静安分局开展案件调查工作。经查，李某、高某、项某、胡某、刘某等所谓的“军服迷”经事前商议后于8月1日前往上海拍照聚会。期间，于8月3日22时许穿着仿制的二战日本军服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广场(弹孔墙)拍摄照片。连日来，警方远赴四川、浙江、北京等地，开展调查取证。经查证，李某等五人均主动投案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警方的教育下，他们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性质并真诚悔过。8月23日，李某、高某、项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胡某、刘某因未成年、违法情节显著轻微，被教育训诫。
http://news.163.com/17/0823/16/CSHOO4890001899O.html】
而另一方面，原《炎黄春秋》主编洪振快等人在2013年到2014年攻击狼牙山五壮士，警方的处理速度就显得比较迟钝了。起因是2013年8月29日，广州市越秀警方因张姓网民散布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而将其抓获，并依法予以行政拘留7日。洪振快对此表示质疑，并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一文，以学术的名义攻击抗日英烈声援张姓网民。因为洪振快本人及其公知朋友圈的影响力，警方对此就比较谨慎，没有对其处以刑拘。最后狼牙山五壮士年事已高的亲属被迫出来起诉，结果2016年法院判决洪振快道歉。但洪振快却没有被刑拘，这明显显得过轻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今天对“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两位英雄葛振林、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起诉《炎黄春秋》杂志社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洪振快立即停止侵害葛振林、宋学义名誉、荣誉的行为;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被告洪振快在媒体上刊登公告，向原告葛长生、宋福保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6-27/doc-ifxtmwei9345368.shtml】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是几年前的事儿了。至于当下，在“日杂”问题越来越受到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就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其实，除了直接触犯法律的日杂行为需要严厉打击以外，其他还有一些看似没有日杂行为这样恶劣的做法，事实上也应当大力批判。很多恶搞抗日经典的做法，看似是庸俗化的娱乐，实际上却为日杂行为的滋长提供了软环境和土壤。这也应该值得高度警惕。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近期著名红色音乐家冼星海的女儿在《黄河大合唱》遭到恶搞之后的无奈吧：
【《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之女冼妮娜在接受看法新闻记者采访时称，她对这些恶搞《黄河大合唱》的人感到很气愤，认为他们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要知道，今天幸福稳定的生活，是成千上万的英雄先烈浴血奋战而换来的。”……冼妮娜认为，那些青年人体会不到歌曲内涵而恶搞，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她年近八旬，身体衰弱，实在没有精力去打这场花费很长时间的官司。
http://news.ifeng.com/a/20180130/55622392_0.shtml】
因此，比起来对于现在“严厉惩罚精日分子”的呼声，恐怕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能不能把现在的措施落实好，能够对有侮辱抗美援朝烈士与共产党八路军等行为者也给予拘留等处罚。
三、社会主义与民族利益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日本在侵华上比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害更大。问题在于，两者在损害民族利益这一本质问题上有什么不同吗?何况就现实的情况来看，美国对于中国的威胁与打压显然要比日本多得多，如果要是只反对“精日”不反对“美分”，那明显是不正常的。
其实，在1931年日本大举侵华前夕，国民党当局与其御用文人恰恰正宣传着一种与现下相反的论调，就是“日本与中国都是同文同种的黄种人，所以两国是天然友好的”。他们主要的理论就是希望实现所谓“黄种人大团结”，联合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去进攻苏联。这些文人们在艺术作品当中还采取了借古讽今的做法，大力吹捧拔都西征俄罗斯。
结果九一八事变以后，这些人分分钟被打脸。鲁迅先生在当时就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用讽刺意味的语气评判了这些“黄种人大团结”的鼓吹者：
【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
因此，如果单纯从民族、种族或历史的角度去进行选择性的评判，无疑是一种不科学的行为。只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明确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性质，才能够根本上解决民族解放与国家振兴的文化舆论问题。
事实上，早在30年代，鲁迅先生就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当中给出了自己的精准预言，即只有抛弃国民党当局与其御用文人假惺惺的“民族主义”空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广泛的动员群众，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结果也正如鲁迅先生所料，自诩为“民族利益代表者”的国民党当局今天靠这个，明天靠那个，始终也摆脱不了中国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而发动了广大群众的共产党人却可以先后击败日本和美国的侵略者，让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不是历史的悖论，而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社会主义的人民性恰恰是民族利益的基础，如果丢掉了人民，仅仅空喊“民族利益”，那么民族利益也最终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受到剥削压迫的前提之下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