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江涌丨把握安全态势,缕析辩证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2018-03-15 江涌 察网

摘 要

发展靠竞争,安全靠斗争。斗争尤其是伟大斗争,不能逞匹夫之勇,不能搞孤军奋战。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领导人民,依靠人民,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与一切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违法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统一与领土完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作斗争。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①]由于世情变化多端、国情各不相同、社情千差万别、保障能力高低悬殊、要素环境不断变迁,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类要素及其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不能绝对地、静止地、孤立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国家安全,也就是说,安全没有绝对的,国家安全具有相对性;安全没有一成不变的,国家安全具有动态性;安全是相互联系的,需要增进共同安全;唯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一、国家安全的相对性

一战后耗费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曾经被法国渲染为坚不可摧的神话,但是当德国军队穿越比利时阿登高地进入法国境内后,“马其诺防线”便一文不值,伟大的神话即刻变成了永久的笑话。“马其诺防线”启示,没有什么不可以穿越的铜墙铁壁,没有什么不可以跨越的固若金汤。

任何安全防范都会存在漏洞,总有薄弱环节,要么在物理,要么在管理。物理,总是表现为一定或一系列的技术设施,而技术障碍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因为总有更厉害的新技术出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而实现超越或穿越。奇虎360公司总裁周鸿祎在一次重要的网络安全讲座时指出,网络空间成为大国博弈斗争的焦点,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地;网络攻击的关键在于漏洞,而任何网络系统无一例外地都会存在漏洞,尽管漏洞各国都会有,但是中国网络系统特别多;“我们检测发现,我国软件平均每1000行代码就会有6个缺陷,其中任何一个严重漏洞都有可能成为所在系统的软肋。”[②]

管理及其制度,都是由人来制定实施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总有缺陷,有缺陷就有漏洞,就有攻破城防的机会。因此,要想实施攻击,便可以在人身上下工夫,或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周边人身边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美西方国家在卡扎菲身上难以下手,便想方设法在他儿子赛义夫身上下手。黑客们不好在希拉里·克林顿的电脑上做文章,便选择她的助手胡玛·阿伯丁的电脑作为突破口。赛义夫被拿下,卡扎菲就倒了,那个与美国及西方“作对”的利比亚也就完了。阿伯丁的电脑被攻陷了,希拉里的秘密也就不保了,这位豪情万丈的铁娘子的美国总统大位梦也就泡汤了。

国家相争尤其是大国博弈,是全方位的,全方面的,展现的是综合国力与优势。然而,再强大的国家,哪怕像美国这样不可一世的霸权国家,因为人才、技术、管理、制度及其调动的资源总是有限,所以其安全能力也总是有限,总存在薄弱环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其对手(或国家或机构甚或个人)可以集中资源,发展在某一领域的特殊优势,以这一优势来针对强大国家的薄弱环节,发动超常规、超限制的不对称攻击,攻击或明或暗,或正或奇,也能给强大国家造成困扰,甚至使之陷入某种莫名其妙或有劲无处使的安全困境。2001年美国遭受生物恐怖袭击,一个先前名不见经传的家伙用区区几克的炭疽杆菌,就造成了众多伤亡以及严重的社会恐慌,而后为清理一栋国会大楼内的炭疽杆菌,美国花费近十多亿美元,由于虑及高昂费用而不得不报废另一栋大楼。2003年以来,由于遭遇黑客攻击,美国东北部、东部等地区多次发生大停电,引发一系列不良连锁反应。对于这种严重不对称攻击,强大的美国犹如狮子懊恼袭扰的蚊子、吸血蝇一样,无可奈何。

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化、全球化使得国家安全早已不再局限于一隅一时。网络战金融战随时都可能发生,都在发生,平常就要厉兵秣马、未雨绸缪。传统战争通常都有宣战的时点与“仪式”,而网络战争金融战争往往不宣而战,随时随处。金融无时无刻不在交易、信息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网络无时无刻不在运行。金融动荡、信息失控、网络攻击易于产生“骨牌效应”、“滚雪球效应”抑或“蝴蝶效应”,使得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如此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关乎国家安全。

有鉴于此,国家没有绝对的安全,只有相对的安全:其一,相对于过去,更加安全或更加不安全。国家安全是一种状态,即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是一种能力,即维护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也是一种秩序,即国家总体和重要局部保持稳定与平衡的秩序。状态与秩序是相对的,关键的能力也是相对的。一国如若在资源、技术、管理、制度、队伍等多方面,比过去更胜一筹,亦即有更多的资源、更新的技术、更好的管理、更完备的制度、更出色的队伍,如此在堵塞安全漏洞、防范难测风险、降解各种危机等方面,有更高的能力,那么,与过去相比,就可能更加安全;否则,就会更加不安全。

其二,相对于对手,比较安全或比较不安全。国际竞争中,一方为增进自己的安全,会在资源、技术、管理、制度、队伍等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这种投入通常会打破与对手的均衡态势与安全现状,如此会令对手不得不也进行更多的安全投入,使得失衡的安全状况重新恢复平衡。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双方军费开支螺旋上升,在不断增加的国力消耗战中,在“恐怖平衡”中,没有哪一方实际上获得比对方更多的安全感。今天的印巴之间、巴以之间、南北韩之间、俄美之间同样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再坚固的城防也有漏洞,再强大的对手也有软肋。弱小的对手,倘若充分利用好天时地利尤其是人和,敢于战斗,善于战斗,利用超限战、不对称战,例如像单枪匹马的恐怖分子“独狼式”的袭击,也能给强大的对手以局部重创,从而在心理上安全感上占据某种优势。因此,所谓强大优势或弱小劣势,只是相对的,只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一方的整体优势可能被另一方的局部优势所否定,一方的长期优势可能被另一方的暂时优势所否定。

其三,相对于危险,安全不是静止的永恒的,安全态势总是在不断变化,甚至向危险转化。“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③]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最安全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危险的,安全与危险不会泾渭分明,有时很可能只在一瞬间实现易位转换。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盲人与瞎马都不知道处于十分危险的处境,但是倘若停止信马由缰而悬崖勒马,就会转危为安。安危之间,自然有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但是没有或实际上很难找到一个类似“冰点”“沸点”这样清晰的临界点。生物技术亦军亦民,可攻可防,军民难辨,攻防难分,研制生产销售解药的(如疫苗)很有可能就是研制生产销售毒药的(如病毒),安危一体。当美国人因为苏联解体而洋洋得意“历史终结”的时候,9.11事件、次贷危机、特朗普当选、阶级种族对立等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正把美国推入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当今世界,国家之间,通常既没有绝对的朋友,也没有绝对的敌人,正是基于安全与危险之间没有清晰且不可跨越的边界。

国家安全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安全,要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那样不仅会背上沉重负担,甚至可能顾此失彼。”[④]美国的快速衰落,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统治者执迷于“绝对安全”“御敌于国门之外”甚至“拒敌于千里之外”等不可能实现的安全观,为此历届政府穷兵黩武,到处耀武扬威,长期透支国力,量变引起质变,发展如登,衰败如崩。

二、国家安全的动态性

国家的安全状态总是随着国家的安全环境、安全能力、安全秩序的变化而变化。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化、全球化日趋发展的条件下,没有永恒不变的安全,没有一劳永逸的安全,也不可能有完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安全,只有动态的安全,在动态中认知、把握与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变化带来不安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成为社会变化的最强而有力的杠杆。然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破坏力,关键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如何被恰当的利用。被广泛肯定与赞誉的现代科技、信息、智能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均衡的、公平的。对于沉默的大多数,对于接触与使用现代科技有这样或那样障碍的人们,消极影响往往更多更大。例如,铁路部门推出12306网络购票,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便利了出行,但是对于普通群众,对于广大农民、工人、农民工却遭遇(尤其是节假日)了买票更难、买票更贵(往往只能通过黄牛)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调节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另一个强而有力的杠杆。在市场作为基础性乃至决定性的配置资源手段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也导致愈发严重的两极分化与贫富不均。古代圣人告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社会不公平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源头,社会不稳定则是国家不安全的重要源头。

快速变化凸显国家安全。战争形态的发展,非传统安全的显现,使得国家安全的时空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陆战以周月计,空战以小时计,网络战金融战则以分秒计,分秒必争。东南亚一些国家人民辛苦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在华尔街银行家精心布局和无情洗劫下,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网络战把现实世界的博弈拖入虚拟世界,可以对特定对象进行秒杀。一度肆掠的勒索病毒只是美国庞大而先进的病毒武器库中的一类“常规武器”,其产生的危害之大之深也只是美国网络战的小试牛刀而已。过去的战争,两军对垒,短兵相接,敌军清晰,清晰甚至可见对方的胡须;今天网络战金融战可以在虚拟世界通过敲击键盘的方式瞬间完成,往往冤无头债无主,很难找到实施报复的对象。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化、全球化使得区域乃至世界越来越一体化,管理扁平化,攻击瞬时化,死亡无痛化,传统安全越来越非传统安全化,须臾便有万千变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智能,整个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美好了。其实,从安全的角度看并不是,我们发现安全形势实际上是日益严峻。”[⑤]

不断变化加剧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客观状况在不断变化,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不断变化,国家安全的稳定与平衡之秩序也在不断变化,而变化往往并不是朝着一个方向变好或变坏,而是或好或坏,时好时坏,此好彼坏。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有句名言:“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不断变化就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是风险,就是不安全。国家政权的结构与性质不断变化,其表现出的功能随之不断变化;国家主体之间的博弈不断变化,其竞争合作方式程度不断变化;各类安全行为主体的力量消涨不均,国家安全链条与环节的强弱在不断变化;非传统安全的风险源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甚而随机性,难以把握;金融领域杠杆使用越来越多,战争系统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生物技术军民两用、攻防兼备越来越难以区分,由此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估计。

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⑥],“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⑦],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与关键”[⑧],当然发展可以解决一系列安全问题,例如,过去的“落后就要挨打”与“贫穷就会挨饿”这两大问题,都是通过发展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是,与此同时,发展也会带来新的安全问题,甚至很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安全问题。“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低下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⑨]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安全问题会在发展中不断涌现。执迷于发展,或执迷于安全,都失之偏颇,因此必须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

封闭提高熵值,导致僵化与停滞,开放才有生机与活力,但是开放也会带来新的安全问题。维护国家安全,长期被理解为“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越来越广泛而深度地融入世界市场与国际社会。国门打开,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进来了,朋友来了,乔装打扮的豺狼也来了,抑或外来的本身就是亦狼亦友。国内吸引力日增的大市场同时也逐渐成为防狼打狼的主战场。但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很多风险源头在国外在境外,所以御敌反恐打暴扫毒,要注重境外清源。在全球化如火如荼的情势下,中国现代化建设,越来越离不开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应有权利,同时适度开放本国资源与本国市场,使之成为他国可以利用的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也是中国的应尽义务。国内与国际资源,国内与国际市场,很难截然分清、区隔彼此,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三、国家安全的共同性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界上有近两百个国家,可谓千奇百怪。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缘等国情不同,各国对主权、政权、核心与重大利益的认知有别,维护安全状态与秩序的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国家安全有着不同一般的个性与特殊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推进、各国交往交流交融的广泛与深入,世界各国求同存异、趋同化异也越来越明显,国家安全在个性与特殊性的基础上,出现越来越多越大的共同性。依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共同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共同性与特殊性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而不断转化。有鉴于此,不难理解,国家的共同安全与自身安全相辅相成。

“政府—市场—社会”以及与之对应的“权力—钱力—民力”形成三位一体,构成对立统一。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与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都生长在社会肌体上,源自社会,服务社会,受社会肌体的调遣。但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越来越游离于社会肌体,政府权力与市场钱力越来越游离于社会民力。特别是市场钱力(即资本力量)不仅俘虏了民力,还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而制度主要是由资本设计。美国的华尔街不仅控制了主街(金融资本控制产业资本),控制了主要媒体,而且控制了华盛顿,控制了国家政权,使美国紧步英国后尘,实际沦为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⑩]资产阶级政治家当初谆谆告诫要“节制资本”“驾驭资本”早已成为一句空话。在越来越多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取得了绝对优势,近乎大获全胜,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不仅控制了报刊、控制了政府,甚至要控制一切,如此给主权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是当今世界各国国家安全主要是政治安全实际面临的最大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类似风险,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防止“官商勾结、资本操纵”的警告。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全人类全世界安全构成威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西方历久弥新,美国及其同盟国多年来热衷和平演变,输出颜色革命。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独大,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把世界搅和得周天寒彻,搞得乌烟瘴气,局部战火频仍,地缘政治动荡,难民危机加剧,生灵涂炭不绝。然而,全球化的广泛深入发展,使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行为后果越来越出人意料,亦即衍生出越来越多“回旋镖”,伤及美国及其盟国自身,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暴力恐怖危机等在欧美越来越频繁出现,真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现在,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国发展起来后会不会也搞霸权主义、欺负别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11]“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我们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2]但是,今天的中国尚缺乏应有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说话,听者甚众,但是信者似乎不多。

历史上,大国之间,尤其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恶性循环的竞争竞赛,通常是守成的老大打压新兴的老二不遗余力,由此易于落入所谓“俢昔底德陷阱”。但是,历史表明,狮虎一旦相争,没有最后的赢家。世界老大与世界老二的争斗,受影响受波及的当然不只是两个当事国,而是要影响地缘政治,殃及池鱼,甚至要波及国际政治,环球共此凉热。因此,维护世界和平,避免所谓“俢昔底德陷阱”,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虚拟世界,网络霸权与网络攻击,不仅成为一类事业,而且也成为一种商业,一年一度的火暴的国际黑客大赛,以及2017年夏天出现的勒索病毒肆掠,把网络战的事业性质与商业特征充分地展示出来。作为当今世界老大、在网络世界具有近乎不可撼动的全面优势的美国,为捍卫及拓展霸权,美国政府将美军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保持同等地位,网络空间正式与海洋、陆地、天空和太空并列成为美军的第五战场。美国的所作所为对他国网络主权与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但是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纷争、特朗普通俄门、斯诺登棱镜门、美国东部大停电等等事件表明,美国的政治安全、国家安全同样面临网络攻击的严重威胁。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日益突出,并不断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特别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较大风险隐患,网络安全防控能力普遍薄弱,难以有效应对国家级、有组织的高强度网络攻击。网络安全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安全。

此外,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自然灾害、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气候变化、信息安全、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等全球性挑战——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越来越多、越来越紧迫。“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3]

在风险跨区域转移、危机跨国境传递上,似乎没有比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更具有跨区域跨国境的传染性。多年来,金融危机原本集中于新兴市场,集中于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带,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近些年来,金融危机越来越多地回归到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大危机引发大萧条,产生大冲击,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势头仍然脆弱,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全球治理任重道远;长期以来,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没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对立,凌驾于自然之上。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当时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4]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受到越来越严重制约,全球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全球化与边缘化结伴而行,贫富分化与僵化极化相辅相成,暴力恐怖在边缘地带、塌陷断层带、地缘政治动荡带兴起。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有鉴于此,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面临更为紧迫的挑战,与此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目标迈进,因此也更应该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我们应该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汇合点,树立双赢、多赢、共赢新理念,坚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5]“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16]

四、国家安全的创新性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国家安全的相对性、动态性与共同性,决定了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一定要具有创新性。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7]如果说“挨打”属于生存安全,“挨饿”属于发展安全,那么“挨骂”应当属于治理安全。中国要解决“挨骂”即争取国际话语权问题,就要引领全球治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过去,中国在很多情形下一直是世界的函数,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今天,中国则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世界变量,有时甚至是世界的关键变量。不仅中国的领导人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影响着世界、改变着世界,连普通中国人(如“中国大妈”)也在影响着世界、改变着世界(“中国大妈”蜂拥买金一度冲击国际黄金市场,“中国大妈”广场舞随着火暴的出境游而传遍世界)。从当下开始,中国要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在发挥越来越多的关键变量作用的过程中,应注意“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8],也是引领治理的第一动力。

长期以来,因为资源有限,用于发展就不能用于安全,所以往往将安全与发展对立起来,造成安全与发展的分离。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发展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周边安全陷阱”。实际上,安全与发展不仅有对立性,也有统一性。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为主线,在该理论科学指导下,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并行不悖。“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观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理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建设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新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19]

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创新发展与安全新理念,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20]同理,大家共同安全才是真安全,可持续安全才是好安全。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穷者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每一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要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统筹维护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21]

探索创新国家间合作方式,实现合作安全。安全总是相对的,没有所谓的“绝对安全”,因此就应该摈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富国,理应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实现合作共赢,实现合作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有句谚语说得好:“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22]

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健康中国”新理念,最终打造一个可爱又可敬的中国。

通过绿色发展,实现生态安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62 44803 62 28141 0 0 9203 0 0:00:04 0:00:03 0:00:01 9205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社会矛盾凸显期,公共安全事件易发多发,维护公共安全任务繁重。有鉴于此,要推进公共安全工作精细化、信息化、法治化,不断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类风险,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真正建设好平安中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除了享受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外,还应当具有更加健康的体魄。是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不可忽视的是,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以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不断发展。

维护国家安全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斗争是安全思维的应有之意,即以斗争来维护国家安全,以斗争来塑造国家安全。伟大斗争是新的历史时期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应有之意,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起点。“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做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准备,层层负责、人人担当。”[23]发展靠竞争,安全靠斗争。斗争尤其是伟大斗争,不能逞匹夫之勇,不能搞孤军奋战。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领导人民,依靠人民,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与一切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违法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统一与领土完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作斗争。

安全环境总会变化,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伟大事业,而事在人为。人是事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也是维护国家安全最关键的因素。过去,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今天,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最坚强的保障。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必须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人民信赖,得到人民拥护。如果还真的存在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那就是全心全意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众志成城,凝聚磅礴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量。维护全人类安全,增进世界和平安全,实现共同安全,需要调动全世界人民的主体意识与革命热情。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②]周鸿祎为全国百万政法干警讲网络安全,新华网2017-09-29。

[③]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

[④]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⑤]周鸿祎为全国百万政法干警讲网络安全,新华网2017-09-29。

[⑥]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2015年11月7日)。

[⑦]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21日)。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⑨]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求是》2016年第1期。

[⑩]江涌《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11]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2013年3月20日)。

[12]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2014年8月22日)。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1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页。

[15]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2015年5月7日)。

[16]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3日)。

[17]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

[1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19]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4月22日)。

[20]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2015年9月28日)。

[21]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2015年3月28日)。

[22]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21日)。

[2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国有资产管理》杂志2018年第2期,有删节。作者授权察网全文发布。】

点击“阅读原文”,更多精彩尽在察网:www.cwzg.cn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