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旭 高冠中丨反思西方经济学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表现为资本的生产率，各要素都要服从资本增殖的需要。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社会的生产力，特别是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结合方式，会极大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们培育增长的新动能，政策的设计必须既要激励生产力的层面的因素，又要激励生产关系层面的因素，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手段，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机制。
自美国学者阿布拉莫维茨提出“除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存在其他因素的贡献”的观点之后[1]，罗伯特·索洛构建了一个可操作的 30 43115 30 13177 0 0 923 0 0:00:46 0:00:14 0:00:32 2607型度量了阿布拉莫维茨的所说的“不可知”的因素，并将这一不可知的因素归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即通常被我们称之为“索洛残差”的部分，[2]美国学者肯德里克将这一残差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3]由于索洛模型正确地指出了技术革新或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增长中的作用，相对于已有研究更能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因素，因此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推崇。自此，全要素生产率就被赋予了魔幻般的作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或经济能否维持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指标，并将其作为国家或地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特别是在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提出质疑之后，[4]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学者也纷纷加入其中，涌现了诸多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及政策主张。在当下，很多学者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看作是中国引领经济新常态和实现供结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关键，甚至有学者直接将其看作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①]。那么，这一具有魔幻般作用的概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其本身是否是科学的以及是否能真实地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以此为依据所制定的宏观政策是否能有效引领我们的新常态?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指向的政策设计，是否能使我们顺利实现结构调整和提升经济效率的目标?由于这一理论事关我们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与政策制定的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一、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思想渊源与演化
全要素生产率或总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常常被指认为一个经济体增加的产出中不能用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解释的部分，即产出增长率减去要素投入增长率的剩余部分[②]。主流经济学将其称作要素组合的配置效率，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不是单一要素对增长的贡献，而是所有投入要素组合的贡献，即人们常说的“索洛残差”。索洛残差在莫塞斯•阿布拉莫维茨看来，就是度量人类“无知”的部分，只是这个“无知的部分”被索洛解释为“技术进步”，而后来者则一步步地将其归于不同的主客观要素，尽管这些要素的界定与分解本身未必是科学的。从对这一范畴的界定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残差或余值，其本身是在与作为要素的资本和劳动等的关系中确定的。在方法上，人们首先要界定和度量要素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然后才能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对要素贡献的度量是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前提。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理论，在本质上是建立在要素价值论基础上的。从思想来源看，其是古典经济学“斯密教条”和庸俗经济学 “三位一体公式”的现代翻版。要探究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科学性与否，我们首先要分析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否是科学的。
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无论什么产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的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5]亚当·斯密将社会商品总价值归于工资和剩余的总和的这一观点，被称作“斯密教条”。事实上，斯密的这一观点之所以被称为“斯密教条”，是因为其忽略了生产中固定资本及其价值向商品的转移。正是缺少了对固定资本的科学分析，阻塞了斯密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尽管斯密曾经试图通过将收入划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来弥补自己理论的缺陷，但由于其始终是与我们称之为“斯密教条”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这使斯密最终没能建立起科学的宏观经济理论。也正是斯密教条将产出或收入归于这三个部分的观点，为现代增长理论及其要素贡献的分解和度量提供了思想来源与理论建构的基础。萨伊继承了斯密价值理论的庸俗部分，在“斯密教条”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生产和分配的三要素学说。萨伊将生产定义为“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认为资本、劳动和自然力都具有生产力，它们共同创造效用和财富。与生产上的三要素论相对应，自然衍生出分配上的三要素论，而其具体的逻辑就是“资本——利息(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马克思将其讽喻为“三位一体公式”。
萨伊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形成了要素价格理论，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形成了增长的要素贡献理论和后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萨伊之后的西方学者引入了新古典范式的供求均衡分析方法，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要素价格的决定而不同于萨伊的单纯的要素贡献视角来说明要素贡献或报酬，而且，自马歇尔开始，他们又将利润从利息范畴中独立出来，用所谓的企业家才能来说明利润的来源，但从本质上看，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萨伊的要素贡献论范式，有的只是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各类翻版。
随着边际主义分析占据主流，西方经济学不断引入数学方法进行要素的分解和度量，在技术上就表现为各种生产函数的构建和检验方法的演变。从生产函数的构建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经历了由使用生产函数到尽量回避生产函数。而在使用总量生产函数上，也存在不断改进测算方法和生产函数之间的关系的修正过程：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到随机前沿面生产函数的使用等等。与上述相对应，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上，最终形成了两种占主流的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参数法更依赖于设定生产函数，而且在函数的解释变量的设定上也不断加入新的要素以解释那个“无知的部分”。相对于参数法，非参数法则尽量回避生产函数，先后出现了指数法[③]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两种度量方法。但从整体来看，西方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无论是参数法还是非参数法，其分析的前提都是建立在对要素投入贡献的度量基础之上的。在实际的经验分析和实证检验过程中，绝大多数分析也都是先假定投入要素的贡献既定，然后考察某一因素或几个因素的变动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情况，这种分析方法就是我们称之为“单一因素”的分析范式，具有强烈的形而上学性。当然，按照萨伊的界定，这一范式是以主观的效用论为基础的，其本身又具有唯心主义的特征。这样，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就在所谓的要素组合分析的外在形式下事实上排除了方法论上的辨证的系统方法。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理论其分析的基础和前提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它的方法无论如何改进和貌似科学，也只能在错误的方向上渐行渐远。因此，在讨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度量是否科学有效之前，我们有必要事先考察其理论基础和分析的前提是否是科学的。
二、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本质与分析逻辑
由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和度量是以对要素的增长贡献的准确测度为前提的，而要素贡献理论又是以萨伊的要素价值学说为基础的，因此，要认识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科学性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其理论基础和分析的前提是否是科学合理的。事实上，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对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指出了其观点和方法的混乱与错误。
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丝毫没有想到，它作为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6]925而且，“这个公式应该包括各种收入源泉之间的关系”。[6]925但事实却是，萨伊将分处不同领域的范畴置于同一个公式当中，即在公式的左侧摆上自然形态的东西，而在公式的右侧摆上价值形态的东西，同时将分别处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范畴强行并列在一起。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其在再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上具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从它在流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看，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就货币资本来看，它是一定的货币额，而土地和劳动必须要用这种货币资本来租用和购买。因此，把资本和土地、劳动并列起来，就等于把资本的总价值量和它的两个物质部分并列，这反映出的必然是一种混乱的关系。从生产过程中资本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看，资本表现为生产资本即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表现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劳动。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劳动就都表现资本的属性，都是资本的存在形式，而不是自为存在的东西。土地这一自然要素，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能成为其所有者凭借对其具有的所有权而成为交易的对象，萨伊却将这一自然要素与作为生产的因素的结果并列在一起——“一方面摆上一个使用价值，即土地，另一方面摆上一个价值，而且是一个特殊的价值部分”。[6]925对此，马克思指出，“借此形成一个对立，那是愚蠢的做法”。[6]925这样，萨伊就将生产的社会形式完全从这一公式中抽象掉了——完全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在这个公式中，利润，这个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就幸运地被排除了。”[6]921,922由此，资本主义财富的真正来源就被这一形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也被混淆为要素组合的贡献。本来，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而利息(利润)和地租是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因此，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都来源于雇佣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但是，“三位一体公式”却把这三种收入分别归于了劳动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抽象、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和作为单纯的自然要素的土地。而且，从总量的经济增长来看，“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把固定资本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部分撇开不说, 总收益或总产品的价值, 等于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 加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剩余价值”。[6]951,952作为社会总收入在不同资本之间分配的，也只是“总产品扣除了被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 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6]952而劳动者的工资，则是在流通领域通过预付支付的，并没有参与所谓的收入分配。萨伊的这一系列混乱的观点，甚至招致了另一位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批判，“萨伊是想让我们把资本的服务理解为真实资本里存在着的自然力量的活动, 如负重兽类和机器的实际活动, 煤的热力的发动等。但是如果他所指的是这一点, 则整个问题便全都错了”。[7]
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思想，却被萨伊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并被奉为经典。克拉克、萨缪尔森等将萨伊的这一思想数理化，他们将生产函数建立在“三位一体公式”基础之上，成为西方主流增长理论的核心理念——将总产出或总产品归于所谓的全部要素的贡献，将在现有方法和技术不能分解和度量的部分归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额外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主流经济学者往往对土地这个要素又存而不论，他们常常将要素增长贡献的方程构建为一个不包含土地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即使按照他们的理论和逻辑，也必然存在较大的要素贡献统计误差，这在事实上也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那个“无知的部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将生产函数构建在使用价值基础上，即效用的基础之上，因此根本不能科学地反映要素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必然无法说清楚这一社会关系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而这也被他们纳入了残差或余值当中。从实践来看，由于这个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是“不可知”因素的贡献，其将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归于一种混沌的因素集合，那么建立其上的经济政策也必然是模糊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政策来指导经济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不确定的：要么与政策目标渐行渐远，要么因模糊不清而无法操作。
三、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实践检视
前文已经阐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需要以对要素投入贡献的科学而准确的度量为基础和前提，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对不同要素进行科学而有效地分解。但事实上，萨伊的要素价值论本身就是非科学而混乱的，它完全掩盖了一个社会生产的真正主体和价值的来源。那么，建立其上的要素分解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在实践上也必然存在混乱和误差。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可供选择的数学工具自身的局限性，使研究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和度量上始终无法有效解决因作为解释变量的各要素之间的“共线性”所导致的统计误差问题。上述两个方面，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在实践的应用上存在诸多的悖论 45 43115 45 19822 0 0 1317 0 0:00:32 0:00:15 0:00:17 4100
1.价值源泉的错设使要素分解无法真实反映要素的增长贡献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一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8]714这一规律又会以竞争的方式转化为对资本家外在的强制规律发挥作用。[8]312现实的资本主义竞争，是通过使商品变得便宜来实现的，[8]722而商品的便宜程度，是由各个企业所具有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因此，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变得便宜就成为资本获取价值增殖和维持自身生存的必然选择。追求价值增殖和应对部门内部与部门之间的竞争，推动资本主义企业不断调整企业的生产方式以实现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作为资本主义逻辑和历史起点的协作，转化为以企业内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以大机器体系为标志的大规模生产，最终发展为当代的以全球性分散生产的国际分工网络。相应地，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也由绝对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化为以缩短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使劳动者由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转化为实际隶属，于是劳动的生产力也就转化资本的生产力。因此，无论是就流通领域的货币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还是就劳动生产力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结果来说，它都表现为资本的属性，隶属于资本。因此，劳动者并没有参与总收入的分配，有的只是不同资本之间共同占有和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样，建立其上的增长贡献的要素分解和度量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这一事实，以此为基础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也就不可能是准确的。而且，就算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要素价值论，资本和劳动都是增长的要素，其增长贡献的度量也是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悖论的。我们知道，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增长率与要素投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之差，权重为要素的收入份额。但如果资本和劳动在收入中分配比例的变化恰好资本占比的提高是劳动占比的下降，或者是相反，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完全可能保持不变。例如，国际上一直有声音认为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率被高估，但我国进行的前两次经济普查的结果却发现，我们的增长率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低估了：我们将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由10.1%上调为16.8%;将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上调为9.6%;而第三次经济普查，则将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上调了3.4%。[9]按照我国学者的研究，这一期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但没有增长，甚至是一直下降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并未真实地反映增长的源泉。
2.资本与技术的不可分性使要素贡献无法被有效分解
1957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索洛在其增长理论中，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和被忽略的因素的增长，并将这一被忽略的要素归于进术进步。按照索洛的研究，1909-1949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有87.5%应归因于美国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这里，索洛将资本(常常指新的投入或投资，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一种度量即期的方法)和技术进步分离开了，将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纳入其增长的分解当中。索洛的这一增长的要素分解，甚至受到了西方学者如菲利普等的批评，[10]他们认为这一方法所使用的参数估计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然而，西方学者的批判只是流于全要素生产率度量方法这一表面的错误，并未从本质上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错误根源。事实上，资本与技术从来就是不可分的：技术进步总是以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积累和投入来体现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作为固定资本的物质表现形式的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这一现代化生产方式时，资本才找到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11]93，94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最大限度地缩短必要劳动是资本的一个必然趋势，而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对此，马克思指出，“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11]92，93 “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11]93可见，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技术进步总是与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从来是不可分的。为获取更大的价值增殖和为应对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总是不断寻求提升自身的生产率，这就赋予了资本一种趋势：不断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于是，“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11]94既然资本和技术进步是不可分的，那么将技术进步作为独立的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就必然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知道，伴随企业的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也就是说，新的固定资本的投入可能完全是一种新的异质性技术的体现，这必然会引起企业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从而带来产出效率的增长。而且，一个企业或产业的技术进步，可能完全是由于异质性生产资料或劳动对象(由其他部门或产业提供的中间品)的购入和使用实现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企业购入新机器本身是作为固定资本投资来实现的，但这种新的机器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技术进步，那么由此带来的产出效率的提升是应该归于资本还是归于技术?在实际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和度量中，其是被计入资本投资的，因为这个技术进步是包含在这一资本品的投资当中的。如果我们这样做，并以此来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必然会有意无意地低估甚至忽略资本积累或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这一点在西方学者那里就提出了批判。斯蒂格利茨在讨论资本积累和“学习”之间的界线时就指出，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不清晰的，“新理论的发现和新研究的实施通常来自新的投资。如果投资的节奏决定了学习的进程，我们当然就无法清楚地区分哪部分生产率的提高来自资本积累，哪部分来自科技进步了，因为两者本身就纠缠不清。”[12]而且，在实证计量分析中，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还忽视了固定资本的滞后效应。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方法来看，其度量的主要是即期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变化，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反映的是即期的经济效果。但对固定资本投入来说，其在生产过程中会长期发挥效应——这一效应在统计量上具有较强的滞后性，这种即期的计量就将固定资本在以后的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忽略掉了，如此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必然是以资本要素的贡献被低估为前提，自然也就夸大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我国学者郑玉歆就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 而且还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及差异”。[13]
3.“劳动要素化”设定忽略了增长的生产关系结构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构成生产力要素的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劳动。其中，最活跃最能动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是生产力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建立在“斯密教条”和“三位一体公式”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生产理论，将劳动者与资本等并列纳入生产要素的集合，以生产函数形式构建了生产者决策模型，把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物质生产仅仅看作是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认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形式，实现利润最大化。[14]在增长的核算中，主流经济学往往使用新增就业指标，以劳动者收入在总收入的占比度量劳动对增长的贡献。这样，劳动者就仅仅被视为同其他要素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劳动者的劳动也就被看作是每个个人的孤立行为。但问题是，人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行为必然受到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理论时曾经说到：“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15]事实上，作为生产主体的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物质生产的、作为历史起点的现实的个人。他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总是同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化自然环境)相关联，总是处于社会交往中并同社会历史生活结合在一起。遗憾的是，李嘉图这种逻辑上的缺陷不但没有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那里得到矫正，反而在后续的理论研究中不断得以强化。特别是萨伊以来，直接把劳动者同资本、土地一样看作是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完全忽略了劳动者作为历史的、现实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但从本质上来说，机器再先进，也是要靠劳动者去操纵的。因此，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态度、劳动热情、劳动的积极性和严谨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将起着主要的作用。就像马克思阐述的那样：“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8]208可见，在马克思这里，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因此，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不同结合方式所决定的生产的不同性质，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决定了劳动者是为自己劳动的，这可以直接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各种创新的出现;而在借助资本家实现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间接结合下，资本对劳动的占有，使劳动者成为生产的要素而失去生产的真正的主体地位。由此，在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度量之前，抽象掉劳动者所处的社会关系，对劳动要素的贡献进行度量是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劳动的增长贡献的。虽然有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并提出了以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增长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归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然而，人力资本理论虽然注意到了现代的生产更多地依赖于人自身的主观创造性和知识的学习、创新与整合，强调智力投资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却完全抽象掉了生产关系。在其理论中，他们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资所得，并且认为“人们已经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大量的知识和多种技能，他们已经变成了资本家”。[16]在实际的计量分析中，学术界也往往用受教育者的教育年限和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层次来度量人力资本，但问题是，受教育者的层次尤其是受教育的年限，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劳动者的素质或人力资本的高低。如果教育的接受者是在教育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的需求结构已经错位的条件下接受教育，那么对某一产业来说，这样的人力资源并不意味会提升这一产业的实际效率。而且，所谓的人力资本或智力资本，如果离开了具体的人，其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激励机制下，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会有所不同，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就不同。对于中国产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所面临的“双重锁定”和“双端挤压”困境，我国学者黄群慧将其归因于“工匠精神”的失落，并强调：“合理的激励制度，能够引导培育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行为习惯，最终形成体现为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这就要求围绕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钻研精神奖励、创新导向激励、职业社会保障等建立完善相应的激励制度体系”，[17]这是对劳动者主观能动性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生产力进步作用的一个很好的阐释。
五、结论与启示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后的余值，因其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本身的含混性与模糊性，建立其上的分解和度量也必然是含混而模糊的。一定意义上，学术界对全要素生产分析的热情，来自于对技术进步的厚望。然而，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及由此所推动的经济效率的提升，总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对此，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 61 43115 61 26467 0 0 1641 0 0:00:26 0:00:16 0:00:10 5389 61 43115 61 26467 0 0 1545 0 0:00:27 0:00:17 0:00:10 4800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7]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分析，由于抽象掉了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抽象掉了一个社会生产条件的分配和由此形成的收入分配关系抽象地讨论增长的源泉、驱动力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必然会掩盖生产力演化过程中最根本的特征――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演化，也就不会考虑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差异。各国的发展实践却表明，大多数的工艺创新恰恰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对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忽略，必然使其无法建立科学而精确的效率度量。因此，我们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培育增长的新动能的政策时，不能将政策制定的依据立足于这个理论上模糊的、计量上含混而残缺不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与度量的结果上。一个替代的方案是回到马克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框架下设计推动经济有效发展的方案，即将发展置于“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理念下，不断推动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决定的[8]53，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表现为资本的生产率，各要素都要服从资本增殖的需要。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社会的生产力，特别是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结合方式，会极大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们培育增长的新动能，政策的设计必须既要激励生产力的层面的因素，又要激励生产关系层面的因素，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手段，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机制。
参考文献：
[1] Moses·Abramovitz. Resource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6, 46(2): 5-23.
[2]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1): 65-94.
[3]J.W.Kendrick.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25-35.
[4]Krugman,P.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J] .Foreign Affairs,1994,73(6):62-78.
[5]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46-4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J].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l5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邹春霞 张钦.统计局发布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EB/OL].[2014-12-17][2017-05-22].科学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12/309497.shtm.
[10]Felipe，J.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A Critical Surve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9，35(4)1-4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2]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伍尔德. 破除比较优势神话 创建学习型社会[EB/OL].
[2017-07-22][2017-07-23] 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SiDiGeLiCi/2017_07_22_419414.shtml.
[13]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再认识——用TFP分析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若干局限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9):3-11.
[14]魏旭，张春舒.西方主流经济学生产理论批判[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1(6)：25-29.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72.
[16]西奥多•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198.
[17] 黄群慧. 工匠精神的失落与重塑[EB/OL].[2016-06-29][2017-05-22]光明网，
http://news.gmw.cn/2016-06/29/content_20749539.htm.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472.
[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国学者沈坤荣、贾康、罗庆朗等学者的相关论述。
[②] 所谓的生产要素的投入，最初常常系指资本和劳动。随着增长核算模型的不断拓展，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其他要素也不断被纳入要素的分解与核算体系当中。这里，尽管将资本和劳动等作为并列的要素本身就是一种混乱的界定，但为行文的方便，我们暂时借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对资本和劳动等范畴加以使用。
[③] 最初使用的指数法是Laspeyres指数公式，但由于这一指数无法实现对连续时间数据和离散型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随后产生了目前三种比较流行的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方法：Divisia指数法、Tornqvist指数法和Malmquist指数法。
【魏旭，经济学博士，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高冠中，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本文经作者授权，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7期。原标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实践检视与方法论反思——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