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演变出一种新形态——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混合：一方面中心国继续从边缘国获得大量资源、商品、服务，但是边缘国的上层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也大量投资于中心国，二者的上层更加融合，但是二者的下层都更加受损。这种新形态的帝国主义不同于二战前更多立足于民族国家互相争夺对抗的帝国主义。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阿根廷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增长和危机的继起，提供了一个对于当前新自由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新进程之政治形态的典型例证。我们称这种新体系为“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混合”，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不仅处于美国霸权之下的中心国，不仅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而且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是问题的关键。在分析如美国或欧洲的中心国家时，我们用“统治阶级”一词指资本家阶级及其在管理上层中的同盟，在此的“管理”是在广义上理解的(在“管理上层”中，包括高级政府官员)。这个定义与我们对于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阶级解读的著作中的使用一致。所谓“大众阶级”，指生产工人和办公职员。这种阶级形态存在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但很明显这一框架也需修正以适应各地(如阿根廷)和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特殊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阿根廷，存在一个很大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或多或少与农业企业相联系);军队等级中的上层军官占据的位置极重要;经济体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各种形式的“地下经济”。而且，承认各领域中存在着领导家族也是很重要的，他们有时被称为“寡头”，特别是在外围国家。这是统治艺术中“劳动分工”的表现。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阿根廷的统治阶级确实参与了这种新帝国形态的创建，他们并非被动地作为默默的牺牲品，而是作为积极的行动者，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关照。
在下文的分析之前，回忆一下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突出特点是很重要的。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在美国和其他位于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本身是有问题的。它主要指“市场”的统治和政府干预的日益减少。实际上，我们有更为充分的理由称这一阶段为新“金融霸权”。金融霸权中的“金融”一词，意指资本家阶级的上层及金融机构(如银行、基金)，这些机构遵照资本家阶级上层的意志行事，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阶段紧接在二战(或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妥协”阶段之后。虽然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有其复杂性，但我们可以确认新自由主义出现的时间为1979年，这一年美联储决定只要有助于扼制通货膨胀，可以提高利息率到任何水平。我们称此为“1979年政变”。众所周知，这一政变带来了许多恶劣影响，其中包括引发了所谓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这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地被引入到这个星球的其他地区。
在中心国，新自由主义向着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向修改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如上所述，“金融资本家”的收入和权力，在经过一个相对下降的阶段后，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二战后，在像日本或法国这样的国家，金融受到“压制”。当时实际利息率很低;公司几乎不分红;股票市场停滞;金融机构的利润率很低，甚至是负数，其任务只是为经济体中非金融部门提供金融支持。在美国，同样的机制在起作用，虽然更为温和，也许称为“遏制”金融更为合适。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政策目标指向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在外围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带有严重的政府干预和大规模保护主义的发展模式得以实施，并带来了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结果。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从这些模式中获益。这一点对于欧洲同样正确，但凯恩斯主义妥协的社会框架的主要特征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也有差异。
新自由主义朝着有利于资本家阶级和管理层上层的方向转向改变了这种社会秩序，这些阶层是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当中大众阶级(popular classes)被打败了。新的纪律被强加到劳工和一般管理层(区别于管理上层)身上;新的政策被确立，这其中价格稳定是中心目标;边界被开放，允许商品和服务以及资本(但不包括人员)自由流动。虽然跨国公司的兴起大大早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出笼，但是新的国际形势倾向于强化新的国际生产分工，这种分工是在金融和非金融跨国公司主导下进行的。
虽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一切发展阶段，包括凯恩斯主义妥协阶段的结构性特征，新自由主义仍在相当程度上实质性地改变了帝国主义的表现。帝国主义关系的要旨在于以低价从世界其他地方攫取最大收入和资源的能力。帝国主义的第一个手段是直接的“经济”强制，如处于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之间开放边界，总是有利于最发达的那些国家;但这一手段不能与通常的如腐败、颠覆和战争等暴力手段分开。当地的统治阶级或精英被邀参与共谋。最终目标总是在当地形成一个“对帝国友好”的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得到赞赏，当阶级民主不能实现时，在当地统治阶级的参与共谋下，强制实施独裁;更严重的，如沙特阿拉伯式的反动政体，也同样得到欢迎。
本文并不是要解释这种框架如何一般地应用到拉丁美洲国家，众所周知，这一地区是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统治直接卷入的地区。这一地区，真正转向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而80年代则可视作相当模糊的过渡时期。
阿根廷的情况非常完美地体现了这一历史画面。如前所述，我们认为这个国家提供了国内统治阶级卷入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形态的典型范例。它相当鲜明地表明我们称为“共谋”的状态，同时也表现了中心和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最后，我们会从对过去二三十年的阿根廷社会的研究中得出政治教训。
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的中断
从全球角度考察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1980年呈现出一次清晰的断裂。在二战后的二三十年中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曾一度比较快速，而在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阶段中增长率则大大趋缓。这种下降实际上是普遍的，也是突然的。两个阶段的平均增长率见表1，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仅仅略好于80年代。拉丁美洲不是“失掉了十年”，而是“失掉了1/4世纪”。人们也可以注意到1980年以来，宏观经济表现出更为经常和更为剧烈的波动：宏观经济变得更不稳定，特别是经常发生经济衰退。
类似的演进轨迹也发生在中心的主要发达国家。这也在表1中有所揭示，用的是法国的例子。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从4.4%下降到2.0%。然而中心与外围的区别在于，中心国的下降并非那么突然;而是渐渐地放缓。同期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仅是轻微下降。这归功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它集中了国际储备，同时进行着狂热的消费。
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心)和拉丁美洲国家(及外围的其他国家)在1980年都发生了一种急剧的中断，即经济增长率的重大下降。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身的特定条件和环境所能解释的。它是资本主义深刻转型的表现。
一、中心各国的凯恩斯主义妥协
战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是两种类型的决定因素的综合结果。
1.二战后较高的利润率。自20世纪早期开始的技术和组织转型，为新的生产效率创造了制度条件。最初这种进步仍然只是集中于经济中最先进的部门。作为大萧条和二战的结果，传统部门消失了，从而高的平均赢利水平被达到了，同时伴随着工人购买力和社会保障(即福利国家)的进步。
2.凯恩斯主义妥协的整个制度框架。在这一框架中，私营公司经理和公共部门官员组成新领导阶层，采取一种异于资本主义传统规则的运行方式，将目标指向经济增长：保护民族产业，政府参与产业进步的培育，鼓励研究和教育;利润保留在公司中并用于再投资;宏观政策是扩张性的。这种做法是全球性的，在美国，也在欧洲和日本。例如，在法国，金融部门被部分国有化了，保持低赢利水平，并致力于非金融经济的增长。在鼓励产业成长方面，日本的例子更为典型。日本的公共部门、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结构。在许多国家，通货膨胀被容忍。国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有利于在控制资本流动的背景下对汇率进行微调。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政策和管理特征在美国表现得并不那么鲜明。但在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成功在这个国家仍受到吹捧，其时正值所谓管理(或调节)资本主义的各种理论兴旺之时。这并非巧合，因为管理阶层新获得的自主和自治是战后妥协的关键。
二、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模式
在拉丁美洲国家起作用的机制是类似的。尽管在二战期间有了一些进步，但与主要的欧洲国家相比较，拉丁美洲国家仍然是欠发达的。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参与处于中心地位;在名为“进口替代模式”框架下，实施了强烈的保护政策;国际资本流动得到控制。如在欧洲一样，这种控制并未妨碍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尽管有贸易障碍，跨国公司仍有进入这些市场的动机。同样也与欧洲一样，金融支持是便利和廉价的。是的，这些经济体仍依赖于中心国，但是，事后来看，与新自由主义出笼之后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较，这一阶段的依赖是较为温和的。
很显然，在与进口替代模式相适应的高水平贸易保护中，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获益。这一点与中心国家的情况并无不同，但可能在拉丁美洲各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比如阿根廷经济有如下两种趋势。
1.购买力。这一阶段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工薪阶层购买力的增长(后面我们将讨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急剧下降)。
2.经济自给性。这一路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指标，即进口设备在设备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伊始，阿根廷的设备总投资中一半多是进口的。而后这一比例在二战期间下降至大约10%。但更为有趣的是，这一低比例保持到了70年代末。进口替代并非仅仅是限制消费品进口的政策。这一时期虽然阿根廷国内技术并未达到最先进的国际水平，但业已达到高自给水平。
即使与中心国相比，就经济增长而言，事实证明，这一框架对于拉丁美洲各国来说也是相当有效的。如表2所示，例如巴西经济的总产值占美国总产值的比例，1950年为5.4%，1980年上升至16.1%。对墨西哥来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4.6%和10.0%(相反，1950—1980年间，与美国相比，阿根廷增长得略慢)。对于拉丁美洲七个主要国家总体来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22.4%和40.1%。从表2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国家在1980—2004年间增长速度逊于美国：七国总产值占美国总产值的比例从40.1%跌至31.9%。
概括讲来，以单一机制解释1980年增长率的崩溃是不可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危机创造了资本主义深度转型的条件。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即新自由主义被强加到大多数国家头上。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取代了先前二战后几十年中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优异的凯恩斯主义协调框架和进口替代模式。
债务危机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
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过渡时期?
战后拉丁美洲各国的历史呈现为一连串的政变和独裁政权的更替，如1973年的智利和1976年的阿根廷，当时阶级斗争的进展威胁到统治阶级的财产和收入。这些独裁政权实施的政策有时被描述为即将来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实验室，但其中的许多层面是相互矛盾的。例如，阿根廷自由化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78年，包括货币的部分可兑换。这次尝试最后完全失败了，再次恢复了对进口和外来金融交易的紧密控制。
二战后的二三十年和80年代这两个阶段，阿根廷的实际工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过度通货膨胀和独裁的社会背景中，70年代晚期以来，拉丁美洲几个国家的实际工资都在下降。很清楚，独裁政权及随后的新自由主义——阿根廷模式——在90年代，以其累积的效应而终止了进步时代。对于工资的变动来说，80年代表现为一个过渡时期。
20世纪70年代，因为在当时低利率条件下(在那些年通常的通货膨胀率条件下)，这些拉丁美洲国家正从中心国的金融机构那儿借款，它们对外部金融资源(由外国人提供的金融支持，或此处等于由“非本国居民”提供的金融支持)的依赖日益增强。由于利率是弹性的，利率可能上升的威胁隐约可见，而且不管如何，债务中短期债务在增长。深度转型的诸般症候正在累积当中。
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持续到1980年，自此时起，主要的拉丁美洲国家相继进入经济衰退。伴随着急剧衰退而来的是经济危机，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79年前半年就开始下滑，到80年代早期，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来临了。
20世纪80年代，为平衡贸易赤字，拉丁美洲国家采取了通货贬值，强化对进口和汇率的控制。但这些国家并未恢复早先的增长趋势。
在中心和外围的诸般事件链条中，必须提到美联储提高利率的决定。除了导致经济衰退外，这一决定也导致了美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在外围国家，当墨西哥宣布无力清偿其债务时，则引发了“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这场债务危机和80年代早期的衰退是两个不同的事件，虽然明显有相关性)。债务清偿成为压在拉丁美洲国家身上相当沉重的负担。债务本息的清偿，往往是通过借新债进行，也就是，到最后的结果是无力清偿。
20世纪90年代：“本地的”新自由主义
一次新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过渡时期。允许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出流入，仅施加有限的限制，如智利;在阿根廷，过度通货膨胀得到扼制。各种政策的实际实施顺序因国而异。如在中心国发生的一样，经济体的整个运行机制得到调整。同样的新纪律被强加到管理层和劳工头上;实际工资的真正下降使一个新的低工资水平成为惯例;金融制度得到改组，其产权大多转让给外国持有;新的金融框架得到实施，正如我们将在阿根廷看到的。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资本流动相当自由的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的萧条之后，在90年代第一次投资浪潮中，非直接投资是压倒性的;而后则是直接投资的浪潮，事实证明二者都是短期的，且都对目标国和来源国(尤其是美国)的宏观经济极为敏感。
在中心国，如美国和法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结构性下降的利润率以及利息率的波动的综合效果。很难估计拉丁美洲是否也受到不利的技术变迁趋势和结构性赢利危机的影响。以下两点表明情况不是这样。
与中心的主要国家相反，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增长在1980年突然下降，表明这是直接转型的影响，而非结构性偏向的结果。在债务危机发生前，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仍持续强劲。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的下降导致这些国家出现结构性危机。这场危机为中心国转向新自由主义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这种新的社会秩序逐渐被强加给整个星球(在2000年早期这场运动仍在进行)。这当中，因为社会冲突、大众斗争和独裁政权，拉丁美洲各国扮演了一个特殊的政治角色，债务危机和新的不可维持的高利息率迫使拉丁美洲各国调整至新的状态，这对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造成了剧烈的影响。
1980年后拉丁美洲国家增长率表现的中断(崩溃)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框架、提高实际利率的间接后果。这种崩溃是突然的，70年代晚期因为由外资贷款而成为可能的更优良的资本品的进口，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仍在进行。但当利率提高，债务危机显露，外资停止流入时，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发生了剧烈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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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关系总是依赖于本地的统治阶级，可能在本地统治阶级各阶层中更依赖其中的某个阶层，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某个小集团。但与本地利益的协调总是问题的关键。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阿根廷看得很清楚。
一、收入流动
中心国和外围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是：(1)资本收益从拉丁美洲流向中心国，这是帝国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是，(2)拉丁美洲各国的资产阶级也从中心国获得流入的资本收益。再一次，我们将欧洲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抽象掉，而限于考察拉丁美洲与美国的关系。拉丁美洲所有国家和美国之间双向的收入和支出数据及其整体平衡的数据(这些数据皆以其所占美国GDP的比例来表示)表明如下事实。
l.1965——2005年间，自拉丁美洲流入美国的资本收益急剧增加，从20世纪60年代的0.2%升至70年代晚期以来大约 0.7%的水平，中间还曾有过0.9%的高峰(这个比例看起来很小，但要知道美国公司平均的国内税后利润，即其在美国国内的赢利，在1980年到1985年间平均仅占美国GDP的4.5%)。这次增加主要发生在1972年至1982年间，这种增加是美国资本大举流入拉丁美洲(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70年代晚期贷款)，以及1979年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回报增加的结果。
2.但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自美国流入拉丁美洲的资本收益的急剧上升，在上述增加的大约六年后，即1978到1988年间，达到大约0.5%的水平。
3.两种轨迹的结合效应通过第三条数据系列——自拉丁美洲流入美国的净资本收益变动——表示出来。20世纪70年代流入美国的净资本收益急剧上升，90年代则降至略高于美国 GDP的0.1%的水平。这一点应与美国巨额的双赤字(预算赤字和外贸赤字)联系起来。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拉丁美洲的标准而言，富裕的阿根廷人的海外投资数额巨大。由于阿根廷罕见的巨额外债，其流入美国的资本收益也是巨大的。流出的高点在2000年，为阿根廷GDP的3.3%，流入也在同年达到高点，为1.7%。
如果帝国主义意味着从世界的其他地区获取资本收益，那么很清楚，当今新自由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概念仍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利益也应包含在内，特别是作为美国外贸赤字的结果。对于这种新的体系，阿根廷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二、资本所有权
然而，这枚硬币也有另一面：外资大规模进入阿根廷。或者，用更直接的话来说，阿根廷的统治阶级正将其生产体系卖与外国人(作为补偿，他们购买美国证券)。
比较500家最大企业(非金融企业，不包括农业企业)的本国企业(外国人所持企业股权比例低于 10%)和外国人所有的企业(外国人持有股权比例超过50%)，可以看出，1993年，外国人所有的企业实现了34%的增加值，2000年，这一比例升至 80%。因此，阿根廷目前不再有大型的本国企业，但就是剩下的这些企业也开始允许外国人持有其股权。数据显示外国人所有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在逐渐增加。2000年早期，它们所得的利润占阿根廷国家总利润的80%。
跨国公司并不购买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以另外的方式消失了，它们因为来自大企业的竞争压力而走向破产。大型超市摧垮了零售小企业，进口货破坏了手工工场，著名的饮食连锁企业导致小饭店关门，等等。
阿根廷的500家最大企业中，外国人拥有的企业在增加值和利润两方面所占的份额现都已超过80%，这表明其企业所有权已向外国人急剧转移。
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一新帝国主义组合：社会根源及前景
在解释阿根廷危机时，左翼学术界中第一种宽泛的解释思路是将危机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相关性是明显的，当将阿根廷危机视作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早期拉丁美洲、俄罗斯、土耳其和亚洲类似序列危机的一环时，这种相关性就显而易见。尽管这些危机有各自显著的特殊性，但是它们都发生于新自由主义开放商业和金融边界的背景下;它们都以外资的突然撤出为特征。外资的撤出不仅动摇了像阿根廷这样的经济表现比较差的国家的经济，而且也动摇了像韩国这样的经济快速增长且在高技术进步方面有着突出表现的国家。
然而，这种分析，当降低到资本自由流动这样的技术层面时(例如强调实施托宾税时)，就丧失了作为分析核心的政治层面的因素。离开帝国主义形态以及作为其基础的阶级关系，就无法理解现代资本主义。这些危机的复杂性大多来自于当地统治阶级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这些阶级不能仅仅被视为世界统治秩序被动的牺牲品。帝国主义的新形态是问题的关键。在对危机的解释中，我们应赋予这种新的形态什么角色?
一、在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体系下，中心国家和阿根廷本地的资本家阶级的关系
可以断言，根据阿根廷相对低的经济增长率来判断，至少自“二战” 以来，这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在储蓄和积累方面就从未有过好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势更为恶化。1991年到1997年的积累浪潮并不意味着一次真正的复兴，而且也不是由本地资本家投资形成的。
我们还是从帝国主义开始。新帝国主义形态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1.中心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阶级实施生产性和金融经济的购买。
2.阿根廷当地资本家阶级转化为食利阶级，这直接导致其自身作为积极主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角色的崩溃。
3.与此相关，美国的资本家阶级以借贷资助该国的公共支出，并从其投资中获得高额回报。
欧洲或日本也卷入这个模式中，但美国是向拉丁美洲输出资本的主要受益者。
宏观政策是第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有必要控制过度通货膨胀，高的汇率是控制装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高汇率和货币自由兑换有益于谁?
1.提高汇率使阿根廷的“工业资本家”通过以相对有利的价格进口资本品，而将其设备提高到新的更为有效的技术水平上。相反，制成品的出口则变得日益困难，消费品的进口给本地生产者带来威胁。汇率的提高和固定破坏了阿根廷经济，给其国内生产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点与由于日增的债务负担而日益增大的利息负担一起，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所以，在导致阿根廷增长率崩溃的诸因素中，不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是问题的关键，而且崩溃发生时的特定内部条件也是关键。
2.随着高汇率和货币自由兑换的确立，这直接导致本地资本的大规模外流。在高汇率基础上的自由兑换使阿根廷人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购买外国证券。换言之，在美国金融资本购买全世界的战略中，美元高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阿根廷本国的统治阶级所购买的证券使他们有利地楔入这一新帝国主义体系，虽然只是处于从属的位置。他们学会了这一课，口号就是“入局，就够了”。
民族资本家可以通过特定行业，将其自身结合进这一新资本所有权的国际分工中，例如国际贸易;他们也可以在外国人控制的公司中持有重要的投资份额(股权组合)。
在这种新的资本体系中，阿根廷本地资本家阶级被置于从属的位置。如果阿根廷统治阶级的这种新战略是其有意为之的，我们可以断定，这种做法很成功;在这种新位置上，阿根廷的统治阶级更安全更舒服。
特别地，我们必须提及阿根廷设立货币局的问题。
1.这个货币局的一个基本特征就相当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要求：中央银行不应资助过度支出。想想“削减社会费用” 吧。对于民族的和国际的资本家来说这是好消息！货币的自由兑换也同样受欢迎。但国家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则丧失了。
2.矛盾之处在于，至少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市场”。那么，为什么要固定汇率呢?一个基本的明显的答案是一对一的充分的自由兑换具有使外国债权人安心的效果。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并不赞同钉住美元的货币政策。原因之一是这样的钉住机制减少了使用汇率工具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基于同样的理由)IMF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对固定汇率的存在也进行了质疑，而倾向于浮动汇率。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这类研究断言：固定汇率将调整的负担转移到本地“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国家丧失的竞争力只能通过相对的通货紧缩来恢复;如果通货紧缩没有发生，很明显工资承担了责任。
3.设立货币局的结果是清楚的。宏观经济的控制权转移到国际金融资本身上，阿根廷的统治阶级仅将其自身置于一个从属的位置。事实证明，货币局规定的汇率比率的所谓自动稳定器的效果是完全无效的(以最纯粹的19世纪的形式)，国际金融资本更为关心其自身的安全(这成功地得到了保证)，而对于该国的宏观经济几乎毫不关心。与此相一致，阿根廷的统治阶级同样既不关心他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不关心投资自己国家的积累。
4.在有关公共债务方面，新自由主义明显处于争议的焦点，它有如下特征：(1)由市场即富裕家庭和金融机构提供融资;(2)高利率;(3)向退休基金过渡。对此，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4)以美元提供信贷。后者也是本地统治阶级所采取的典型选择，这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取得外国人的地位。
二、一种新的社会共识还是融入世界经济的新楔入形态?
这场危机和由此引起的大众斗争导致采取新措施，包括通货的贬值，货币局汇率的取消，比索化，相当部分公共债务的取消。这些措施是预示着阿根廷统治阶级的新战略、帝国主义的新锲入方式、管理和官僚阶级的新自治(如同在大萧条和“二战” 的觉醒中)以及与大众阶级的新共识吗?我们能辨认出阿根廷“新政” 的基本特征吗?批评资本主义的分析家们经常断言：政府对危机的管理只是更多地渴望使非金融经济和金融机构重上轨道，而不是更深刻地改变社会关系的性质。
很明显，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特征无一被改变，但阿根廷锲入世界经济(帝国主义)出现了新方式和新自由主义出现了新形态还是很明显的：
1.在某几个方面，这个国家获得了一些相对于国际金融资本而言的自主。像比索化这样的一项措施意味着公共权威(政府)对于其国内大多为外国持有的金融机构的强烈干预。不清偿相当部分的公共债务的决定是另一项大胆的行动。然而，记住美国投资者在受影响的公共债务中仅持有很小一部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另外，来自IMF的贷款也未受任何影响。但是阿根廷的这些举措仍表明了所谓的债务并不是神圣的。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没有照样行事，特别是巴西没有跟着做。
2.在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打交道中，阿根廷统治阶级的战略现在已经显得不那么傲慢了，而且(南)锥体国家一体化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提上日程。很显然阿根廷已放弃了追求在这个新的帝国体系中占据一个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靠近帝国中心特权位置的野心，正如尽管有着不良的经济表现，但仍处于特权位置的墨西哥那样。(但是卢拉的巴西的野心是什么呢?)这种新立场鲜明地表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对待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态度上：阿根廷基什内尔总统在马德普拉塔发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言，查韦斯的委内瑞拉被接纳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
3.采取了一些远离新自由主义基本准则的意义重大的举措。实行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降低了利息率，特别是对企业贷款的利息率降低了;提高税收，改变税收结构，相对降低间接的企业税，提高收入税;强化出口税。但实际工资和社会税也被削减了。
4.在危机管理中，国家的急剧干预很明显地与鼓吹“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悖。人们可以期望部分恢复宏观经济控制的决心。虽然辨识出新的政策趋势仍然过早，但一旦货币局被取消，就可看出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5.这些运动必须解释为更宽广的全球性新轨迹的一种表现。我们在其他研究中曾指出，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的阶段，或至少是一种不同的阶段，目前正在形成。20世纪90年代创纪录的利率和股票市场的资本利得可以说已经过去。伴随着剩余价值占有的新方式，新的阶级构成和同盟逐渐形成。另外，对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拉丁美洲各国积聚。在这种全球重建和斗争的背景下，在危机的政治冲击和威胁之下，阿根廷统治阶级被迫在一个非常不确定和变化的环境中稳定其位置，而没有将其采取的战略清晰化。
但是，关于将来的前景，以下几件事情是确定的：(1)阿根廷统治阶级不可能重复类似于 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战略;(2)新的(政策)框架必须重建稳定宏观经济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这与已经采取的举措相一致，包括：放弃美元化和高汇率，取消货币局，管理公共/外部债务。这些举措将如何准确地被巩固下来尚未确定。下一步的措施将是某种程度的商业和金融保护，虽然这种战略仍是羞羞答答的(防卫性的，如抵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危机发生在美国，问题将以相似的方式提出来，虽然美国作为主导性经济体的压倒性优势将拓宽其选择的空间。期望与新自由主义完全决裂，将是过度乐观了。要做到这一点强有力的社会运动将是必需的。
考虑到阿根廷大量的海外组合投资及金融和非金融经济的大部分所有权被外资持有，要逆转这种趋势，并重建“非食利阶级”介入的形态，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南方)大陆共同的反帝阵线。从左翼的观点看，两个阵线(大众的反抗阵线和反帝阵线)的联合方能达致最优的组合。
【察网www.cwzg.cn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