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标榜的法治理念，在国际交往之中，常常表现为法治霸权。回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中国通过各类法律文件，而屡屡得手的法治霸权主义行为，就可以看到，法治也可以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行使霸权的一种手段。在美国继续不接受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合理性，不放弃和平演变的战略之前，中美关系中的任何具体问题，都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孟子老早以前就曾经云过：“以力假仁者霸”。美国标榜的法治理念，在国际交往之中，常常表现为法治霸权。美国以其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为后盾，以其美元的国际统治力为基础，经常通过法律的手段，将对手置于死地，且还不耽误自己的法治名声。中国屡屡中招，现在的中兴通讯，还有近40年来的台湾问题，都是活生生的实例。由于多重原因，笔者无法详谈中兴通讯事件，就谈谈台湾问题吧，不过这也并非聊胜于无，而是触类旁通，道理是同一个。
按照孟老爷子的说法，霸道就是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上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也就是说霸道者常常是先讲一通让人云里雾里的说辞，然后不管您懂不懂、通不通，反正您得跟风没商量。洒家就是讲法不讲理了，您能拿俺怎样？霸道者不是像想象中的那样，总是威风凛凛地行使霸权，也不都是航母开过来，导弹飞过去，有时霸道者也是一副无赖嘴脸，耍了无赖可以获利也是霸权的一种形式。
法治的精髓在于法律的一致性、平等性和公平性，如果法律不合逻辑，前后矛盾，层级间打架，变成了实用主义者手里的工具，那就背离了法治的初衷。回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中国通过各类法律文件，而屡屡得手的法治霸权主义行为，就可以看到，法治也可以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行使霸权的一种手段。具体说来，招数很多。
第一招儿，暗渡陈仓。1979年1月1日，中美宣布建交了，《建交公报》文字很短，其它更多的内容，双方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原则，没有全面展开。《建交公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建交之后，美国可以和台湾人民（“人民”二字的黑体是作者自行标注的）保留“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
原以为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老大难问题终于落儿听儿了，家里的镇宅老姑娘算是找到了婆家。可是，一觉醒来， 4月10日美国总统就签署了《台湾关系法》，而且这法案的生效日，还就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日子。此前，2月28日众议院提出动议，3月13日众院通过，3月14日参院通过。之后，我们曾经天真地期待的总统否决，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趁我们打个盹儿的功夫儿，美国人实打实地告诉我们，您内安稳觉，白搭了。
《台湾关系法》追认了美国总统与中国政府的建交行为，但对于台湾问题做了一个重大修改。《建交公报》里说，美国可以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台湾关系法》里把它改为，与台湾人民的“文化、商务和其它关系”，删除了“非官方”（中文三个、英文一个）字。此外，还确立了美国对台的几项基本原则，比如，美国法中所有的涉及外国国家、政府等词汇，均适用于台湾。这些原则对中国而言，件件戳心，血淋淋的。
中国抗议了，但是，最终还得吞下苦果，忍了胯下之辱。美国说服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台经济往来的现实利益，让中国人整明白了商业社会的现实取向，资本家嘛，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也的确有这方面的原因，当时台湾正执着亚洲“四小龙”之牛耳，全球满世界的滴滴答答吹喇叭，美国的确没法放弃来自台湾的商业利益。记得当年有一泛美航空的事儿。该公司恢复了赴台航班，中国抗议了，但是，泛美航空解释说，我们飞大陆的航线没人坐，飞台湾才能挣到钱，才能养活飞大陆的航线。中国没辙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样的故事，会以为是临时现攒的火星文写就的天书，甚至不知道还曾经有过一个叱诧风云的泛美航空，但当时的确如此。由于这样大的商业利益在，《台湾关系法》里的一些规定，比如涉及商业票据的法律性质和有效性的规定，也不是没有商业法律上的意义。
但这绝不是故事的全部，甚至不是故事的核心。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台湾的院外活动团体和美国的反华议员们，并不是仅仅为了商业目的，甚至不是主要为了商业目的。《台湾关系法》的主旨，还是在法理上否定《建交公报》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的这一原则。《台湾关系法》认定台湾问题为国际问题；澄清美国和中国大陆建交的基础为，期待台湾问题未来将以和平方式解决，并在大陆武力解放台湾时，保留美国武装干涉的权利；军火商的利益当然不会被忘记，武器卖多卖少美国自己定；设立美国台湾协会，等等。这些原则为后来台湾问题的演化，埋下了全部的伏笔。
第二招儿，鱼目混珠。按照美国法的原则，议院公布的法律高于政府对于外国的承诺，《台湾关系法》的立法层级比三个公报要高，美国政府无法更改国会的立法。于是乎，美国政府就只能鱼目混珠，把不同的概念及其内涵堆砌在一起，从中渔利。美国政府多年来用一句廉价的信守三个公报的承诺，来搪塞中国，其实，美国政府的承诺不仅随时有可能被推翻，而且承诺的内涵和理解也是随行就市，朝三暮四。直到2017年，美国助理国务卿还在国会坚持说，《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和三个公报都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但三个公报和其它两个法案，不仅内容上相互矛盾，而且法律效力层级相差很大。
1982年的《817公报》是鱼目混珠的教科书式经典。《817公报》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大陆至今为止的对台政策，就是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由于提及《上海公报》而可以确认没有做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承诺）；美国行政部门同时做出了不向台湾增售武器，并最终完全停止的文字承诺。美国总统明知《817公报》的内容违反《台湾关系法》，还是闭着眼睛签字，事后赶紧让手下跟台湾当局做出《六项保证》，以平衡国内政治。《台湾关系法》明确要求总统与国会共同决定向台销售武器的种类与数量，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独自做出的承诺与意向陈述，都只是说说而已。说完没有被起诉追责，总统就有足够的资格，趴在被窝儿里偷笑了。
《817公报》之后，美国人单方面搞出一个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通过法律词汇的技术处理，放肆地玩弄形式履约与实质履约之间的落差，在实质上全面推翻《817公报》的承诺。其中最无底限的是第一、四、六项，不确定停售武器的时间表，不改变原有的台湾主权地位的立场，《817公报》不可解读为美国政府同意售武之前要与北京磋商。《六项保证》经国会认可，已经上升为《台湾关系法》同等层面的美国法律，比三个公报的层级都要高。
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一直对中国步步紧逼，追究的就是中国用国内立法规避国际承诺，可是轮到美国的时候，就可以百无禁忌了。国内一个立法，国际承诺就成为一个可以被任意拿捏的软雕塑，可以由美国人进行无限制的夸大或缩小的解释。一边说最终要终止售武，一边又说没有期限，几个意思？等地球毁灭了再说？美国原来的台湾主权地位的立场是什么？签署《817公报》本身算不算售前磋商？
第三招儿，逗您玩儿。2018年的《台湾旅行法》已经演化为，在十字路口当街儿耍流氓的把戏了。《台湾旅行法》完全把三个公报的内容，变成了“逗您玩儿”，美国法治演化为一种耍流氓的工具。《台湾旅行法》绝口不提一个中国的承诺，反而明确写明台湾是一个国家，这只能说明在美国立法者眼中，载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三个公报就是几张废纸。这种态度也包括美国的行政部门，总统签署法案时，也早就对前任的承诺进行了选择性地遗忘。
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台湾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明确台海不能有战争，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并建立了盟国关系。虽然这一条约在中美建交之后被废止，但美国人一直对此情有独钟，直到2016年，美国国会在做出《六项保证》这一与台湾相关的决议时，还开宗明义地回味台湾在冷战期间与美国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并认定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反共盟友，瞬间完成了1954年的快闪。快闪地实在太快了，还没有看清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里约定的，美国在台驻军的权利是否也登台了。
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台湾问题，骨子里一直就没有变，我们看到的变化只是形式。1972年美国需要中国牵制苏联，1982年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到了2018年，美国发现中国可能要翻天了。平日里，只要中美之间出事儿了，总是听很多人在指责乃至嘲笑中国人不懂美国，其实，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程度，远胜于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程度，倒是美国人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真正地了解一下中国。中美之争的核心还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是空话，它反应在具体制度、体制上。在美国继续不接受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合理性，不放弃和平演变的战略之前，中美关系中的任何具体问题，都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法治霸权的活标本，面对霸权，面对地痞流氓，唯有一巴掌打过去，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在霸权主义者、地痞流氓被打醒之后，才能把他们再拉到孟老爷子那里，讲明白什么叫“以德行仁者王”。好在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还发表了《上海公报》，中方保留武力解放台湾的权利，美方只是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海公报》被若干次引用，她才是中美关系真正的压舱石，所有稍微对我们有利一些的文字，都在《上海公报》里。假设当年商讨《上海公报》时，没有那种就算谈不成也要坚持原则的勇气，在今天的台湾问题上，我们真的连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
2018年4月24日记于西山
【宜兴紫，察网专栏作者。】
宜兴紫
“中兴”可以指中兴通讯，也可以指中华民族的中兴大业;“难”可以指中兴通讯目前遇到的困难，也可以指民族复兴道路之艰难曲折。咋说都成，本文也的确在同时说着这两件事儿。中兴事件与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中兴事件是中国企业在美国遇到的一个经营层面的法律问题，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国家间的直面交锋，关系着两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未来走向。
中兴通讯的遭遇并非川普贸易战的天然组成部分，只是和中美贸易战的发生时间出现了重叠。中兴通讯遇到了美国极为严苛的法治环境，这种境遇让国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对美式法治有了更为直接的认识。在公知们不遗余力地吹捧美国的法治理念与秩序的时候，把鲜活的积极面说得很生动，比尔·盖茨的成功就是托美国法治体系的福。比尔·盖茨当年推出windows，开始很多美国人也不愿意付费，但是微软公司用尽各种手段，对于盗版进行穷追猛打，终于建立起付费制度，成就了今天的比尔·盖茨，这实际上是美式法治的成功。
但是，美式法治的理想和现实并不总是丰满的。世纪相交的近20年前，某美国本土汽车公司遇到了一案子。一个醉汉酒后飙车，把驾驶着该公司的一辆老旧汽车的一家数口撞残，公司竟然被判赔偿约半百亿美元。原告律师在创造历史的时刻，竟然头脑十分清醒地主动找到公司，要求100万刀私了。半百亿和100万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公司岂是凯子，理儿比钱重要，不能开这个口子。于是，公司调集自己雄厚的资源，誓将官司进行到底，最后该案以公司完胜终结。这也是美式法治的神威，但更多地体现了美式法治的昏聩骨感。
中兴因为一个细节，而被美国处以极刑，美国(连带盟友)的供应商被禁止向中兴供货，几乎要断了中兴的生计。这件事上升到国家层面是必然的，但是，根据美国的法治理念，很多事情美国行政部门即使是真的想帮忙，也未必能够实现，妨碍司法乃是美国行政部门的大忌。据说中兴现在还在不懈努力试图解套儿，但是，这事儿总是看着有点儿悬，恐怕是凶多吉少，中兴必须面对更为严峻的现实，另谋他求。
中兴在美国遭难，引发举国上下一片芯痛，各路英豪都出来献计献策。在各类言论之中，其实最核心问题还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抉择，直白地讲，就是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二者的主次问题。相当一批人沉迷在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与道路上，没有认清过去30年的成功，给我们带来的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客观变化，以僵化、落后的思维方式，为中国的未来设计了重复过去30年的道路。过去30年，我们主要是靠加工代工模式，挣了一些辛苦钱，腰包的确满了许多。我们曾经资金短缺，但现在我们是1万多亿的大债主。这些成功误导了我们，以为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就像制作鞋子、T恤衫那样简单，把来料认真加工一下，就等着收取加工费了。
这是错的。那些简单的消费品，美国人实在懒得挣加工环节的小钱儿，才留给了我们，同时，我们兢兢业业的认真态度，也让美国那些嚼着口香糖，边插科打诨边缝鞋底的人们，自叹弗如。现在，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我们处于一个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的地位，而且我们在试图分享原来美国人给自己预留的奶酪。这是美国人所不能容忍的，我们完全低估了这种严峻的事态，完全低估了赴美投资的文化成本、体制成本。也就是说，在全球利益链条中，美国可以给中国留个打工仔的位置，但中国永远别想在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内分庭抗礼。美国的单边主义文化，不会容忍迥异于西方的中国的崛起，他们的理念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美国精英阶层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们最先的对策是TPP，亮剑直指中国体制，锁喉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但是，特朗普意外当选，打乱了精英阶层的精心布局。特朗普极度得蔑视美国精英阶层，没工夫搭理那些intellectual bullshits。他明白中国不会上那个当，而且作为一个体制外人士，4-8年的时间也不足以让特朗普用迂回和持久战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特朗普更偏好于短平快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获取立竿见影的快钱。于是，他就重拾起来了贸易战这种过了时的市井手段和工具。如果说美国政府针对中兴通讯的措施，目的在于杀死中兴通讯，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目的就是杀死中国的民族中兴梦想。贸易战是国家间的直面交锋，美国的战略目的要么是杀死中国，要么是彻底收服中国。
面对这种致命攻击，中兴通讯该怎么办?我们民族中兴的大业又该怎么办?两条，一是认清自己的位置，二是坚定不移地走以自力更生为主干的发展道路。认清自己的位置，要求我们需要从原定的以高科技产品打入美国市场的战略构想中，往后暂时撤一撤。我们需要专注于国内的基础建设和品质提升，外贸、投资和内需这三大领域中，我们的内需是最薄弱的。中国已经是世界GDP第二的国家了，但是，我们国内的问题太多，脱贫的任务都还没有完全完成。不要害怕别人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些“不行”正是我们的发展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也不要低看了一带一路，人类历史上的商业往来，曾经是以陆权为主的，现在需要认真地同等重视陆权和海权了。
第二点就是“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发展路线。现在的舆论当中，有一股批判“全民不惜一切代价搞芯片”的势力。这是一种井里投毒的逻辑方式，因为，这种说法本身就子虚乌有，说这话的人无非就是为自己的立论，树立一个荒唐的靶子，是想把中国发展芯片技术努力，等同于全民大炼钢铁的教训。我们用累死累活的血汗钱，买了1万多亿的美债，每年得到就是那些滚入本金的2-3%利息，是否也可以被说成是“全民不惜一切代价傍美国”?我们不差钱儿，关键是如何使用我们的资金，与其去获得那种数据层面的微利，不如自己投入去争取掌握包括芯片、量子在内的高科技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日子应该过够了吧。中国人不比别人笨，中国也不必别国穷，我们靠自己，努力去达到别人的高度，况且，我们还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到了那时，我们研究明白了，消化完成了，自己的科技水平真正提高了，才是七剑下天山，重出江湖的时候。
中国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厚重的历史积淀，众多的人口资源，独特的文化结构，悲惨的近代经历，这些都使得我们无法照搬西方的模式，必须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的发展道路。况且，西方的模式本身就具有很多的固有缺陷，本身也不是人类应有的最佳发展模式。如果不服的话，看看特朗普退出巴黎协议、伊朗协议或许能变得明白点儿，在美国体制下，为了核心利益集团在国内选战中的利益，砸锅卖铁都在所不惜。中美之间的较量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特朗普只是一个插曲，不管特朗普什么时候离开白宫，这种较量都会正未有穷期。
大可不必过于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独立精神，别在美国这一棵歪脖儿树上吊死，中国人要靠自己去掌握核心技术。科技水平是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窄瓶颈，也是美国卡住中国身位的最后手段，美国不会送给中国科技实力，也不会让中国顺利的实现科技超越。中国必须抛弃幻想，靠自己踏踏实实地去努力。中国的民族中兴是一种体制的复兴，是一种人类文化型态的复兴，中华民族如果能够摆脱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精神依赖，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将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而这种思想解放也正是民族中兴的必备条件。
2018年5月9日记于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