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世界经济持续疲软，中国经济以7.2%的速度发展。这个速度超越了世界上最乐观的估计，也超越了我们的估计。按这个速度，中国经济每10年就要翻一番！人均收入也有望在短时间内翻番。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人均收入将迅速越过16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坎，进入更加持续增长的阶段。如果按这个速度增长30多年，到2049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3倍多。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个增长率，且中国人口在2049年为16亿的话，如果美国人均GDP增长是2%的话，那么中国的人均GDP就会接近美国那个时候的水平。中国能够再有30年的高增长吗？我们听听旅美学者黄树东怎么说。
最大的风险已经过去
西方特别是美国精英中，有一种危机感，认为中国注定要取代美国，未来5～10年是关键。他们对中国担纲者充满了敬畏。他们观察到，过去5年，中国这艘航母在坚持既有航向的同时，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极大消除了许多潜在的风险。班农相信，中国在未来5～10年将超越美国，到时候美国的持续衰落就更加不可避免。他们的紧迫感不是别人强加的。
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最接近顶点的时候倒下了。这种历史教训我们需要非常清醒地记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在过去有一段时间也出现了许多潜在的风险。比如，贫富悬殊，官员腐败，中央权威不振。曾经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西方有些人在谈论中国经济风险的时候，开始含糊其词地谈论中国“不可预期的风险”（Unexpected Risk）。所谓“不可预期的风险”，其实是暗示巨大的非经济的社会风险。
过去几年发生了巨变：贫富悬殊大大缓解，反腐败深入人心，中央权威深得民意，国家的方向目标非常明确。“不可预期的风险”说法消失了。大家都能感受到，在这些后面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意志。中央权威和民心结合，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建设夯实了牢固的基础。可以说，中国发展中最大的风险消除了，人民安心了，危机避免了。民心畅顺，老百姓生活幸福；政通人和，普天下社会安定。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纵观世界大国崛起，条件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统一的国内市场；独立主权；社会矛盾比较缓和。这些条件中国现在都具备，为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又处在这样重要的改革和发展关头，面对各种内部和地缘政治的风险，非常需要一个坚强的意志和权威出现，否则，不仅经济的持续发展难以维持，大一统可能都会受到削弱，地缘政治的风险也会上升。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短暂的不确定风险被果断制止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只要中国坚持中国道路的基本制度，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将迎来30年的高速增长。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将是这30年的历史答卷。
中国经济是强劲的。中国有能力防止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是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滑入陷阱的推手。特别是在美联储缩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奉行美国优先的情况下，不确定的外部因素比较多，防范金融风险，保障财富安全，是重中之重。国家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净储蓄国家，也是一个资本输出国家，而央行又在党的领导下完全能够按国家利益来操作，一般来讲，只要控制好了资本账户，一般不会出现欧洲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如有必要，央行可以大量收购财政部的债券、国企债券、国家基础设施债券。如果国际金融资本真的上下其手，央行可以有自己的QE。由于中国储蓄率高，即使没有外部资金流入，中国也可以用自己的资金谋求发展，不会出现欧洲某些国家的那种危机。需要注意的是避免金融自由化，防止为金融危机创造工具性或市场性条件。目前降杠杆和控制金融行业的GDP占比非常重要，尤其是降低那些过度的金融工程里面的杠杆。政府是防止危机和控制危机的最终手段。一定要防止金融自由化。
中国有抵御风险的强大能力。第一，中国有强大的制造业，创新能力大大加强。第二，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第三，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第四，中国有管理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成功经验。第五，还有大约6亿农村人口，能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劳动力储备和滞后的消费。第六，中国有很好的增长前景。
中国经济的风险是可控的。以下几方面的风险值得注意。
第一，控制金融危机发生的风险，控制财富流失的风险。在美联储缩表的多事之秋，要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它是发行货币的主要工具，是债务链条的中心，是为经济提供流动性的主要管道）。控制好资本账户，降低和控制金融体系的价格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避免金融自由化，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回归本源。
第二，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尽量减少由金融自由化导致的贫富差距，防止阶层固化。
第三，处理好产业面临的两方面竞争：来自低收入国家的低端产业的竞争和来自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的竞争。低端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从就业的角度考虑，一定要尽全力做好低端产业的竞争；同时推动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必要前提。既要保就业，也要促创新。
第四，解决过剩。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辩证法可以帮我们缓解过剩。
第五，控制投资减缓。中国的投资有减缓的迹象，而投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积累社会实物资本的途径。投资减缓值得注意。
第六，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七，处理好改革的边际红利递减问题。
第八，应对地缘政治的风险。
坚持中国道路，中国将有另一个30年的高增长
只要避免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中国道路，中国将有另一个30年的高增长。
为什么中国能再高速增长30年？这源于中国制度的优势，是中国奇迹的制度原因。
中国改革在全面推进，必将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无穷的活力。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提供几点建议。
双轮驱动，财政为主
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实施扩张性可持续赤字政策，而央行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服务。
1.可持续财政赤字。
赤字最持续的用途是投资。赤字是债务。债务是需要用未来的收益来偿还并支付利息的。如果债务不能带来收益，那就需要用其他收益来支持，长期下去债务就是不可持续的。从债务这个特点来看，为了政府赤字可持续，需要用它来推动GDP的增长，通过它创造的GDP增量所带来的税收增量来偿还。
用于有效投资的赤字是可持续赤字，可以考虑达到GDP的5%～6%。
大家知道欧盟有一个财政赤字3%的警戒线。为什么是3%？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就是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的结果。这个3%几乎没有人遵守。我们简单来看一看欧洲的债务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不是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太高，而是南欧那些国家在欧元区里没有主权信用。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高达250%，远比南欧那些国家高，却没有债务危机。为什么？因为有主权信用，央行承担了“最后的购买者”角色。南欧那些国家却没有，央行无法大规模地购买财政债券。结果是什么？就是财政赤字和债务基本仰赖金融市场，导致国家财政政策被金融市场绑架，无法推行有力的财政政策。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中国是没有这个风险的。在国家实现小康目标、实现两个100年战略过程中，央行要服务于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国家选择扩张性可持续的赤字政策，央行就要服务于它。总之，只要央行像美联储、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一样为政府债务服务，中国就不会有主权债务危机。假如中国要实施扩张性可持续赤字政策，要争取让央行、国内企业和个人成为持有主体。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我们冲刺两个100年目标的时候，是中国非常强大的财政能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
2.央行服务于国家战略。
如果选用这个方式，央行需要在未来30年中服务于国家战略，包括可持续的赤字战略。通过以下两点：（1）维持低利率，降低赤字成本；（2）购买政府债券。
资料图：中国人民银行
同时，这也是央行转变货币发行方式的历史机遇。我国在1994年实施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央行采用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来购买商业银行的外汇结余。流入的美元成了推动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原始因素。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美元流出，央行必须抽回基础货币。产生的问题是：在经济过热时，本来应当适当收缩，但是，如果国际投机者赌中国泡沫和货币，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央行必须为此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相反，经济放慢，当央行需要投放基础货币的时候，热钱流出，央行反而需要抽回基础货币。可持续财政赤字会大量增加政府债券。按上面的假定，10年以后，政府债务余额将达到83万亿元人民币，GDP总量达到135万亿元人民币。到2045年，政府债务余额将达到448万亿元人民币，GDP总量为561万亿元人民币。央行可以在今后几年告别美元，转而通过买卖中国政府债券投放和回收基础货币。
此外，这也是扩大中国金融产业，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个稳健方法。
10年以后83万亿政府债券，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低风险投资类别，给许多投资者，特别是退休职工，提供低风险的长期投资，可以降低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总体风险。
而且这种方法还利于国家稳定。30年以后，如果投资者持有448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债务，许多是长期债务，谁不希望国家稳定、政府稳定、国家统一？
还有一点，这是经济货币化的一个可持续的路径，它可以大规模做大金融市场。容量一大，抵御国际金融资本冲击的能力也就大了。
这种方法需要央行做最后信用提供者，需要大量挤压和抑制金融泡沫，使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处于一个可以管控的水平。这是把债务用于实体经济，推动生产、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实现两个100年战略目标切实可行的低风险路径。
进口替代
中国一方面要在低端产业捍卫就业，一方面要创新和产业升级。我国2016年进口工业制品总额为11773万亿美元，相当于进口总额的74.2%，GDP的10%左右。我们是朝超级强国方向奔的，在这方面必须迅速升级。我们可以把进口额度排个序，选择那些进口额度大的产业和技术，政府支持企业攻关，提供资金、税收、采购和国际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迅速突破，形成规模，替代进口，推动出口。
假定：（1）我们在10年之中，能以GDP1%的速度降低这个净额，10年后工业制品进出口净额为零;（2）美国制造业的乘数效应为2.48（即，你买1元的制造业最终产品，可拉动其他产业创造2.48倍的GDP）〇1，我们就用这个乘数，那么10年之中，进口替代对GDP的贡献，每年是2.48个百分点，可以持续10年；即便把这个目标减半，对GDP的拉动也是每年1.24%，可以持续20年。在实现工业制品进出口净额平衡以后，还可以推动我国成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净额大国，那又可以是10年或20年的增长。总之，中国要大力推动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千万不能搞“后工业化”。
农民升级
我国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大约有6亿。2014年农村人均消费是11228元，城市消费是23079元。在未来30年我们可以考虑农民的全面升级，实行3/3制：
（1）让3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在城镇落户，成为工作所在地的居民，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2）再把3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3）对留在农村的3亿人口，在全面脱贫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全面提升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农民生活的方式和档次。比如把通向自然村的路修得更好一些，基础设施更好一点，文化设施搞得更好一点，花大力气改善乡村的居住和消费环境，极大缩短农村同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时间差，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农民可以在网上开店，也可以有共享经济。这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推动农村土地和物业的价值，还能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到乡下度周末，变成常态。
要实现这个3/3制，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可能很快就会变成瓶颈，我们需要非常多的基础设施，更多的路，非常多的桥梁，需要那3%的可持续财政赤字。农民升级，同消除贫困一样，可以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带来更加公平的发展，同时为经济发展注入绵绵不绝的动力。
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再有30年的高于7%很多的增长阶段
可持续赤字投资、产业升级、农民升级，不仅能大幅推动GDP总量增长，还可以极大提高社会总要素生产力，改善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大幅推动人均收入的提高。
上面三项在未来30年可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新的动力，推动中国迈入高收入社会。在未来10年，它的推动效益可以达到2016年GDP的60%左右。
改革+经济的通常增长+上面三项新变量=持续的高增长。远离金融自由化，我们也会有高增长，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再有30年的高于7%很多的增长阶段，实现两个100年目标，成为最为强大的经济体、最为强盛的国家。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存在低概率的地缘政治风险。而世界性过剩，又给了我们绝好的历史机遇。我们要同时间赛跑，要同可能的地缘政治风险赛跑，在被人逼迫走进拳击场以前，抓紧练内功，让GDP很快再登上一个大台阶，一旦不可预期的地缘政治风险来临，我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技术能力、产业能力，捍卫自己。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需要用地缘政治的紧迫感来发展经济。早一天GDP世界第一，我们就可能有更加壮实的肌肉阻止任何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即使来了，也更有把握。就是军备竞赛也要占上风。当然，我们不提倡军备竞赛。
【黄树东，察网专栏学者。本文摘自《制度与繁荣》，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