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霍巴利王2：终结
主演：帕拉巴斯 / 拉纳·达格巴提 / 安努舒卡·谢蒂
二、海洋文化缺什么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据传，这种文化类型从古希腊起步，再到古罗马，再到西欧，最终完善于北美。其特征是，居住在陆地上的居民，将海洋视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媒介与工具。在几百年前，海洋文化由于率先叩响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门，实现了物质力量的大幅增长，远远超越了其它文化类型，其中包括中华文化。物质层面的巨大变化，是几百年来中西文化强弱对比的分野。
由于物不如人、技不如人，所以人穷志短，很多中国人总觉得别人家什么都是好的。只要一提及海洋文化，膝盖就要打弯儿，口水就不断地往外喷涌，连找把凳子坐下来的勇气都没有了。感谢特朗普的横空出世，他揭穿了海洋文化的虚伪面纱，让人们看到海洋文化究竟可以多么不靠谱。事实上，特朗普才是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但他同时又是海洋文化的精英阶层千方百计要封杀掉的异类，因为，特朗普就是那个说破皇帝新衣的天真的孩子。
海洋文化中的精英阶层，intellectuals，实际上是一个严重脱离社会主体的阶层，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先导和领袖，认为他们有责任引领占社会最大多数的人群。特朗普让他们失去了用武之地，同时，也把精英阶层最想掩饰的海洋文化的诸多弊端，昭示给全人类。特朗普一系列昏招儿乱招儿还告诉我们，在没有类似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国度，政府要想实现自己的经济职能，履行自己的社会宏观管理职能，只能是一个笑话。
与农业民族相比，海洋民族的生存方式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农业民族主“静”，海洋民族主“动”。由于这种流动性，海洋民族更为崇尚劫掠，并把劫掠视为比较通常的生存方式，因此，极具侵略性。海洋民族不断地努力去争取探求一切未知，去征服一切可以征服的目标。这种误打误撞式的冲动，也直接导致海洋民族，最先叩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门。浩瀚的大海不断地督促着海洋民族去探索自然的奥秘，并且夯实自己应对外界威胁的物质力量。
海洋文化在专注于外界自然的同时，忽略了对于人类内心的挖掘，把人际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倾向于依赖物质力量去解决人类心灵层面的问题。由于缺乏农业民族那种落地生根、根深叶茂的恒心与视野，海洋文化缺乏使自己的价值观念持久存在的生命力。被海洋文化所标炳的古罗马，虽然地域甚广，但是古罗马再大也没用，因为古罗马没有在它的辽阔领地里，留下一个统一的民族与文化。风一样来，风一样去，古罗马的殖民地者走了，古罗马的文化也就烟消云散了。
海洋民族面对的是相对比较平面的地理条件，浩瀚大海虽有波浪起伏，但是基本上是平的。这种特征使得海洋民族的思维方式，都更加倾向于透明性，对于遮住视野的屏障与运行状态中脚下的陷阱，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厌倦和敌意。农业文化需要更多地探索，密集人群在相对固定的环境中，如何相处的问题。海洋文化更接近于自然，故此，海洋文化社会运行更倾向于程序化，更喜欢用枯燥的数字，去掩盖鲜活的人生，用人与物的矛盾来回避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海洋文化是一个携带着自毁装置的悖论。海洋文化的民主制度，早已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正迅速地民粹化，已无法按照最初设计者的初衷继续运行。海洋文化所催生的现代科学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将海洋陆地化。由于技术的进步，海洋已不再是《威尼斯商人》望眼欲穿的冒险家的斗兽场，海洋正在变成人类的又一个类似陆地的家园。
当客观环境发生变化了以后，海洋文化已经无法继续回避原本就存在的人与人的问题，已无法继续主宰人类的未来。人类必须更多地思考人类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类如何与自己相处的问题。注意，这个问题中华文化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思考成熟，并连续不断地实践了2000多年。
三、中华文化的融合力
中华文化与海洋文化发生剧烈地直接碰撞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前的接触尚处于比较温和的、局部的状态。1949年之后，中国重新走向新的统一，使得追赶海洋文化的长征具备了基本的物质条件。现在，在物质层面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心态上中国人依然存在着极大的迷茫。
中华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强弱之争及其相互融合的过程还在进行中，对于其结局还要继续看，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不难看到我们曾经走过的昨天，也可以启迪我们去看将要到来的明天。不妨回看一下历史，特别是看一看中华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历史交集，看一看其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
之所以提及草原文化，是因为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生活环境一样的一望无际，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的水乳交融，生存理念一样的崇尚征服、劫掠和扩张。在社会组织方面，蒙古人和满人都曾经有过非常固定的最高首领的选举制度，而且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前，都运行的很好，这和海洋文化政治体制的启蒙时期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俄罗斯文化原本更为接近于草原文化，但是，自从彼得大帝决定向西方的海洋文化学习之后，在科技、文艺、军事等诸多方面，俄罗斯民族很快就表现出与海洋文化的天然融合性。美国迅速地西进，消灭了印第安人的过程，像极了成吉思汗的骑兵征服欧亚大陆的威武与雄壮。故此，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具有实质的共同性、相似性和可比性。
作为草原文化的一代天骄，元朝入主中原和江南的时候，也曾经摧枯拉朽。汉人有过固守襄阳的壮烈，但也有过极其怯懦的窘态。据说，元军抵达黄河岸边的时候，有个元军士兵遇到一位逃难的汉人，他叫这个汉人跪下，准备杀汉人的头。汉人跪下了，他又发现自己的刀没有戴在身上，于是转身回营帐里去取刀。持刀元军士兵回来之后，发现那个汉人还是乖乖地跪在那里，连姿势都不敢改变，一副今生今世这100多斤交给您了的样子。如此铺天盖地的草原文化，不到100年就烟消云散了，重新回到他们生于斯死于斯的茫茫草原。
满人也是草原文化的骄子，但是，他们从起家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避免他们的近亲——蒙古人的教训。入主中原的时候，几十万满人之中，已经有了大量的关外汉人。满人虽然是马上得天下，但靠的是收编的大量明军叛将、叛军，控制汉人的手段不仅仅是军事优势，还有政治手段。满人入关之后，极为迅速地矫正了多尔衮的类似元朝的治理手段，极为积极迅速的实现了自身的汉化，军事征服者迅速转变为中华文化的被征服者。这样，满人实现了在中原地区200多年的统治，而且在清帝逊位之后，满人当中没有几个回关外老家的。北京城一夜之间，冒出了那许多金爷、关伯、佟婶儿、那嫂，他们彻底融入了汉人的茫茫人海之中，为中华文化加入了新的血液。
核心问题仍然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哪里，坚持以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中国和全人类意味着什么。
四、中华文明会给世界带来些什么
中华文化的韧性来源于中华文化对于人的关爱和教化，来自于实践了2000多年的人类共生方式和理念。无论如何多灾多难，无论怎样艰难曲折，中华文化不仅仅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可以更多地告诉全世界，人类的普世价值究竟应该有什么内容。
中华文化将给人类带来更多发自内心的善意。对于“心”的重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特征。海洋文化对于人的行为判断，更侧重于人的行为表现，而中华文化的侧重点，更注重人的内心活动，行为的出发点是什么。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仁，人心也。”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人的善意的表现形式固然重要，但是，人的行为出发点比表现形式具有更为本质性的意义。如果心正了，行为表现就更具有可预见性和准确性，也就更可以把握。能够真正让每一人都成为对于社会具有实际意义的人，核心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建设。
对于每一个人的行为，外部制约力都很重要，因为，人类是群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终身维持独狼式的生活方式，并同时体现出个人的社会价值。但是，实现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的最大化，其最核心的动力并非外部制约力量，而是个人自我更新是内生动力，自我的觉悟，自己修复自己缺陷和伤痛的能力。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如此，一个社会的领导层也是如此。
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说过，叩其两端而执其中。这就是要人们更加注重人际平衡，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人在生存，在活动，人是社会的人，不应只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强加给别人。这种理念在遇到海洋文化的单边主义的时候，出现了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海洋文化还处于较为弱势的时候，这种理念还可以行得通，而且还获得不少喝彩，比如下南洋的郑和。另一种就是海洋文化处于绝对强势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化就会被打得很惨，比如《南京条约》、《庚子条约》。面对咄咄逼人的海洋文化入侵，毛主席对于这种理念做出了极为重要的改进，这种新的理念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理念是坚持中华文化的核心，吸收海洋文化的长处，改造中华文化以应对海洋文化冲击的经典案例。
中华文化还会为人类的个体建设与群体发展的关系，提出新的思路。在个体建设的同时，要实现群体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对于群体要实现道德层面的管控，法律是重要的，但法律不能独自完成社会的管控任务，必须用更为细致的、具体的道德准则，对社会实现更为精准、有效的调控。有效的治理是群体发展的前提，集中统一的社会管理必须有一个核心，在这个核心领导之下，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文人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这个阶层拥有较多的知识和由于知识积累和消化而带来的思想。在中华文化的体系中，文人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动乱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时代，都是求贤如渴和鄙视文人并存的时代，有商鞅、张良、诸葛亮、刘伯温，也有许攸、祢衡和杨修。大浪淘沙，社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而残酷的遴选，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那些与时代、民众和实践脱节的孤高文人，就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从孔子、秦始皇到毛泽东，中华文化的脉络就是，每一个人做好自己，通过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的有序发展，从而最终惠及每一个个体。中华文化强调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的主动求变与自主求变，这才是中华文化和东方智慧的精华。外部制衡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自身求变的动力，失去了内生的求变欲望，外部制衡就会流于形式。
2018年5月27日记于西山
【宜兴紫，察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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