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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准备金制度:凯恩斯的狞笑与哈耶克的悲哀

2015-02-06 芝麻姐 见识

引言:券商欢欣,银行雀跃,舆论鼓舞,股市虚张声势,房市狐假虎威,而“见识”只想重提这些不合时宜的常识。

1914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开始运转。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联邦储备体系成为给政府提供通胀式融资的机器。之后的十余年,货币存量稳步增长,经济活动也保持稳定。正当大多数人都把此归功于联邦储备体系时,大萧条不期而至。银行遭遇空前挤兑,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银行破产,三分之一的银行在1933年的破产与合并后,不复存在。


【美国大萧条期间,人们蜂拥至银行挤兑现金】

这次危机,促成银行业体系和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1934年,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弥补公众对银行的不信任。联邦储备体系自身重组,赋予更多权力。其中,调节准备金率是最重要的一项。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成为惯例。1936年,凯恩斯写就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政府也为其扩大投资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


【凯恩斯,1883-1946】

现代的准备金制度,完整的应该称作“部分准备金制”。简言之,就是银行收到一笔存款,不能全部贷出去,需存一部分在中央银行,以备取款。准备金率越高,存于中央银行的比例就越高。《芝麻姐的经济课》第四期已讲过银行创造多倍存款的理想模型,准备金率从20%降至10%,理论上最多可创造2倍的存款,相当于增发1倍货币。我们经常听到的通货膨胀,本质就是货币过多,降低准备金率是比印钞票快得多的增发手段。

货币增发了,自己口袋里的钱贬值了,自己竟然连连叫好。这不是小说,而是习以为常的现实。前日降准,舆论特别是券商银行,一片欢欣雀跃。大多数人也如打了兴奋剂,所有的焦急都纠结成一个问号:“现在买什么股票最好?”少有人再提起那两个很古老的问题,或者大多数人早已忘却:

其一,部分准备金制度,具有法理基础吗?例如,银行有没有履行存款合约中的义务?

部分准备金制下,银行交付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确定的事情,因为存款人要取出的存款比率可能超出银行的准备金率。所以,存款合约即是投机合约。存款人失去了存款的即时获取性,扮演了另一种他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的角色——强制性的贷款人。银行违背了存款合约的基本义务。

部分准备金制下的银行体系,失去中央银行的支持,就不能生存。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强迫执行法定规制,创造出必要的流动资金。哈耶克说:“货币的政府管理历史,是一个不断欺诈和欺骗的历史……在可能存在竞争中,政府在提供独特种类货币方面,比任何私人机构都不道德得多。”现实中,通过行政法和纯唯意志论,任何制度无论在法理上多么荒诞,政府都能使它合法化。


【哈耶克,1899-1992】

其二,央行增发货币(降准),政府扩大投资,能消除萧条,经济能持续健康吗?

这又可演化为以下两个问题:

增发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可以产生正常的信贷扩张吗?

政府投资是有效的吗?即政府投资能促成资源合理配置吗?

奥地利学派领袖米塞斯断言:“任何信贷扩张都扭曲生产系统。”他反对现代货币均衡理论的核心,同时明确指出:“正常信贷扩张的观点是荒谬的。发行额外的信用媒介,无论其数量是多少,总是会引起价格结构的变动。”相对价格的畸变,会错误引导资源,最终带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通货膨胀最有害的地方。


【米塞斯,1881-1973】

政府的投资也是一样。这次降准,特别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政府确实表明了调整经济结构的态度,但很难改变新增信贷更易流入国企——特别是资产负债率高的国企——的惯性。(为什么很难改变,你懂的)。正如哈耶克说的:“任何通过信贷扩张来抵制危机的努力不仅会治标不治本,而且也可能由于延缓了不可避免的真正调整时机而延长了萧条期。”

芝麻姐眼中最恰当的政策,不是放松信贷,而是放松对经济各层面的管制。各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能够快速重新分配到盈利的企业组织中去。难以恢复财务状况或无法继续经营的企业,政府可通过降低公共开支和税收,增加其有效收入,促其还债。依然无法持续者,允其破产。总之,降准降息犹如饮鸩止渴。只有放松管制,经济才有可能真正复苏,才有可能持续健康,公众的福祉才有可能坚实长久。


本文的事实论据与观点分别源于以下文献:

【1】《美国货币史》,弗里德曼著,巴曙松、王劲松等译。

【2】《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德索托著,葛亚非、刘芳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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