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已亢龙有悔,市场当终日乾乾:十天内三次重大会议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赵建 教授 西泽研究院




赵建  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金融思想沙龙联合发起人 



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习近平在20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12月18日,举国隆重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12月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不到十天内中央召开三次重大会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关口,这三个跨年代、跨年度和跨月度的会议交叠在短短十天内,对于即将收官2018和布局2019的经济具有重要的信号指向意义。


越是重大的会议,发布的文字愈是深藏不露,细微的变化往往隐藏在大音希声的形式逻辑里,需要细细品味琢磨。通读会议文件,对比最近几年尤其是一年以来的用词着墨和行文结构,还是能捕捉到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非常有意义的信号变化。这透露出当局的判断以及下一步的政策走向。


这几次会议释放的信号集中起来可能就在一点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防范经济硬着陆。言下之意,政策层已”亢龙有悔“,市场端应”终日乾乾“;经济下行周期,投资者需要“夕惕若”,方能“厉无咎”。


首先体现在对过去政策的评价上,“必须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主动预调微调、强化政策协同”,“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要统筹兼顾,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多采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措施等等,对三大攻坚战采取的方法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结合最近央行提出的“影子银行是必要补充”,有些严监管政策延缓推出,股票市场的一些案件也从宽发落;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发布公告,明确定义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参与企业的某些活动。这些都可以看多是对过去政策用力过猛的适度回调,也显示了当局的政策纠错态度和能力。


其次体现在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上,已经明显的提高了忧患意识。“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细读过去尤其是2018年前的相关会议纪要,对形势研判基本总是“稳中向好”,主要的目标基本总是“稳中求进”。但是,今年以来,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变”成了对形势的基本判断,“稳”开始变成了主要措施和目标。过去的条件,现在变成了目标。然而这却是一种进步:只有理解、承认并尊重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的波动,才能真正把握现代经济的内在规律,才能找到有效的政策应对。


这实际上就是体现为对“稳定”的理解上,需要辩证的理解,从绝对稳定观,转变为相对稳定观,这是思辨的政策哲学。现代经济是变化的经济,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经济周期甚至是大幅波动,都是经济内生的天然的。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稳定是暂时的,不稳定才是常态。明斯基对不稳定的经济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经济波动理论也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比如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经济和金融周期理论、金融加速器理论。波动的极端状态就是危机,有经济学家创立了危机经济学。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过度肯定“资本主义经济是不稳定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灭了大波动”等等观点,无疑一方面降低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容忍度,另一方面可能给政策层传递错误的理论认知。事实上,忽视现代经济的内生波动,过度追求超稳定结构,不仅不能维护稳定,反而会积聚更大的不稳定。


在某种程度下,可能会陷入“越维稳,越不稳定,越不稳定,越维稳”的怪圈。一个比较绕口的结论是:要允许适度的不稳定,用小的不稳定缓冲大的危机式的不稳定,形成良性的不稳定均衡。也就是所谓的动态的,连续的风险出清,名曰“软着陆”。然而,这样的论断似乎又过于形而上:适度的度,边界在哪,如何可操作式的确定。


任何论断都不能陷入极端。市场不稳定是内在的特征,但过度的不稳定往往会使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被看做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维护稳定又是政策当局的核心目标。但关键的问题又回来了,哪些不稳定是合意的可控的,哪些不稳定又是恶性的系统性坍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这个问题——“必须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主动预调微调、强化政策协同”。


这个度的确很难确定,甚至是无法确定,否则世界上就不会发生这么多金融危机。然而有一点或许是可以借鉴的,那就是:既然难以实现市场的绝对稳定,那就需要在规则上追求绝对稳定,以换取市场的相对稳定!


也就是,用稳定的法律法规,取代不稳定的运动式治理。相机抉择应该是辅助措施,法律框架下的固定规则,才是实现系统性稳定的根本举措,否则朝令夕改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来源。市场的基础设施,本质上就是游戏规则。钢筋水泥的基建,不如法律法规的基建。


这个稳定观同样可以应用到股市,房市,债市,环保治理。在运动式的三大攻坚战同时,还是要加大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现代不稳定经济运行的稳定基础。


形势判断从“稳中向好”到“变中有忧”,“目标举措从”稳中求进“到”变中求稳“,意味着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发生较大的变化,在绝对的不稳定中寻求相对的稳定,是国家也终究是个人的新的生存方式,都是为了这一次经济软著陆。单就明年的投资来说,需要注意以下六个重点:


一是经济将再一次向下,宏观政策要护航经济软着陆,很多政策措施将亢龙有悔,做出调整。要提高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围绕6.4%上下波动都属正常,毕竟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不再一样。当局已经承认环境复杂严峻,且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试图在建立新的稳定观前提下,增加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毕竟有些客观规律,与其负隅顽抗不如顺势而为。况且现在要更加珍惜手头的政策资源。要淡化GDP速度情结,因为高质量的5%,要比粗放的6%要好。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定的货币政策,这个组合有新的含义,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宏观后果。主要思路是,在负债端求稳,在资产端求变,过去几年一直在负债端捣腾,却没有优质资产支撑的模式将会继续受压。财政在两处积极:基建+减税。基建这两年在出口回暖的条件下基本休息了两年,明年在中央主导下可以蓄势发力。乐观估计下大约1.5万亿的个人减税,要相信大国经济的超级规模效应下消费会制造一波正向脉冲。


三是中美贸易摩擦缓和或部分缓和的概率比较大。这三次会议中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显示了这一点,至少是我们的诚意。这样在缓和的情况下,进口额增大,贸易差额出现赤字,净出口对增长的拉动可能会再度变为负。难题在外汇储备会因支付增加的进口额加快流失。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许可以在增加中央外债上发力,毕竟我国的中央外债比例太低。发外债的好处是抓住美元加息放缓的时间窗口,降低内部挤出效应(提高利率),同时增加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


四是对资本市场的看法,会议“官宣”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说明在经济稳定的目标函数里,股市依然不会被放弃。在当前低迷的环境下,或许是推进注册制,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并轨的好时机。


五是对房地产的看法,看上去已经不想再谈。在变中求稳的总思路下,中国要想软着陆,房价一定不能大起大落。但从当前走势来看,房价已经开始明显下行。货币政策之所以稳健,目的之一就是保持房地产的稳健。在当前的金融周期下,房地产价格已经是一种“货币现象”,必须从货币供需的视角去理解。


而最重要的是,民营和小微企业在政策上将继续得到呵护和支持。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这句话虽然没有单独拿出来强调,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新时代下提出的“新凡是论”。从这一点的认知上,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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