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右翼大回潮与全球化危机（万字雄文）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撰有中美贸易战热文《全球化的黄昏与帝国的背影》等。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衰退。有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是建制派“否决政治”和“口头政治”越来越低效，另一个是保守派为冲破“否决政治”的羁绊而逐渐走向孤立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民粹主义。

特朗普显然正在掀起第二个危险浪潮，也就是右翼大回潮。他的商人和投机政客形象，及不尊重国际规则的任性作为，与美国的大国地位不匹配。而为了一己或小团体之私利，不惜损害美国自身乃至全球经济利益而引发大国贸易摩擦的作为，也不过是政客政治投机行为的压力外溢。

在此背景下，贸易失衡、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一个幌子。美国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向外转移，政治衰退引发的右翼回潮风险向外投射，才是问题的直接原因。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是人类历史近百年的伟大成果之一，贸易和技术制裁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危险举措，在一个多边体系实施单边制裁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不可能成功。但却对世界各国多年积累的信任和共识机制产生严重破坏。

对于中国重要的是，在经历过这场考验后，能不能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现代化国家。

一、全球化悖论：经济贸易的多边性与国际治理的单边化之间的矛盾

全球产业链分工越来越精细，但意识形态和文明体系的融合却无法及时跟进，尤其是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滞后，为全球化的脆弱和风险埋下了伏笔。

二战以来，全球经贸往来增加了千百倍，但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却非常缓慢，近一个世纪依然沿用雅尔塔会议基础上的“三支柱体系”。雅尔塔会议是美英苏三个大国的利益格局再平衡，这导致以此基础上建立的国际治理体系也充满了大国政治的味道。从美苏冷战到美一国独大，处处充满单边主义色彩。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构成了当今全球经济格局裂变的主导力量：经济贸易日益多边化与以美国为主的国际治理体系日益单极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全球化就隐含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事实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帝国的性格，在特朗普主义鼓动下，美国已经开始了去全球化浪潮。

在这种浪潮下，原本单纯的经济贸易往来和产业链分工，开始重染浓厚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色彩。原本在WTO谈判中逐步消弥的非经济隔阂，也被重新唤醒并倒退为新的障碍。这种问题当然不会发生在国家内部，只会发生在国家间。因为国家内部有强有力的统一规则和秩序，以及文化意识层面的有效融合，即使有冲突也是可调和的。但是国家间，却因种种非经济因素人为构筑了层层狭隘无知的“高墙”。国内和国家间贸易的这种差异，实际上彰显了全球化的脆弱所在。

换句话说，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在迅速完成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却没有完成政治全球化和价值观层面的全球化。这是一种全球经济贸易和文化文明的错配，也是根本问题所在——经济的合作走得较快，但是文明的融合却相对较慢。就像两个人，基于经济利益走在一起很容易，但缺乏统一的信任机制和价值体系，其关系注定不会长久，因为价值观的差异会产生潜在的不安全感和受损心态。

正是抓住这种国家间因文化体制差异无法同心协力对抗霸权，美国右翼政客才有机可乘在国际社会治理层面大力施行单边主义，而不是承担起输出公共产品的大国责任。依靠的手段是传统的“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

枪杆子——军事霸权上，在世界战略要地设有军事基地，或通过海空力量保持绝对控制。航空母舰这一庞然大物，不仅是一种军事武器，还象征着帝国权力和大国威仪。说到底，枪杆子是一切单边主义和一极世界的基础。

钱袋子——货币和金融霸权上，通过石油等大宗的支付清算，通过半强制性的储备资产，通过军事力量的暴力威慑，构建了以美元为交易、储备和定价基础的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美联储可以看做是各国央行的央行，美元就成为基础货币的基础货币，这样美国才可以肆无忌惮的印钞举债消费，却将由此形成的国际收支失衡怪罪于他国。另外，通过跨国企业和跨国投资，美国以金融资本这一更加便利的工具在全球套利。

笔杆子——话语霸权上，一味推行形而上的西方价值观，不顾他国文化差异和历史条件强行推行民主化浪潮，最后往往留下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半拉子工程”。沿袭西方历史传统具有侵略性的“海盗作风”，在世界形成单极文化和侵略性话语霸权。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行为，已经完全失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第一大国风范，逐渐萎缩为沙文主义、孤立主义甚至种族主义。

也就是在右翼政客思潮的污染下，美国过去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先进性基本荡然无存，剩下的就是打着贸易失衡的幌子行政治投机和世界霸权之实。

二、贸易摩擦和文明冲突的背后是违背常识理性的政客投机行为

国际贸易收支不断失衡，再加上一个正在加快衰退的大国政治体系和逐渐无法调和的内部贫富分化，投机政客便会应运而生。为了获取更多的选票支持和更大的政治权利，不惜破坏人类文明的成果和包括本国在内的各方利益，违背经济学常识激化国家间冲突。

更加危险的是，政客投机行为加剧了极端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将原本可以谈判协调的经贸问题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的高度，恶化了国际局势的失控状态。尤其是在选票政治和多党竞争下，原本不严重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差异问题，往往会被政治集团过度利用并大肆鼓吹，以换取大众选民的青睐和支持。而在面向乌合之众的选票语言体系里，越是极端的主张越是容易唤起集体的强烈回应。

此时，整个政治博弈会以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向极端漂移偏离。当偏离到一定程度，便会走向冷战铁幕、文明与宗教冲突、种族主义等甚至反人道和非理性困境。这是当初德国纳粹上台的基本逻辑，这也是民主政治衰退到极端的典型案例（希特勒是民主选举上台）。在此时，鼓吹民主体制具有充分纠错能力的理论走向破产，在社会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民主和民粹只是一线之隔。

这正是美国当前面临的危险境地。回想三年前，特朗普当选的那一刻，整个美国陷入了冰火两重天，一面是痛不欲生的传统美国政治的捍卫者，他们强烈反对但又无可奈何；一面是欢呼雀跃的普罗大众，但却不知道潜在危险只顾一时之快。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就警告：小心那些打着人民的名义上台的人。

更令人忧虑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右翼大回潮。但一个具有全球统治力和领导力的大国右翼回潮，而且是特朗普这样的孤立主义和缺乏普世情怀的商人政治家掌握总统大权，所引发的国际局势混乱程度可能更加严重。

这种右翼政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国家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扩大化，把原本正常的基于比较优势下的产业链分工注入意识形态或经济侵略色彩，以唤起国内民众的“同仇敌忾”和统一阵线，形成有利于自己或小政客团队利益的氛围，但却置国家的信誉和利益而不顾，这恰恰是某些政客或投机政治家惯用的伎俩。

支持特朗普上台的美国选民们 

来源：网络

回头来看美国的历史，这样危险的极端右翼回潮并非孤例。七十多年前的麦卡锡就是这样的政客，为了个人或小团体政治利益，不惜将美国拖入“至暗时刻”。好在，美国积淀多年的多元弹性政治有强大的自我纠错机制，否则可能真如艾森豪威尔所说，麦卡锡将带领美国走向法西斯主义。杜鲁门也说，麦卡锡主义是美国民主时代的悲剧和耻辱。

现在，在特朗普的带领下，美国可能带领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走向去全球化的“至暗时刻”，也可能给美国带来更大的悲剧和耻辱。原本，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不断向全球输出各种公共产品并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一个拥有基督普世人文关怀和昂撒贵族精神的大国，如今在一个小商人形象的政客带领下竟然开始走向历史倒退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不得不说是美国政治文明衰退的悲哀。

难怪德国总统默克尔在哈佛演讲中，含沙射影又直言不讳批判特朗普的“狭隘和无知”。她直接指出，“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将破坏自由的国际贸易甚至繁荣的基础”；也难怪英国女王对特朗普一家的来访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热情和认可。因为，特朗普的政客和商人气质，与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精神，与默克尔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家的精英气质，其实都是完全格格不入。

三、多边贸易体系：来之不易的人类文明成果及其脆弱性

专业分工是现代经济的基础，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开山之作的核心观点。分工越精细，效率越高效。任何人不可能制造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是原始落后的代名词。分工和合作使人类经济文明产生跃迁，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专业化分工的基本规律是，分工范畴越广，产业链细分程度越高，资源禀赋差异越大，所带来的效率提升程度就越高。可以想象，如果将分工从一国内部扩展到国外乃至全球，让资源禀赋更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专注于产业链的某个环节，那么获得的效率提升则是前所未有的显著。这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说以及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杨小凯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是现代经济学普世性的成功。

当产业链分工被打细以后，根据李嘉图相对优势理论，单个国家就没有必要干它没有优势的产业，专心聚焦于它擅长和有相对优势的环节。当前的产业链分工精细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像手机这样还不算太复杂的产品，就涉及到上百个工序，上百个设计者和代加工厂。飞机这样的重器就不用说了，工序十几万个，零件加工企业千百个，遍布全球。

如此精致的产业链分工谁来组织？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全球化文明的一个伟大硕果，其伟大之处在于它在一个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化世界里构建起一个多边贸易规则。但构建的过程异常艰辛，拿中国来说，入世过程历时漫长又挫折重重，需要与几十个国家一一进行洽谈协商、来回谈判、求同存异、反复修改。入世前仅与美国的谈判就达到近百个回合，历时长达六年之久。

想想看，一百多个不同种族、体制、肤色和文化的国家能就经贸和分工问题求同存异达成一致，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本质上是一种信任体系和共识积累，是基于互相尊重、互利共赢下的人类经济文明大融合。全球化因为更大范畴内的分工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有经济学家测算，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球化下的产业链分工贡献占了三成以上。

拆掉狭隘和无知的墙有多难，世界贸易组织就有多伟大！

然而，这种在国家间依然存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甚至冲突上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脆弱性。可以说全球产业链分工越精致，这个生态体系就越脆弱。因为在如此精细的分工下，产业链的上下游是跨国界的，单个国家并不能拥有全部产业链。此时，如果因为意识形态等非经济问题国家间发生龌龊，或者政客有意制造紧张氛围以换取选票，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技术安全等就随时会被锁住咽喉。经济成为政治、文化和宗教等非经济因素冲突的牺牲品。

这也是国际贸易带来经济增长和福利提升的同时带来的代价。这个问题，早在三千年之前，齐国名相管仲策划的织绨商战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齐国首先人为制造大量的绨品需求，造成丝织品价格大涨利润丰厚，诱导鲁梁两国弃耕从织造成田地荒芜。然后管仲看准时机突然禁止对两国的织绨品进口，鲁梁两国随后发生经济崩溃和粮食危机。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的复杂性和全球化的脆弱性。

因为国家行为，绝非只以经济利益为目的。

这个难题又可以归约为，国家间的技术和交易中性，与政治和文化非中性之间的矛盾。资本、技术、产业链、可贸易产品等经济活动可以在国别间相对畅通的组合和流动，但价值观和文化层面的差异却很难短期内弥合。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往往是千年历史的积淀，从长期来看全球化经济贸易往来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加剧文明的冲突。

如果产业链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中，但思想意识和话语体系没有相应的融入，或者理论合法性建设相对滞后，那么经济安全就可能随时会成为“文明冲突”的牺牲品。显然，全球化战略的设计者或相关智库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重视与准备，没有认识到全球化的这种脆弱性和潜在风险。尤其是在右翼大回潮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任正非回应华为被美国封杀

来源：BBC

怎么理解文化和价值观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一方认为是常识性的问题，另一方还在那争论不休。不在一个频道上，语言的交流往往无用。比如，我们认为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往往在西方价值观体系里认为是大国不负责任。

还有，我们提出的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天下大同理念基础上的“一带一路”战略，往往会被别有用心的他国有意解读为另一种经济扩张或“殖民主义”。而我们也缺乏相应的理论合法性建设，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一味的投钱搞基建投资，没有充分考虑一些宗教国家的非物质需求。如果不理解所在国家的宗教文化习俗，很可能发生“出力不讨好”的问题。

而话语体系和理论合法性的这个短板，一旦被右翼政客抓住，就会成为被攻击的领域。多年积累的贸易体系也就成为牺牲品。

当然，全球化生态体系已经形成，要想立刻摧毁它也绝非易事。但是按照美国当前这种右翼回潮的态势发展下去，并非不可能存在发生危机甚至崩溃的可能。但在此之前，美国首先要解决另一个悖论。

四、贸易战悖论：如何在一个多边体系下实施单边制裁

笔者在去年9月份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美贸易战从一开打，特朗普就面临一个悖论：如何在一个多边体系中实施单边制裁。 

如果照关贸总协定算，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已经建立了七十多年，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多边关系。这将导致：任何一个单边制裁行为，都会被交叉的多元关系所削弱。 

其实就是所谓的转口贸易。只要开打的两个国家，有共同的自由贸易国家或地区（第三方），那么两国的单边壁垒，从理论上来说就可以此国家为“通道”做个迂回，即出口国可以绕道该国家换个包装，甚至自己成立个公司，将产品继续出口到另一国。可能要多耗费些运输费，“通道费”和流通时间，但是基本上可以规避“关税壁垒”，只要从经济上依然有利可图。

大家都不傻，如果主动制裁国看出其中的猫腻，也要对转口商品进行征税。但是并不容易，一是提高了检测成本，现在产业链分工很细，尤其是高端制造业，要把产品拆开归属国家很难；对加工贸易来说，除非“穿透到底”，很难说是哪个国家的劳动力，劳动力是同质的。 

二是即使真的能认定和穿透，那就意味着要与商品的整个产业链为敌，这是要自绝于整个国际贸易体系，要推翻建立了近百年的多边贸易框架。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右翼政客的疯狂行为，这种行为会导致全球化文明的严重倒退。 

转口贸易规避单边制裁的行为已经发生。我们研究团队去年调研了几家贸易企业，都在积极寻找转口贸易的通道。比如出口企业寻找加拿大等不太绕路的国家，只要贴牌费能谈定，还不是问题。进口贸易中的粮食大宗，则主要通过巴西等产粮大国转口。新加坡等享有自由贸易红利，港口吞吐能力强的国家和地区，将在这场大国博弈中成为获益者。有点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味道。

这种现象最近的佐证之一，是越南5月对美国出口暴增50%，但总体出口仅增长4%。考虑到生产线的转移和产能的增加不可能这么快，很可能就是中国大量关税名单里的产品通过越南转口。美国经销商或下游企业恐怕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外一个结果并不是转口成品，而是转口生产线。即将工厂转移到第三方共同自由贸易国家。对中国来说，如果转口贸易成本较大，或者自身成本端遭到社保足额上交，房价上涨导致的租金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冲击，那么也可能会转移生产地。  

相对于转口贸易，工厂搬离他国和产业资本转移，对中国来说短期内是个很大的外部冲击，将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税收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制造业面临空心化的危险。特朗普对内减税，对外加税，重新划分朋友圈，本意就是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

但是，这个目的并不可能达成，除了多边贸易对单边制裁的削弱可以让产业资本继续在非美价值洼地存在外，另一个因素是制造业的重新培育并不是那么简单。除了受过训练和适应车间作业纪律的产业工人以外，还需要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而这些对于美国来说，根本无法提供。已经习惯了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当然不可能愿意以较低的工资长期伏案于车间流水线。数据显示，同样工种的工人，美国的薪资当前仍然是中国的两倍。而且这些美国工人不可能加班赶订单，时不时还会罢工停产。

这个窘况和难题，恐怕商人特朗普自己心里也清楚。既然他心里清楚，明知这场贸易战没有赢家，为何还付出本国利益和全球化倒退的代价来挑起这场战争？答案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右翼大回潮的变局下，投机政客正在为了一己之私利，制造一百年来最大的去全球化危机。在这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更高层面的文明冲突中，这些政治投机分子趁机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利益。

换个角度去看，这场全球化危机，恰恰是中国彰现大国风度和责任的时机。在这场贸易摩擦中，面对美国的不择手段，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内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倍加珍惜民间资本和市场化力量，关注广大民众更高层面的精神诉求，以人本主义环境激发微观活力；对外不卑不亢但又不盲目自负，据理力争但又不故步自封，以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天下为大的传统文化，融和现代开放社会的先进理念，在去全球化浪潮中勇敢带领各国缝补被美国右翼大回潮冲击的全球化裂痕。

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的行动体现。希望最后能如索罗斯所言，“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最终将对中国有巨大帮助，他将帮助中国成为世界新领袖”。实际上，成不成为“新领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经历过这场考验后，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现代化国家。

（作者为西泽研究院院长，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山东省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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