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国维逝世90周年——心理学揭秘国学大师真正死因
（王国维像）
王国维人格与自杀成因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王炜 李朝旭
本文发表于《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2（1）,155-162
作者授权发布
摘 要：王国维属于抑郁质和思想型的人格；卓越的家世遗传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为其智达好学提供了基础，孤独的早期经历和丰富的童年教育造就了他忧郁安静、缜密智慧的人格，科举失败和重要他人影响又促进了他的学术发展和固执自负人格的养成。以往关于王国维自杀之因的分析多是常理性推断，而对王国维的一生进行纵向分析可以发现，其自杀应是心理复合因素所致：人格因素应是其自杀的基础性原因，悲观思想、殉文化情结、贵族气以及多重负性事件是导致其自杀的发展性原因。
关键词：王国维, 人格, 自杀, 常理性推断
本研究得到美国富勒心理研究院试点研究计划（资助识别号：PS04LZX）资助
一、引言
王国维（1877-1927）是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其所处时期正值政治动荡，文化交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国维的人生也充满着矛盾与冲突：王国维终其一生心系学术却又任“南书房行走”幷食五品禄；辛亥革命已经剪辫的他却又续起了长辫直至生命的尽头；早年的王国维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并能完美地将其与中国古典文学相结合；王国维开拓了教育、心理学等新的学科却又回头苦研古文学；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国维在学术盛年选择自杀一途，自沉昆明湖。他死后，学术界纷纷猜测其死因，遂形成了现行八种主要的假说。那么，王国维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而造就他如此的一生？王国维自杀之因又该如何全面认识？本文拟以心理传记研究取向(psychobiographical approach)去探究王国维的人格及其形成与发展以及自杀成因。
二、王国维之人格结构特点
通过心理传记学的相关方法，结合王国维的身世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王国维具有“性”：沉静忧郁，少言寡欢；“智”：心思缜密，智达好学；“情”：朴实执着，固执自负三个维度的人格特征。
（一）沉静忧郁，少言寡欢
纵观王国维一生，始终脱离不了他“沉静抑郁”的特点。几乎在所有的有关王国维的文章和传记中都会引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1]9这句王国维自述的话。根据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凸显性识别指标理论，我们需要对频率上重复出现的主题给予特别的注意，可以说这句话恰如其分的描述了王国维的性格。王国维幼年丧母，自小瘦弱多病，落落寡欢，望子成龙的乃誉公（王国维父）甚为担心：“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其弟王国华对王国维幼年的印象就是“寡言笑”。曾为王国维的挚友亲家的罗振玉后来撰文也说“公平生与人交，缄默不露圭角，自恃顾甚高，……抑郁不自聊。”[2]121王国维早年写给他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感言。与“性好动”一开口便不停的梁启超相反，王国维上课常坐谈，自己不讲，只听学生讲。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到学生住的地方去跟学生交流，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2]122可以说，王国维的性格正应了他的字,“静然后能安”。
（二）心思缜密，智达好学
王国维是十分谨慎细密的，这正应和了他沉静寡言的性格，也是因为此，他的学术成就才令人惊叹。王国维的心思缜密在生活上有所体现：自沉之前，王向校方交代了诸生成绩还讨论了下学期招生之事，此前还将给他学生谢国祯题的扇面中的称呼“兄”改为“弟”；其子死后，王国维在给亲家罗振玉寄去的恤款中包括镯兑款、海关款等条目皆精确到“角”；他在《时务报》当“书记员”时负责校对报纸、誊写书稿、收发信件之事未有失误。王国维的心思缜密还体现在治学上，在主编《教育世界》时，王国维译述颇丰，将心理学、教育学、西方哲学等新学引进中国，35岁后的王国维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枯燥的精密之学，成就非凡，著作浩瀚，像《宋元戏曲考》、《流沙坠简》至今仍闪耀着光辉，创作或许得益于天赋或学识更多，而翻译必要谨慎细微不可。
王国维7岁入私塾，11岁作诗文，16岁中秀才，并为“海宁四才子”之首，年轻时期的王国维便体现出智慧超群。其虽在知命之年便辞世而去，但却在学术上建立了宏功伟业，梁启超曾为此感叹叹，若王国维再活下去，其学术贡献不可估量。王国维不仅聪慧智达，好学更是他的一大特点。据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回忆，其父家中有藏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外王皆熟能成诵。初入东文学社时，由于疲于杂务，无暇读书，遂感叹道：“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中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1]27王国维后来知遇罗振玉，有机会学习外文，东渡留学，王如鱼得水，焚膏继晷，废寝而学，正是体现了他好学的秉性。除此之外，其学生卫聚贤劝王去山西暂避时王以无书为由而拒，王国维说除治学外“无从过话耳”，亦见其好学。
（三）朴实执着，固执自负
王国维是个不重仪表的人，天冷时一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只穿布鞋而从不着皮鞋、西装。[2]116 王国维至死都拖着长辫，衣着简单，朴实无华。长辫是王国维的象征，北伐军北上时，时局不稳，同事学生都劝他剪辫，他执意拒绝。据王东明回忆，“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的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3]
除了执着之外，王国维还偏固执自负。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对历代词家评论毫不留情，对自己的词却十分推崇，它曾托“山阴樊志厚”之名自序道：“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4]93。当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邀王国维同做近代戏曲史，王国维毫不客气回绝：“宋元的戏曲，是活文字；宋元以后的戏曲，是死文学。”除此之外王国维还批张之洞“废哲读经”，为康梁指谬，跟辜鸿铭叫板，这些事大多出现在王国维治学早期，可以推断，王国维早年执着、固执、自负的人格显示出他具有自恋人格倾向。
综上所述，从性、智、情三个维度分析出王国维具有“沉静忧郁，少言寡欢”、“心思缜密，智达好学”、“朴实执着，固执自负”的人格特征。进一步分析我们得出王国维属于抑郁性气质和思想型人格的结论。但王国维固执自负，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悲剧意识，对事物体验深刻，我们也可以认为王国维还具有艺术型或自我型人格倾向。
三、王国维之人格形成原因
一个人的人格是在遗传、成熟和环境、教育等先后天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5]基于此，笔者将采用心理传记分析从内因和外因入手，通过对王国维的家世遗传和生活环境、 早期经历和童年教育以及科举失败和重要他人影响三个角度对其人格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
（一）家世遗传和生活环境
王国维祖籍开封，其家族在北宋时期“四世以武功显，三世死国难”，因在战争中立功，而得官禄，享封地，后成为海宁巨族。明清之后，家道中落，到了王国维之父王乃誉这里，“少贫甚”，又值“洪杨之乱”，乃誉公为了糊口，不得不弃文从商，虽如此，王氏家风却依然传承了下来。乃誉公早年帮人经商之余，攻读诗古文辞，研习书画篆刻，可算“亦商亦儒”；壮年借“游幕”之便，足迹遍及苏杭各地，结交学者，……应属“亦吏亦儒”；……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金石学家、书画鉴赏家。[1]8从这来看，乃誉公的智力必是超越凡人的，王国维应该继承了乃誉公的良好智力基因。王国维11岁作诗文，16岁中秀才，并为“海宁四才子”之首，由此也能看出王国维具有良好的智力基础。
王国维出生于浙江省的历史名镇——海宁，所谓“千古海昌佳绝地”，这里诞生出了干宝、颜真卿、李善兰、徐志摩等文化名人。海宁还有独一无二的奇观——潮，以此而形成了“潮文化”。风光秀美的自然环境以及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为王国维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故乡对一个人的塑造是有极大作用的，尤其对以学习玩乐为主的童年时期具有深远影响，而早期童年经验又决定着成年的人格。
（二）早期经历和童年教育
王国维三岁丧母，自小由姑祖母代养，体弱多病，性格文静，11岁才由其父照养。古语云“无父何，无母何恃。”王国维自幼缺少父母之爱，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渴求母爱而不得，必然安全感丧失，心理防御之下进行抑制，这对塑造其“沉静忧郁，少言寡欢”的性格有巨大影响 。作为心理补偿（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王国维在主编《教育世界》时，十分关注童年教育，还亲自翻译了《叔本华的遗传说》一书。
虽然王国维幼年孤零，但他童年所受的教育却优于常人。儿童早期有利的家庭地位能对其未来的自尊和成功潜力产生极大影响。[6]王国维作为长房长子，其父乃誉公对他的教育格外重视，在王国维11岁时，乃誉公便壮年辞职“口授指划”对其进行庭训之教，除此之外还格外关心私塾教育。王国维7岁入私塾跟潘绥昌老先生学了四年，后来乃誉公又亲自拜访李善兰的学生陈寿田，询问王国维的学习状况，亲自督导其学习。王国维除四书五经之“主课”外，还有其他学习项目，从他中年的诗作《端居》‚可以看出，王国维童年教育是智育、美育、体育为一体的，其中还加有体育活动和智力比赛等。总之，童年的良好教育对王国维智力的开发，创造力的培养影响深远。
（三）科举失败和重要他人影响
王国维带着父亲光宗耀祖的正统期望参加各种科举考试，然而“不守时文绳墨”的他在17岁时的“癸巳大比”和21岁时的“丁酉秋试”上均名落孙山，在癸巳年（1893年）秋闱中同考的陈守谦回忆道：他“不终场而归”，可以推测他几乎是交白卷了。其实王国维本无意争取功名，与他同期的少年才俊都纷纷留学，而王国维则“家贫无赀”难以实现，科举失败，出洋不成，此时的他该何去何从？可以断定这时期的王国维自我同一性危机(ego identity crisis)爆发了，在空虚与迫切感中王国维来到上海《时务报》馆，欲借此实现其新学的抱负。
在王国维一生中，除了其父乃誉公对他产生重要影响外，王亦受到其他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影响。重要他人是指对儿童社会化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如儿童的父母等。[7]该理论经过发展之后适用于社会化的个体。这类人中要首推罗振玉，他不仅是王国维的挚友还是儿女亲家，对王更有知遇之恩，提供谋生之路不说还资助外文学习和东渡留学。乃誉公希望王国维怀文抱质、光耀门楣，替自己完成未遂心愿；罗振玉广交人才，对王国维更是赞赏有加，希望王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协助自己光大东文学社并成就一番事业。可以说乃誉公和罗振玉是王国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养育之恩，一个知遇之恩。胡小勇等人的研究表明，重要他人表征的激活能够唤起个体追求目标的意愿，重要他人表征确实会自动地增强与该重要他人相关的目标承诺。[8]且有西方的其他研究发现，只有个体认为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亲密或重要时，他人才会影响目标追求。[9]因此，王国维好学与执着必定是受了二人的影响。除此之外，王国维早年研究译述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并深受他们影响，尤其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他曾说，“愿言千复, 奉以终身。” ƒ王国维还醉心于诗词研究，在与西方大哲学家的思想会通和古今大词人切磋中，王逐步以大词人、哲学家自居：“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10]160-161他们对王国维固执自负的人格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王国维卓越的家世遗传和秀美的生活环境为王国维智达好学提供了基础，孤独的早期经历和丰富童年教育造就了他忧郁安静、缜密智慧的人格，科举失败和重要他人影响又促进了他的学术之路和固执自负人格的养成。
四、王国维之自杀成因分析
王国维自杀成为近百年来学术界的公案，直至今日还有诸多学者针对此事分析探究。王国维死后，溥仪、罗振玉、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纷纷推测其死因，并发表言说，形成了当时盛行的“殉清说”、“逼债说”、 “惊惧说”。后来又经诸多文人和史学家查证，形成了现存的主要的八种学说：“殉清”说、“逼债”说、“惊惧”说、“谏阻”说、“文化殉节”说、“性格悲剧说”、“争自由”说、“诸因素”说。
（一）对八种自杀学说的评析
对于王国维死因的考证，各家之言已经论述的十分详尽，假使史学家们究其谬误，掌握铁证而形成定论，笔者在此还是要提出新说，因为自杀是极端的病态行为，该过程的完成需要突破多重重要的心理防线，解释自杀之因不得如此单一与浅显，应当全面分析而窥察内在机理。笔者基于心理学视角从三个方面对已有的学说进行评析。
首先，八种学说皆为常理性推断（common sense inference）„，常理性推断具有两个特征：一为“脱离情境性”，根据现有的证据推断某事件应该发生，假如设置真实的情境往往不会发生；二为“忽略影响因素”，同样的起因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果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王国维死后，许多人便根据王国维作为遗老象征的长辫以及“南书房行走”的五品职推断其“忠清”而殉身，也有人因罗振玉逼债而推断王国维羞愤不堪而萌生短见。上述的“殉清说”和“逼债说”为常理性推断的典型，两者都有证据可寻，我们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
其次，按照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凸显性识别指标心理传记学对传主资料分析的方法，由于王国维遗嘱具有独特、强调、遗漏、未完成等特征[11]，应给予足够重视。正因如此，更不应该完全依赖遗嘱从其表面来窥探玄机。笔者认为，遗嘱具有以下特征：侧重，由于立嘱人受当前认知的影响，会对当前最强烈的情感、思想、感受在表述上有所侧重；遗漏，由于遗嘱具有侧重性，立嘱人会对认知盲区以及不愿明世的事情避而不谈；升华，由于遗嘱的特殊性，立嘱人会在表述上进行某种渲染以达到自我生命的升华。其中“惊惧说”便过分依赖了王国维遗嘱中“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遗言。当我们正视遗嘱具有局限性之后，在对遗嘱的解读上便需要格外注意了。
再者，除“诸因说”之外的七种学说，都是以单例证据来解析王国维死因，假使其任意一说符合史实，笔者也以为如此来解释自杀是不准确的。于此，笔者从自杀外因对自杀做以下分类：冲动型自杀（impulsive suicide），指受单维度的大强度刺激后因不能适应当前环境而进行自我毁灭的行为，自杀准备期短，究其自杀原因往往从一主要方面入手；平静型自杀（calm suicide），指的是有计划的深思熟虑的自我毁灭行为，自杀准备期长，此类自杀一般是多维度的综合性原因所致，单个原因无法解释清楚。王国维自杀前无异样，行事沉稳平静，熟睡如故，没有人发现他有自杀征兆，有人劝王国维剪辫避难时，王国维答道他自有办法。“闻其夕熟眠如故, 近日言动亦无他异。浩然不动, 视死如归, 何其从容耶” [12] 80 -81可以看出，王国维自杀属于平静型自杀，我们必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分析其自杀之因。
（二）心理复合因素说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自杀是极端的病态行为，其完成需要突破多重重要的心理防线，可以借助心理学解释自杀的内在机制，通过一般性事件或对遗嘱的表面性解读来推测自杀之因都是片面的。戚真赫认为，在一个层面上而言, 王国维之死在于个人、社会、时代和文化的综合原因, 这些原因所形成的一种合力, 将他推向死亡。[13]他认为王国维之死的原因是复合性的，可惜他的解释是各种因素的简单罗列，忽视逻辑性和内在关联性。对自杀的分析应该具有时间性、递进性、内因性，故笔者对王国维的一生进行纵向分析，从基础性原因和发展性原因递进而入，结合王国维人格并运用心理学知识对自杀的内在机制进行解释，提出“心理复合因素”一说。
1.基础性原因：
人格为王国维自杀提供基础。上文中，笔者从性、智、情三个维度分析出王国维具有“沉静忧郁，少言寡欢”、“心思缜密，智达好学”、“朴实执着，固执自负”的人格特征，通过对比得出王国维属于抑郁质气质和思想型人格。
抑郁质的人情绪易感性很强，易于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在弱刺激下会产生强烈感受，其神经类型为弱型，体验情绪的方式较少，但对事物的感受深刻、持久；抑郁质的人格较为孤僻，不太合群，在交往中易形成障碍；抑郁质的人观察细致，思考透彻，心思缜密，适合做学问。王国维从小忧郁内向的性格使他在交往上遇到障碍，从而越发的孤独与缺失，缺少安全感；情绪易感性极强的他对生活中各种矛盾更善于捕捉，体验也比常人更为深刻，因此他所受的刺激也会被远远放大。在王国维所处的时局之下，他更难有积极性思考，对各种现象更具有悲观体验，他的一些家庭琐事更刺激着他敏弱的神经。在自杀心理学领域，由沃瑟曼
（Wasserman）提出了应激—易感模型，自杀者身上有某种自杀的易感性或是特质，基因的组成结构以及后天获得的敏感性对个体的易感性或素质都有影响。[14]张克让等的研究表明，好强固执，忧虑抑郁，烦恼自扰，易于激动和焦虑等可能成为自杀意念的易感人格素质，缄默，孤独冷漠等人格特点在自杀意念的形成中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5]基于此，我们认为王国维的人格在自杀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也有一些学者提出王国维是死于抑郁症，其在信中多次提到“心绪恶劣”、“日复忧郁”，可以猜测其患有轻度抑郁症，但说王国维不忍抑郁症的病理性折磨而自杀尚缺乏可靠证据。
2.发展性原因：
（1） 悲观思想为王国维一生注染灰度色彩。
王国维在主编《教育世界》时研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对康德、叔本华哲学做了诸多学术评论，同时他们的哲学理念深深影响着王国维的人生观，尤其是叔本华哲学。早期王国维在《叔本华像赞》中对叔本华学说大加赞赏，其《红楼梦评论》一书也是以叔本华哲学为理论基础，从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欲望、人生苦痛、悲剧的深刻体会。周一平认为，“叔本华的悲观厌世哲学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糟粕，王国维是这些文化糟粕的牺牲品。”“王国维对封建阶级的前途悲观失望, 很容易和叔本华的哲学一拍即合。”[16]王国维在1917年拒绝北京大学教授一职时曾说: “ 我辈乃永抱悲观者。” [12]234梁启超在其书信中也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王国维这种悲观意识在诗词中也时常流露，如：“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人生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等等。王国维的悲观思想和他抑郁质的人格相辅相成，更促进了他悲剧的人生结局。
（2）殉文化情结和贵族气奠定了自杀的基调。
与王国维关系最为密切且精神相通的陈寅恪之前支持“殉清说”，后来又提出“殉文化”一说，他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3]5陈寅恪既然能提出此说，我们可以推断同作为国学大师的他应该也能感受到这种对文化衰落的苦痛，因此他把这种“殉文化情结”转移到王国维身上，应该说，王因文化衰落而深感苦痛是绝对符合事实的。王国维虽家境清寒，但因良好的教育和自身的努力，他培养起了强大的贵族气。贵族气强的人有大义凛然、宁碎不全的气节和建设、维护制度的规则意识，如项羽乌江自刎、西方决斗、殉道都是典型的贵族气行为。正如王继平所言“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长期的传统文化的熏陶, 对于追求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有着特别的倾向。”[17]与贵族气相对的是革命性人格（匪戾气），当时的背景正是动乱且革命性人格盛行的时期，原有的文化遭到大肆破坏，王国维所坚守的信仰逐步塌陷。贵族气和殉文化情结是因果关系，强大的贵族气在当时社会自然生有殉文化情结。王国维的悲观思想和殉文化情结在其自杀上都起了促进的作用。
（3）负性事件导致应激性自杀行为。
李献云等人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导致的急性应激和慢性心理压力对自杀行为的影响机制相对独立，躯体疾病、经济困难和夫妻吵架或不和是自杀死亡者前三位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18]王国维一生遭遇了许多变故，这些矛盾对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创伤。首先是社会的变革，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动荡，文化交替，国家因落后而遭遇列强入侵，新文化兴盛的同时却伴随着旧文化衰竭，对王国维刺激最大的还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4年的冯玉祥逼宫事件，尤其是冯玉祥逼宫后，王国维等清朝遗老以此为奇耻大辱，相约罗振玉、柯劭忞欲同沉神武门的御河。王国维虽然一心学术，与罗振玉等愚忠的遗老不同，但作为旧式学者，王国70影响，相约自沉便可看出。谈到张勋复辟失败，1917年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谈到“ 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12]197笔者认为至少从此时起，王国维便已有自杀意念。邦纳（Bonner）等人认为，自杀意念是指在思想上或认知上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想法。[19]有自杀意念的人自杀实施率要高于普通人，但并非都有自杀行为。有研究指出，在应激性事件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对其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的气质性乐观人格特质。当遇到低水平应激事件时，这种气质性乐观可能会对自杀意念和行为的产生起到保护性的缓冲作用。但是，在面对极端压力时，这种保护性的认知特征会受到限制，使自杀意念和行为发生的危险性增加[20]王国维经受的变故和伤痛致使他一步步地产生自杀意念并实施自杀行为。
其次，王国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饱受经济压力和家庭问题困扰。虽然王国维与梁启超为清华待遇最高者，但他有八个子女需要开支，长子潜明死后，王国维寄给罗振玉巨额抚恤金。另外像王国维这般满腹才学并向往自由的学者理应有个贤德婉淑的妻子，即便没什么才气至少也得朴静温良，但恰恰相反，王的继配潘夫人不识字但精明能干，颇似王熙凤，二人无什么共同语言，且家庭矛盾不断，大大激发了王国维的愁苦烦闷。因此，王国维在家庭琐事上受到了极大困扰，这一负性事件已使王国维焦虑感高于正常水平，自杀意念得到加强。
再者，王国维一生坎坷，家庭多变故，幼年丧母，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尤其是长子潜明英年早逝使他陷入巨大悲痛。事后，他逢人便诉说长子死之事，以求安慰，并多次在与人信中提到“心绪恶劣”，孙敦恒在《王国维年谱新编》上引用赵万里的原文⑤，先生“久历世变．境况廖落，至是复有丧明之痛，乃益复寡欢。自此情绪郁闷。”[21]更为严重的是，亲家罗振玉因女婿去世而与王国维关系闹僵，并将女儿领回家中，据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回忆，“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22］“先父饱经忧患，正承受着子丧友绝之痛，再难面对任何打击，不如一死，以解除一切内心的痛苦。”［23］王东明认为他不忍子丧友绝而死，作为至亲对这种苦痛应是感受至深。王国维丧子之痛、儿媳归家之辱、挚友断交之悲齐涌心头，此时的他自杀意念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气质性乐观人格已难以调节和缓冲负性事件带来的刺激。
最后，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途中，“本人不自爱学问却甚好”的旧派学者叶德辉被杀害，此消息一出，北平的学者们极为震惊，纷纷安排避难。身拖长辫的王国维更是成为敏感对象，这加剧了王国维的“恐辱”之感。王国维死前曾对来访的门生姜亮夫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24］容庚回忆说:“ 自沉之前曾过访余, 谈及共产党枪杀叶德辉事, 颇致忧郁。时先生方垂长辫, 共军来, 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25]足以见得此事对王国维心理的影响。“总不想再受辱”之“再”字恰当地表明王国维此时心境，前事后事百感交集，这最后一根羽毛终于把骆驼压倒了。此时的王国维面对极端压力保护性的认知策略已无法缓解焦虑苦痛，各种问题齐上心头，生无可恋，不得不走向自杀一途以求解脱。
五、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从性、智、情三个维度分析出王国维具有“沉静忧郁，少言寡欢”、“心思缜密，智达好学”、“朴实执着，固执自负”的人格特征，进一步分析得出其属于抑郁质、思想型人格。笔者从家世遗传和生活环境、 早期经历和童年教育以及科举失败和重要他人影响三个角度上探讨了王国维人格的形成原因。在王国维自杀成因上，笔者对现有的八种学说进行评析，最终从基础性原因和发展性原因入手而得出“心理复合因素说”。然而，自杀属于悬疑性事件，我们对其的探索仍不够全面。正如考古学家发现出土文物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把它公之于众使人观摩欣赏，而是将已遭破坏的文物进行修整甚至重构，我们若要对历史进行更加客观真实的还原，非须充分利用所有只字片言、历史痕迹深入研究探索不可。王国维自杀是学术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要引以为鉴，也希望学界在自杀心理学领域有新的突破，为人生更多珍重、更少遗憾而努力。
注释
①王国维《致罗振玉》，《罗王书信》，第659页。
②《端居》其一全文：“端居多暇日，自与尘世疏。处处得幽赏，时时读异书。高吟惊户牖，清淡霏琼琚。有时作儿戏，距跃绕庭除。角力不耻北，说隐自忘愚。虽惭云中鹤，终胜辕下驹。如此胡不乐，问君意何如？”
③出自《教育世界》1904年第9期。
④本术语由笔者首次提出，用于解释史学分析过程中一些论断的不足，对扩充心理传记学的理论有积极意义。
⑤引文内容为孙敦恒在《王国维年谱新编》上引用赵万里的原文。《王国维年谱新编》是在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基础上增添修订而成的。
参考文献
[1]陈鸿祥.王国维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2]陈明远.文化名人的个性[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3]王东明.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先生[N].中国时报（台湾），1985-06-12-18
[4]王国维.人间词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5]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95
[6]郑剑虹. 梁漱溟人格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3，1:9-12
[7]徐瑞等.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0
[8]胡小勇.依恋类型在重要他人影响目标追求过程中的调节作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3，11(5):679-684
[9]Chartrand T L，Dalton A N ＆ Cheng C M．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nonconscious goal pursuit．Handbook of motivation science，2008:342—355．
[10]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1]郑剑虹.国际心理传记学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13,36（6）:1491-1497
[12]王国维.全集·书信[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13]戚真赫.终结与开启:王国维之死及其意义探究(上)[J].鲁迅研究月刊,2003,56-64
[14]王求是.国外自杀心理学研究与理论评介[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1）:105-110
[15]张克让等.大学生新生自杀观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3）：144-145
[16]周一平.王国维死因新探[J].学术月刊,1997,6:85-90
[17]王继平.嬗变与回归[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171
[18]李献云.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行为研究[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8, 34(3):156-160
[19]Bonner R L ，Rich A R.Toward a predictive model of suicidal ideation and behavior: some preliminary data in college students..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1987,17(1):50-63
[20]辛萃等.气质性乐观、生活事件与医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研究[J]．精神医学杂志，2010，23 (2):1l3-115)
[21]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5
[22]王东明.最是人间留不住［N］.联合副刊（台湾），1983-08-08
[23]王东明.先父王国维自沉前后［N］.中国时报（台湾），1984-05-19
[24]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A］：学术集林：卷一［Z］.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25]陈平原等.追忆王国维[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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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孔：这个问题我也有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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