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中国在什么意义上有或者没有科学？
中国在什么意义上有或者没有科学
张祥龙
首先略说一下对《什么是科学》一书的总体印象，然后就“中国古代在什么意义上有或没有科学？”这个国人可能最关心的问题，谈谈与作者不同的观点。
此书讨论的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因为如何理解科学这位现代无冕之王，深刻影响到我们对中西文明、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学术和中国未来道路的看法。读者细读哪怕其中一部分就可知道，此书提出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尖锐入里，挑破俗套，而回答和分析的思路既新颖又丰富，精彩迭出。比如基督教特别是中世纪唯名论如何为西方现代科学开辟道路，数学为何及如何用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为何是求力的科学，现代科学如何造就“无情”之社会和人心，希腊科学与现代科学的不同，等等，都是闪烁着思想火花的亮点。全书给我许多启发，这完全不是客气话。
我想与吴国盛教授商榷的是上述那个问题。他回答的要点是：这里任何论断都依赖于我们对科学的看法；如果以希腊的理性科学和近现代的数理实验科学——西方主流科学——为科学的标志，则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如果将科学概念加以扩大以至于包括了博物学或自然志，则中国古代有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以前对此问题的讨论，无论是新文化运动思潮中的否定答案和李约瑟的肯定答案，因没有厘清所谈科学的含义而未中肯綮。
我完全同意作者的是：以往人们的讨论大多依据的是一元化的、未经审察的科学概念，而人们可以且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辨别科学和非科学”（8页）。但我的疑问是：将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技艺看作是博物学，是否仍在变相地使用一元化的科学标准？称博物学相对于“主流科学”的“塔尖”（282页），是“小树”（281页），是“像技术一样遍布所有文明地区”(282页)的非稀罕物，已经是按照西方主流科学的标准来讨论问题了。在这个科学观或科学谱系图（267页）中，正宗的、最高级的当然是西方主流科学，而博物学是二流或三流的科学。于是说中国算术“有术无学”，中医经典是“分类学谱系”（301页），它们从结构上就必定低于西方相应的主流科学，尽管分派给了它们为现代科技造成的人类创伤来止疼的任务。（思庐哲学编辑整理）
这种科学观好像又回到前库恩时代了。为什么中国古代不可以是另一种范式中的科学呢？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也是科学，因为它是持有不同于牛顿物理学的科学研究范式；那么这种异质范式的思路为何不能跨文化呢？中医有自己阴阳五行和经络穴位的知识理论，不止于分类学和技术，并产生过重大的历史效应，为什么它只配是博物学呢？
有人会问：你们为什么非要争科学这个西方来的名号呢？一个回答是：因为这是一个科学体制横行天下的时代，中医要被说成是“不科学”，不管你再怎么强调它也是知识也是对的也曾经发挥过历史作用，它在今天都势必要被边缘化，甚至灭亡。既然国盛教授承认没有普遍适用的科学概念，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辨什么是科学，那么当代的“具体情况”就决定了中医和其他中国学术（如中国哲学）非争名号不成，而且它们也的确有理由来争。如果“着眼于采集、命名、分类工作”（282页）的博物学算科学，中医为什么不算？如果算，那么它具有自己的运作范式，为什么不是西方医学的他者，而只能是其采药役工？
历史上，当佛教和基督教等传入中国时，它们往往要在格义或依傍中国学术的名号中徐图呈现自己的范式，这是任何面对文化异己者的明智者都要采取的策略。在当今西方科技、西方学术名号和全球化体制独霸天下的格局中，判定中国学术“不是科学”“不是哲学”“不是……”的做法，不管是出于贬低还是抬高（有的西方人说“你们的道学比西方的哲学高明多了，干嘛非叫‘哲学’？”），都是不顾中国自家学术死活兴衰的招数。如上所示，我们的确有道理有需求要做当代的名号格义，即“得其名号以别其范式”。这也是学术递变的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有“物理学”，牛顿、爱因斯坦也搞物理学，但它们的范式已经不同了。国盛教授很犀利地指出了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是求力的科学，给人类带来了“世界意义的消失”（188页）和不少危机，如果中国学术或道术毕竟能参与改变这个局面的话，它们不可能不具有自己的“科学”范式而仅仅是博物学。它们就是要又是正经科学又不是西方的主流科学。《什么是科学》说清了后一个道理，但没说清或含糊掉了前一个道理。
此外，说只有古希腊有自由的科学，中国人不知自由为何物，也不合适。尽管作者使用“自由”有他特别的意思，比如“为知识而求知”“出于个体意志签订的契约所允许者”等，但考虑到“自由”在今天享有的霸权价值和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现实中的地位，这么说既不明智，也不准确和公平。你怎么不强调西方文明没有仁义可言呢？自由相对于奴役而言，有各种意义上的奴役（比如印度哲人将无明看作最大的奴役），也就有各种意义上的自由。《庄子·齐物论》表现的逍遥怎么不是自由之境呢？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更是活在实际人生中的自由。难道希腊人和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者们可以垄断对“什么是自由”的解释权吗？可以说中国人有不同于西方人的自由观和追求自由的实践，但不能说中国人不知自由，不热爱自由。看来有“权变”的“正名”依然是个当代学术和现实中的头等问题。
本文发表于《 中华读书报 》201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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