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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新神话

儒帅哲师 思庐哲学 2021-02-09


荷尔德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新神话

 ——纪念海德格尔诞辰

儒帅哲师(原豆瓣号)





回望整个风云变幻的20世纪时,不禁会发出无限的感慨,那是一个我们所知道的,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发生最巨大变化的一个世纪,伟大的历史事件和参与其中的历史人物,层出不穷。在那些改变了世纪面貌的人物之中,能让我们永远怀念的不在少数。从立言的方面来看,马丁•海德格尔是绝对不应该被忽视和忘记的,或许我们将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是有争议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他在古今哲学家中的特殊地位。


海德格尔曾经将他最喜欢和推崇的诗人荷尔德林称为诗人中的诗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海德格尔称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与他的西方哲学前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和他的老师胡塞尔比起来,他是不足以戴上哲学之王的桂冠的,就如同与荷马、但丁、歌德、拜伦相比,荷尔德林是不足以享誉“诗人之王”的称号的。但海德格尔何以将“诗人之诗人”的桂冠奉献给这位同乡的诗人,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偏爱吗?海德格尔当然有他独特的理由,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指出:“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只是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意的规定性而特别的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荷尔德林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乃是诗人的诗人”这段话更加明确的表达了海德格尔的意思:“荷尔德林诗意地表达了诗的本质——但并非在永恒有效的概念意义上来表达的。这一诗之本质属于某一特定的时代,但并不是一味地相应于这个已经存在的时代。相反,由于荷尔德林重新创建了诗之本质,他因此才规定了一个新时代。这是诸神逃遁和上帝到来的时代。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和不之中:在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到来的上帝之尚未之中。”


海德格尔所说的这个时代,其开端是何时呢?“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夜晚到来。自从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酥基督这个‘三位一体’弃世而去,世界时代的夜晚便趋向黑夜。世界黑夜弥漫着它的黑暗。上帝之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从这段话的表述来说,神的缺席是世界黑夜的原因,而基督的殉道,则是世界黑夜到来的标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世界历史中最后一位神离开后,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没有神性只光照耀的黑夜时代了呢?


我们常常用黑暗的中世纪来指称欧洲的中古时代,在我们的印象里,那是一个充满魔法和巫术、森林和城堡、骑士和妖魔的幽暗时代。这当然是骑士小说和民间故事传达给我们的想象世界的印象,实际上那是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廷和皇帝、国王、诸侯为主的封建国家共同统治的漫长的千年宗法制社会。在这一千五百年时间里,以及十四世纪文艺复兴以后到现在的近七百年时间里,西方的历史,都是上帝和诸神缺席的历史。


如果说在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经过宗教改革,法国启蒙运动,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尼采的意志哲学。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在理性和科学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多重夹击之下,日渐动摇,完全可以称这为上帝缺席的时代,那么在基督教信仰最兴盛的中世纪,也是上帝缺席的时代吗?当然,在《旧约》的时代,从亚当、夏娃到挪亚的创世纪和大洪水时代,亚伯拉罕的迁徙,摩西率众出埃及,大卫建国,巴比伦之囚前后的先知时代,上帝一直在先知的面前显现,而在《旧约》的基督殉道和复活升天之后,神就再也没有在任何圣徒之前显现了。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神的再次来临是未来的事情。至于那一天在何时到来,没有人知道。圣徒和具有信仰的人,可以得到圣灵的启示,但神在日子到来之前,并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世界黑夜时代仅仅是西方处于神的缺席的深渊状态之中吗?在公元元年前后的几百年里,在东西方产生了三大世界性宗教,除了我们刚才说过的基督教,还有产生于中国的儒教和印度的佛教。前者是一种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伦理道德宗教,后者是一种于个人觉悟为目标的无神论宗教,同样都是神缺席的宗教。



哲学的出现,恰恰就产生于这个上帝缺席的时代,何为哲学?海德格尔指出:“哲学即形而上学。”哲学起源于神之缺席,只有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时代里,即没有神性之光照耀的世界黑夜时代里,人们才需要哲学,也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的表象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自笛卡儿以来的近代理性哲学,不过是形而上学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已。


在形而上学哲学的发展中,尼采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实现了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形而上学在他的哲学中完成了。形而上学哲学的本质是虚无主义,因何虚无?因为形而上学总是不知疲倦的去寻找一个终极的实在者,这种寻找的根源何在?有缺失,才会寻找,正是因为神的缺席,哲学家才要为世界和人的存在寻找一个根据。在柏拉图那里,这个根据就是理念,从此主客二分的本质主义出现了。原始的整一世界,成为两个,一个是本质的、永恒的,完满的理念世界,另一个是摹本的、暂时的、不完善的现实世界。现实中的生活世界,就这样被贬低了。


基督教神学接受了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观念,理念成为了彼岸的天国,至善成为了上帝。基督教神学家意图用哲学理性来证明上帝之神圣和完满,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让人们更加的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理性证明行为,恰恰是对基督教的启示真理的背离,正因为有怀疑,才有追问和证明。这都是违背信仰本身的。


形而上学神学家们走上了一条歧途,致使在文艺复兴之后,神学遭到了哥白尼、达尔文学说的重大打击,耶路撒冷的启示真理是绝对的,而雅典的理性真理是相对的,一旦绝对要以相对来证明,那么其结果必然是相对解构了绝对。在上帝缺席的时代,经院哲学家们想以哲学来证明上帝之在的意图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科学理性占据人的思维时代,节节败退,信仰的失落成为无可质疑的事实。


当人以“我思故我在”作为理性哲学的第一原则,神向人敞开的启示空间就完全的被遮蔽了。在信仰的时代,人还知道去追寻神的踪迹,遵循神留下的教导,在宗教圣典和自身的体验中接近神的真理。而在无信仰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中再也没有神的位置了,科学理性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衡量一切的尺度。关于神的古老言说,彻底的成为了神话传说。科学理性的白昼时代,同时也是世界黑夜最黑暗的时代,当单一的近前理性灯光,在黑夜遮蔽了遥远的月光和星光之时,人的视域将是最狭隘的。更可悲和危险的是,人类正走在由这束细微而刺目的工具理性之光所照明的越来越狭隘的,不知通向何方的幽暗小径上。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并非所有人都拥挤在现代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在城市之外的田野绿地,高山流水、大漠草原游荡着一群无家可归者,他们是当年被柏拉图赶出城邦——现代城市的前身——的诗人们的后裔,他们是被放逐者。多少年来居无定所,浪迹天涯,在世界黑夜的诗意贫困时代里,只有他们才会在黑夜的天穹中仰望星光,在他们世代相传的史诗和民间传说中,诸神就居住在星光灿烂的天穹之中。在遥远的过去年代,神曾与人共同生活在大地之上,神与人共舞。世界上真的曾经有一位和人在一起饮酒舞蹈的神吗?有,那位会跳舞的神,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酒神在天父的闪电中诞生,是位死而复生的神。


我们说尼采是形而上学哲学的完成者,在尼采那里,哲学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仅仅是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吗?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吗?尼采重新宣告了神的回归,酒神的复活。整个形而上学的时代,哲学和理性成为人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的时代,也同时是虚无主义不断变换着面貌发展的时代。虚无主义的真正含义,乃是存在和神的缺席。“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中。”也就是说,世界黑夜的时代,就是虚无主义逐渐加深的时代,虚无主义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贯穿于西方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之中。这种传统同主宰了西方哲学和文化以及人们的思维范式两千年之久。并在近代逐渐演化成科学理性,随着现代性文明的全球性扩张,形成了覆盖全世界的工具理性思维。世界在主体的对象化之中成为了图象,人由近代的主体沦为被技术力量异化的客体,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思维与存在的分离,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让人类的生活世界日益被超真实的拟象符号所覆盖,本真的存在完全被遮蔽,这是虚无主义的最后表现形式。


人类依靠科学理性所构造出来的一切价值开始在无根基的深渊上漂浮,抽象的形而上学符号,不断的取代生活世界的真实价值,甚至反过来拆毁理性自身的权威和有效性。世界黑夜时代,虚无主义将一切价值的意义贬值,所有的差异和多样性都被抹平。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将原本同一的存在之完整和真实性产生裂隙,进而形成巨大的虚无主义深渊。上帝缺席的世界,就这样悬于无根基的深渊之上。人类如果要想获得拯救,就必须要寻回被形而上学所遗忘的存在,使世界重新获得根基。“假定还有一种转变为这个贫困时代敞开着,那么这种转变也只有当世界从深渊而来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需有入于深渊的人们。”




只有入于深渊,深入的去认识和体验时代之贫困,才能找到克服虚无主义的道路,形而上学必然会导致虚无主义,因为在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之中,作为人生此在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被虚无化了,精神和肉体的二分,导致了物质性的、身体的,此在的大地被否定了;理念的、精神性的,彼岸的天国成为了生存的意义和目的。


从柏拉图到中世纪,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一直主宰着生活的意义,肉体的享乐是罪恶的,因此尘世的生活本身是不值得追求的。柏拉图主义早已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就把尘世定义为虚幻的摹本了。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抵御尘世的一切诱惑,在肉体的痛苦之中感受灵魂的快乐,是苦行主义的存在方式。形而上学将完整的存在和世界一分为二,不仅如此,被分裂的二元还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之中,必须一方被肯定,另一方被否定。在中世纪,灵魂和彼岸是被肯定的。文艺复兴之后,肉体和现实是被肯定的。形而上学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柏拉图开创了古代形而上学哲学的传统,笛卡儿在近代继承了形而上学哲学的传统,两者都是德里达所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变种,其最后形式是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形成。黑格尔是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在他的哲学里,绝对精神自行运作,最后在他自己的哲学活动中达到顶峰。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在叔本华的哲学中崩溃,“世界是我的表象”,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形而上学一直在用人类的理性来表象世界。叔本华对现代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意志——非理性。孔德、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19世纪的后半叶,依旧沿着形而上学的道路前行,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总算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扭转了过来。人不再仰望无垠的天空,而是脚踏实地的追求现实物质世界的幸福,把彼岸的天国,搬到尘世的未来,但这依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梦想。因为对人生意义的许诺,不能在当代实现。


形而上学真正的完结者是尼采,他宣布了形而上学的本质——虚无主义。因为形而上学总是把最高的价值指向不在场的他者,那么,我们的此在人生,将永远是欠缺的。以各种虚无飘渺的最高价值作为人生的目标,无论是在彼岸,还是未来,都将会把我们活生生的此在生存被否定,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枯燥过程。叔本华在尼采之前穿过了千年形而上学的迷雾,他看到了人生存的真相。无休止的欲望追求,满足与不满都会导致痛苦,人生是痛苦的,其结局是彻底的虚无,叔半华的哲学只能是一种悲观的哲学,因为形而上学对人的生存意义提供的慰藉,被彻底的戳穿之后,只会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产生巨大的虚无,因此他的哲学必然会得出悲观的结论。


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学说,但他并不满足于叔本华所得出的结论,上帝缺席的虚无状态,恰恰给予了人以自由发挥其创造力的空间。尼采的哲学的确是近代主体哲学的顶峰,尼采一方面指出了形而上学的虚无本质,一方面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是有道理的。但尼采的形而上学与以往是有巨大区别的,这不仅仅是颠倒了柏拉图主义这么简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做到了这一点,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人的个体生存出发,用强力意志主动去充盈在形而上学大厦倒塌后的虚无。


形而上学给予人的是一个预先设定好了的终结目标,人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是没有选择的,因此是消极被动的,不自由的。尼采不再提供一个永恒的遥远的目标去供人们长途跋涉,而是在当下的瞬间去感受生存本身所能给予人的价值和意义。人可以在虚无之中去创造他的自身,人应该积极主动的去体验、感受、创造。肯定自己、肯定生命、肯定此在人生的当下。尼采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他自称是哲学家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弟子,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和文化,令尼采着迷,如果说笛卡儿以来的理性哲学继承的是柏拉图的传统,那么尼采继承的却是柏拉图哲学产生周期的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古希腊原始的酒神和日神精神,曾经在诗歌和戏剧中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让古希腊的悲剧衰落,柏拉图则让古希腊的真正哲学走向终结。



尼采的哲学,主要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概念:强力意志、永恒轮回和超人。对于前两个概念不难理解,对于超人,后来的哲学家们却众说纷纭,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似乎是专门宣扬他的超人学说的,但查拉图斯特拉口中的超人,却一直都是隐喻性的。“人是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这句话只能在强力意志的语境下才能被理解,超人与其说是人的一种类型,不如说人的一种境界更确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结尾,超人还没有出现,但尼采预言说超人的到来的脚步近了。


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也是19世纪最后一位哲学家,在他之后,人类的哲学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转折,形而上学成为20世纪哲学家的众的之矢的,启蒙现代性所确立的诸价值,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科学和理性,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攻击。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文化终结于何时,现代文化又开始于何时?要找出一个准确的时间点恐怕是不容易的。虽然19世纪后半叶,尼采、弗洛伊得和马克思的学说开始兴起,并逐渐发生影响,而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也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但我更倾向把他们视为现代文化的先驱。现代文化的真正开端,应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真正兴起的20世纪20年代,因为正是这场几乎波及到当时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所有国家的思想文化运动,才能作为一个新时代开端的真正有意义的标志。

尼采是位承前启后的大哲学家,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几乎没有谁不受他和马克思的影响,但在西方哲学历史上,只有柏拉图和他具有同样重要的位置,一个开启了形而上学的时代,另一个完结了形而上学的时代。跨越了二千多年时间的西方形而上学,在20世纪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我们可以说,除了在最前沿的文学、哲学和艺术领域,其他方面的文化和知识,仍然处于形而上学思维的主宰之下。20世纪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跟随尼采的足迹,从事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解构,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从分析哲学到伪证主义,从解构主义到后殖民主义,哲学家们一直不竭余力的与形而上学的幽灵作艰苦的斗争,但形而上学毕竟在西方有二千多年的传统,其思维范式已经渗透到西方文化最根本的载体——语言之中。可以说,自柏拉图以后的西方哲学,几乎都是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语言来书写的,尽管德里达对自柏拉图到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的哲学书写,进行了解构,但语言是文化的血液,整个几千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深深的打上了形而上学思维的烙印,如果想彻底的消除形而上学的影响,势必要与过去的文化传统决裂,将以往西方文化所创造的价值统统的解构,而这将会导致另一种比形而上学更加严重的另一种虚无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思潮兴起之后,解构和颠覆传统文化之风立刻在各国文化界风行,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大众流行文化以势不可挡的姿态,迅速的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拟象和仿真的超真实符号时代。




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与其自身的书写方式相关。叔本华的后期哲学,与康德和黑格尔比较起来,更具有散文的味道,正是在叔本华的笔下,哲学的书写开始脱离了理性和逻辑的概念语言,因此哲学才开始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而不是在学术研究的活动中流通。形而上学哲学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是抽象的,形式是思辩的,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相距甚远。因此它只能存在于学者的研究之中,与大众的绝缘的。蒙田和梭罗的哲理散文,永远会比笛卡儿和康德的哲学读者多。形而上学哲学是通过大学里的知识精英来影响一个时代文化的,这是一种只能自上而下撒播的思想。形而上学哲学所解决的问题是天上的,而不是人间的,绝对精神的运动,对于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着的人,是遥不可及的,犹如夜空中的一颗遥远的星,虽然明亮,但却不如离我们更近的月亮亲切。


叔本华在晚年收获到了他应得的荣誉,他的荣誉来自各个阶层的自由读者,而不是学院,黑格尔在学院中永远比叔本华更受欢迎,直至今天也是如此。尼采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他在哲学的书写方式上,完全采取了修辞的方式,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彻底的颠覆了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语言。他既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尽管他是以哲学闻名于世的,但他自己更喜欢别人把他当作一个艺术家。尼采的哲学,公然宣称:“我们正因为有艺术,才不致毁灭于真理。”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更像一部美学著作。实际上这本书对20世纪的美学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尼采的哲学不仅在书写上,也在命题上转换了哲学的方向,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超人,与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所讨论的东西完全不同,尼采对本体论的兴趣来源于对人生存本身的思考。形而上学将其研究指向世界和终极实体,而尼采却将他的思考指向人和生存的此在。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哲学之中,人的生存本身成为哲学的中心事件。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关心理念、上帝、物自体、绝对精神,惟独没有将目光落在人及其此在生存上面,形而上学将目光盯住抽象枯燥的概念和逻辑,却偏偏遗忘了活生生的人本身。


笛卡儿从“我思故我在”中欣喜的发现了近代哲学的第一原则,但他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我思”之前,首先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一块石头是不会“我思”的。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正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才把人的生存作为哲学的命题,或许哲学最初也是关心人的生存问题的,但那是在柏拉图以前,而不是形而上学主宰哲学的时代。尼采的哲学中虽然有世界观——永恒轮回,本体论——强力意志,但他的哲学核心却是一个问题:人应该怎样生存。尼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超人”。或许我们不应该称其为概念,它是指向人的生存的。尼采不会为人们再像形而上学那样设置一个永恒的终极目标,超人只能存在于生成和创造之中,在抽象的哲学思辩中是永远找不到超人“是什么”的答案的,而当你跟随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歌队,心醉神迷的起舞时,或许超人的闪电会在你心中一闪而过。


尼采之后的20世纪,出现了诸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流派,这些哲学都是沿着反理性和形而上学的道路前行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股泛存在主义哲学潮流,人在世界中的生存问题,成为这股哲学思潮的核心。这些哲学摈弃了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开始为具体的人类生存问题寻找出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哲学家们在巨大的危机感中,不得不把人类的生存本身作为其思考的中心。因为以往的任何时代,人类都没有像这个时代一样的对自身的前途充满忧心和绝望,哲学家不得不担当起为人类的未来寻找出路的任务,尽管他们力不从心,但只能不得已而为之。



尼采和马克思在19世纪末就开始担当起了这样的人类导师角色,尼采的哲学更像是先知的启示录,尽管他不想让人们把他看成先知。但他的《查拉图斯他拉如是说》本身,却包含了明显的启示意图。因此有人把他称为酒神弥赛亚主义者,像尼采这样的酒神弥赛亚主义者不只他一个,在他之前的18世纪有诗人荷尔德林,在他之后的20世纪有海德格尔。这三个人同时也可以被称“诗人思想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偶然的,尼采哲学中的酒神精神,是否受到荷尔德林等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很难说,但他们对酒神和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推崇,却是相同的。而他们都对海德格尔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他后期关于对世界黑夜和技术时代的思考。


荷尔德林、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亲缘性,不仅仅在于他们之间有一种相互影响和传承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都出自一个源头,柏拉图以前的古希腊文化。那是一个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更久远更丰富的文化——在荷马史诗,宗教仪式和古典悲剧,以及雅典和斯巴达人的生存方式之中。古希腊哲学出现的本身,就意味着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相互融合照耀的古典文化开始走向衰落,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古老的真理火种还在燃烧,巴门尼德还能说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这样的话来。柏拉图的哲学中至少还保留着对话的鲜活性,亚里士多德的“实体”、逻辑和形而上学,彻底的导致了古希腊文化灵性的丧失,永恒燃烧的活火,变成了抽象的逻辑概念。


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出现,实质上是真理不再能被人经验到之后,出于对失落的真理的追寻的一种产物。在诸神显现的时代,人们依靠信仰接近真理,在诸神隐退的世界,人们依靠怀疑来追求真理。在没有神的世界黑夜时代,有谁还能记挂着神的曾在和未来的将到呢?在中世纪的人们心中还有信仰,在文艺复兴的人们心中还有虔诚,在古典时代的人们心中还有敬畏,思想启蒙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的理性原则,科学观念和政治制度,彻底的在西方文化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现代人突然发现,自由美好的理性王国没有如期而至,但曾经有过的信仰、温情和家园,都已经被现代工业技术和金钱利益观连根拔起。感伤主义开始在欧洲大地上蔓延,浪漫主义诗人如涕血的夜莺,歌唱往昔中世纪的美好田园生活,这正是荷尔德林出现的时代。尽管受到席勒的赏识,但他的诗歌却没有在当时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他的诗歌太古老,或者说过于超前了。


“荷尔德林是贫困时代诗人的先行者。因此之故,这个世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超不过荷尔德林。但先行者并没有消失于未来;不如说,他出于未来而到达,而且,唯有在他的词语之到达中,未来才现身在场。……那种看法——即认为,唯当有朝一日‘全世界’都听到他的诗歌时,荷尔德林的时代才会到来——恐怕是错误的。在这种畸形的看法中,荷尔德林的时代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因为,正是世界时代自身的贫困给世界时代提供了力量,凭这种力量,它——不知其所为地——阻碍荷尔德林的诗成为合乎时代的诗。先行者是不可超越的,同样地,他也不会消逝。因为他的诗作始终保持为一个曾在的东西(einGe-wesenes)到达的本质因素把自身聚集起来,返回到命运之中。”海德格尔的这段话,怎么听来都不像在论说一位诗人,而是在谈论一位先知。一个疯了的诗人,怎么会成为一位先知呢?这不是十分荒谬的事情吗?


从卡珊德拉和拉奥孔的古老年代起,有哪位先知所说的预言,不是被当作疯言疯语而被一些无知的人加以嘲弄呢?所有先知的祖先是普罗米修斯,他曾警告他的弟弟,不要接受天神的礼物,但他的弟弟是后觉,也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发觉事情之本相的人,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时,他才知道普罗米修斯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把这当成神话传说,但却没有深思其中所包含的真理。就像当年将特洛伊人面对卡珊德拉的警告一样,因为现代人只相信经验理性和科学真理。



经过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迷宫和特洛伊城,都是真实存在的,神话传说并非凭空虚构,柏拉图当年因为诗人“说谎”而把他们赶出理想国是不公正的,因为诗人不止没有说谎,反而“传”说了“神”的话。诗人将古老的事件和真理一代代的用语言,最初是口头,后来是文字,传诵下来,又带来了关于未来的启示。诗人在今天,是诗歌,一种文学作品,或者更加确切的说,是一种文化产品的制造者,这种产品可以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感受。这样的诗人现在多如牛毛,在历史上也不缺乏。这种诗人是近代的产物,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都是近代理性文明的产物。


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为“诗人的诗人”,“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只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意的规定性而特别地诗化了诗的本质。”这句话可以总结为这样一句更简单的话,荷尔德林的诗,是原初的诗。那么何为“原初的诗”和“本真的词语”,如果我们用概念去解释这两个词语的意思,那么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只有亲自去阅读和体味,才是通往理解的唯一道路。


在世界黑夜时代里,必需有入于深渊中的人们,因为“世界时代之转变的发生,并非由于什么时候有某种新上帝杀将出来,或者,有一个老上帝重新自埋伏处冲出来,”也就是说:“唯当时代已经借助于人在正确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诸神才可能‘返回’。”世界黑夜时代向黎明的转变,需要人们克服形而上学所带来的虚无主义。但是,虚无主义的实质是什么?“从存在的命运来思考,‘虚无主义’的虚无意味着:根本没有存在。……它被遗忘了。”存在不是神,但存在被遗忘的历史,也就是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所主宰的历史,恰恰也就是上帝缺席的世界黑夜时代。


面对着存在被遗忘和上帝之缺席的世界黑夜时代,诗人荷尔德林不仅道出了诗的本质,而且还提出了诗人的神圣使命:“他们就像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四方。”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海德格尔解释道:“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盘亘在诸神的踪迹那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这种转向,即是对二千多年来,由最初的柏拉图主义,逐渐在理性形而上学的演化中,形成的由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主宰的现代工具理性文明的克服。



在柏拉图之前,思维与存在,能指与所指,主体与客体,词语和事物,艺术与哲学,都是同一的。这种始源的整一,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开始分裂,最明显的体现是诗歌与哲学的分离,在哲学产生以前,原初的诗里先在的包含着思想和真理,正是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诗歌受到了两项谴责。“首先,诗制造了影象(images),而非对事物原本的理解,换句话说,假象伪装成了真实。其次,诗有道德或政治上的缺陷,因为它怂恿满足欲望,尤其是爱欲(Eros)。”(《诗与哲学之争》,[美],罗森著)在这两项指责中,后一项是以对现实中城邦的影响来说的,而前一项,则涉及到我们所说的哲学上的真伪问题,也就是真理和真实的问题。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就是诗歌不是对绝对理念所进行的正确模仿,是摹本的摹本,和真理隔了两层。也就是说,哲学的意见陈述,与事实相符合,而诗歌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诗歌所言说的是假象而不是真实。诗人在用诗歌说谎,而谎言会对城邦产生不好的影响。


柏拉图指责,是基于他的形而上学真理观,即所谓正确的真理,就是陈述或意见与事实相符。事实则来源于对世界上唯一真实的理念原型的模仿,理念是一切事实的基础,也是本质。正是柏拉图的抽象“理念”导致了形而上学哲学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一切二元的对立项,都由此产生出来,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正是柏拉图在现实生活之外,提出一个抽象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理念”,才导致了形而上学哲学对一切真理发生的源头——存在的遗忘和遮蔽。


“形而上学是存在本身历史的一个年代。”这就是存在本身被遮蔽的世界黑夜时代。因此,“形而上学就是虚无主义。”为了克服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提出了形而上学终结之际,思想的任务问题,哲学曾经将思想和追问真理的权利据为己有,当哲学终结之时,正是思想再度自由之时,那么,思想将以何种方式存在?既然思想不再去追逐抽象的理念、实体、物自体、绝对精神,那么它应该追问什么呢?当然是被形而上学一直遗忘的存在。


这种追问早就已经开始了,对海德格尔来,说荷尔德林的诗歌,就是对存在的追问。正是在荷尔德林,以及紧随其后入于深渊的贫困时代的诗人的诗歌中,存在之真理才被完好的保留着。因此海德格尔的哲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贫困时代诗人之诗歌进行了解释。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思与诗的对话,同时也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更是走向存在之真理发生的道路。


对于贫困时代的诗人来说,他们既是倾听者,也是言说者,他们在世界黑夜入于深渊之中,去寻找远逝诸神的踪迹,“做诗乃是对诸神的原始命名,然而惟当诸神本身为我们带来语言之际,诗意的词语才具有它的命名力量,……诗人之道说是对这种暗示的截获,以便把这些暗示进一步暗示给诗人的民众。”贫困时代的诗人如同古代神庙里的祭司和先知,作为诸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将神的暗示带给人类。正是诗人被赶出理想国之后,诸神的暗示才在形而上学主宰的时代里音信全无,神的语言和暗示,才成为了“传说”中的“神话”。诗人的道说才成为了谎言和疯言疯语。诗歌才沦落为一种文化产品,或者更高雅的说法,作为一种个人抒情的艺术,以及人类精神的表达。原初的语言已经被遗忘殆尽,本源的诗歌也已经失落久矣,世界黑夜的时代久矣,人们已经不再能倾听诸神的暗示,人被抛出他的存在家园亦久矣,漂泊无根的异乡人,还能找到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吗?



荷尔德林、尼采和海德格尔三位诗人思想家,给我们带来的是诸神怎样的暗示?他们如先知一样向我们说话,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在将来,或者正在到来的神,会以何种方式来救助我们走出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让我们不要再妄自揣度,还是到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字之中,去寻找通向新时代曙光的暗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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