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个体偶在的颤栗和不安
他是丹麦人，全名叫索伦•阿贝•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生于1813年，卒于1855年，仅活了短暂的42年。
像康德、叔本华等影响和改变了人类思想历程的思想家一样，克尔凯郭尔一生中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事件，没有官职，没有风流韵事，没有惊世骇俗之举。
他仅在年轻时游历过丹麦及其附近的一些地方，三次赴柏林游学，此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哥本哈根度过的。大学毕业后，克尔凯郭尔没有寻求任何职业，靠着父亲留下的遗产度日，终身以隐居作家的身份从事著述，写有大量的论著和日记。
著作与思想
他生前发表的著述约有5000页，留下的日记约有1万页。主要代表作有《论反讽概念》(1841)、《或此或彼》(1843)、《恐惧与颤栗》(1843)、《(重复)》(1843)、《恐惧的概念》(1844)、《人生道路诸阶段》(1845)、《非科学性的最后附言》(1846)、《致死的痼疾》(1849)等。
有人称他是神秘主义者，有人称他是宗教哲学家，也有人称他是存在主义、宗教神学和精神分析三位一体的大师。在我看来，他既是思想家，又是诗人。
作为思想家，他对人存在的哲学问题和神学问题不断作前无古人的深入探索；
作为诗人，他在复杂深刻的内心体验的基础上赋予抽象思辨以动人的诗意。
阅读他的著述，你随时会发现深刻的思辨和动人的诗意水乳交融、紧密交织，闪射出耀眼的光彩，拥有巨大的穿透力。
与此同时，他以一种“克尔凯郭尔式的反讽”风格来处理他所讨论的那些让人感到无比沉重的存在的内在性问题，例如悲剧、受难、悲痛、不幸等等。思想家和诗人在克尔凯郭尔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在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
尽管克尔凯郭尔生前出版过不少著作，他产生世界性影响却是在他去世30余年之后。这似乎也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著作被译为德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影响遍及欧美各国及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达于巅峰。现代存在主义者，包括世人公认的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三位存在主义大师，都公推克尔凯郭尔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创者。
这种情形的出现，当然是由于克尔凯郭尔思想的独创性和深刻性。他对成体系的理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真实存在的个人。这一点恰恰是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或者忽视了，或者不承认的。他认为，真实的生活不可能由抽象的概念体系所包含，反对用抽象的、普遍性的概念、思想、体系去代替具体的、特殊的个人。
他坚信，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个人内心中的存在，是人的个性、人的内心体验。个人在内心中体验到的不幸、痛苦、欲望、悖谬、恐惧、绝望等等，不能用语言表达，不能为理性说明，当然也不能成为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性，亦即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就是最基本的存在。个人的这种存在在时间上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但是，这种发展变化绝不是线性的和量的积累，不是照黑格尔所说的“对立统一”的“同一性”进行的。
存在的状况，是按“或此～或彼”的方式进行的，即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因此，最真实的存在，就是个人的内心体验；不幸和苦难是人的罪过，是对人的锤炼，是人得救的前提；孤独、绝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宿命。因此，个体存在的本质是孤独，存在的根本任务是选择，选择即选择孤独，即孤独地选择。
这一切，构成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出发点。
最具有克尔凯郭尔特色的思想，是他的伦理学。在他看来，人的存在和发展有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
在审美阶段，人耽于感性快乐的生活方式，及时行乐，没有道德责任感，不能洞察存在的真理。在道德阶段，人遵守固定的道德准则，也希望别人遵守，凭理性生活。人在这个阶段中仍不能达到真实存在，因为道德意见要与人的感性生活发生冲突，给人带来沉重的痛苦。
在宗教阶段，人摆脱了世俗和道德的束缚，凭信仰生活，他只作为自己而存在，面对的只是上帝。美学的英雄通过征服而伟大，宗教的英雄则通过忍受而伟大。
像这样来抽象地概括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也许并不合于他的观念，因为要从他那复杂深邃的作品中抽取出几条干巴巴的筋来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这样做的同时，那些蕴涵着无限生命力的作品便死去了。
成长经历
在另一方面，倘若不了解克尔凯郭尔本人的生活经历，也难以真正进入到他的思想中去。
大致说来，他的人个生活是不幸的。在他降生之时，父亲已年近花甲，母亲也到了更年期，家庭中充满浓重的冷漠阴郁的气息。他本人也生得孱弱畸零，内向忧郁，沉默寡言。他终生几乎没有朋友，与人群和外界敌对，独来独往，孤独至极。他与美丽善良的雷琪娜谈过恋爱，订过婚，后来断绝了关系，终生未娶。这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痛。
“事实上，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他就饱受焦虑、敌意、孤独、忧郁、不安、畏惧、绝望的折磨，比常人格外感受到生之烦恼和死之恐惧的分量，最后在畏惧和绝望之绝望中走向信仰，满怀绝望的激情与人群和都会作不妥协的斗争。”
他自己说过：“从童年时起，我就已经成为精神。”这是一条艰辛痛苦之路。最初或许是身不由己，后来则是出于自觉的选择。然而，在20岁出头之时，正在读大学的克尔凯郭尔曾过了一年放荡的生活，亲身体验了“审美的”生活方式。那里，他拥有时间、金钱和风雅，一副纨绔子弟的打扮，拿着手杖、叼着雪茄，洒满香水，成天迷失在剧院、舞会、宴会、咖啡馆、酒吧中，花钱如流水。
他甚至去过处于“地狱”边缘的妓院，被“那野兽般的咯咯笑声”所震撼。最后，他退却了，怀着罪恶感、畏惧、绝望逃向了上帝，逃向了精神。这次“审美的”生活体验显然也以某种方式融入了他的作品之中。
一年的放荡生活并非偶然。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正在欧洲大地上磅礴。精英们在各国涌现出来：在德国有施莱格尔、席勒、海涅、贝多芬、荷尔德林，在英国有华兹华斯、济慈、拜伦、雪莱，在法国有德拉克罗瓦、席里柯，在克尔凯郭尔的祖国丹麦则有厄楞士雷革、海贝尔、古隆维格、托尔瓦德森等人。这场狂风暴雨般的思想浪潮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理想，而且也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呼唤。更进一步说，浪漫主义始终是文学、艺术乃至人生哲学的基质，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
青年时代的克尔凯郭尔亲历了这场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并且从中汲取了养料。应当说，他的诗人气质，他对存在问题的关注，都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此或彼》出版后，在哥本哈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好几年当中，围绕着当时的一份自由主义报纸《海盗报》发表的赞扬和批评文章，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哥本哈根街头到处流传着“或此——或彼”这一说法。克尔凯郭尔就此评论说：“我毫无权威，仅仅是个讨人——但十分奇怪，这里到处，甚至在街头，我都遇到了‘或此或彼’这名称。”
在公开场合，克尔凯郭尔不愿意承认假名“埃雷米塔”就是他自己，但他在这本书出版前后的一则日记中写道：“纵然这次写作《或此或彼》什么都未证明，但我证明了在丹麦文学中有一个人能够写一本书……即使潮流反对他也能够写作……纵然这本书本身没有意义，但它的写成依然是最精辟的警句，它是我就我生活于其中的唠唠叨叨的哲学时代写下的。”
这表明，克尔凯郭尔本人在内心中十分看重他的这本“处女作”。
事实上，《或此或彼》中的各篇文章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整部《或此或彼》又是他的全部著述事业的一部分，是一个开端。在后来的岁月中，他的其他重要著作都是沿着《或此或彼》所探讨过的问题展开的。对此他明确说过：
“一项始于《或此或彼》、一步步前进的著述活动在此寻找它在圣坛脚下尽善尽美的栖息之地，那作者在那里亲自意识到了他自身的缺憾和罪过，肯定不会称他自己是真理的见证人，而仅仅是个独一无二的诗人和思想者……”“我所理解的著述任务业已完成。它是一个观念，从《或此或彼》到‘反克里马库斯’的这种连续性，即反思中的宗教观念。”
除此之外，我们只要稍稍浏览一下他的主要代表作的内容，也很容易看出《或此或彼》在他的著述事业中的地位。
与《或此或彼》同年出版的《恐惧与战栗》与《重复》借《圣经》中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论述了信仰和牺牲的观念，认为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悖论。克尔凯郭尔还区分了畏惧和害怕，认为畏惧并非来自某一确定对象的威胁，而害怕则来自一个确定的威胁物。
1845年出版的《人生道路诸阶段》提出了人生道路上的审美、道德、宗教三个阶段。在美学阶段，相爱的人不能结合，阻力来自外部；在伦理阶段，由于存在范围的不同，一个人审美地理解爱，另一个人伦理地理解爱；在宗教阶段，由于气质上的差异，其中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命运是忍受，通过忍受得到解脱，并为永生做好准备。
1846年出版的《非科学性的最后附言》批判了黑格尔将存在体系化的企图，认为不可能建立起存在的体系，因为存在是不完全的和不断发展的，不可能凭理智去认识。最真实的存在是主观性，即内在性。把存在与思维同等对待，就是使信仰丧失了地盘。
1849年出版的《致死的痼疾》讨论了人最根本的存在悖论和由此而产生的死亡恐惧。这个根本悖论即人的生理性的肉体和符号性的自我之间的矛盾。书中还讨论了不同的人格类型，以及真诚、恐惧、焦虑、绝望、信仰等。
正因为如此，《或此或彼》成了一个起点，一个通往克尔凯郭尔留下的巨大精神宝库的起点，一个通往克尔凯郭尔真实存在的起点，一个让我们无限反思存在之真谛的起点，一个让我们洞察人生的全部真实场景的起点。
是的，我们切不可迷失在当下的、眼前的实利、功名、职位、私欲等等之中。它们全都不过是“摩耶之幕”（遮盖真实世界的帷幕），是“生命意志”迷惑人们的幻术。当你确实把目光从外部转向了内部之时，你真的会发现，一切外在的东西全然是过眼云烟；你会发现，此时正是考验你作为人而存在的勇气的时候，因为这时你所面对的是剥去了一切炫目外表的赤裸裸的你自己；你会发现，只有你的内心体验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只有你才知道你自己是天使还是野兽。
最后，我还是想说的是，克尔凯郭尔是伟大的；跟所有真正伟人一样，他是亲切的，平易近人的。他不过是以他自己的不幸和苦难来揭示了存在的真理，以他的才情、深刻的反思和无畏的气魄去作了心灵深处的探险。
节选自阎嘉的《颤栗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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