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 法国最好的人
加缪去世
阿尔贝·加缪于1960年1月4日在法国因车祸去世，时年46岁。虽说仅在3年前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的名声在下降。就在他获奖的时候，批评家们就争先恐后地想埋葬这位得主了；右翼的雅克·劳朗宣称，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加缪，是将“诺贝尔桂冠作为最后一部作品”，而左倾的《法兰西观察家》提出，瑞典皇家学院可能以为自己在提携一位年轻作家，但在事实上证明了一个“早产的僵儿”。看来加缪的最佳作品还远未出现；自从他发表像样的作品之后，已经很多年了。
在批评界名声一落千丈，至少加缪本人有一部分责任。他为了追随当时的时尚，去从事哲学思考，但他并不擅长此道，在这一方面只有些许天分——《西西弗的神话》（1942）还有生命力，完全是靠了箴言引起的共鸣。在《反抗者》里，加缪对抒情的革命理想之危险作出了重要的观察；然而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所说的内容，同样广泛产生破坏效果，而加缪天真的、几乎靠自学的哲学思考受到萨特无情的、尖刻的驳斥，在思想正统的左派知识分子中间严重地损害了加缪的名声，长久地破坏了加缪在公众面前的自信心。
如果说《局外人》和《鼠疫》的作者的文学声誉，由于加缪在哲学论争中不成功的尝试而不公平地消损的话，那么可以说，在加缪的最后10年里，是由于他作为法国主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为时代的道德声音而使他严重受累。用阿隆的话来说，加缪战后在《战斗报》上发表的各篇社论使他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名声；正是加缪的格言，为抵抗运动一代人奠定了道德主调，因为它直面第四共和国的两难和失望情绪。到50年代后期，这种负担变得难以承受，于是就成为加缪的写作与演讲中往往表现出来的不安情绪的来源。在早些时候，他接受了责任意识，他在1950年提出说“人必须服从”。但在1959年12月他接受的一生中最后一次访谈里，明显可以听到他愠怒的挫折感：“我并不为任何人说话；我替自己说话已经够难了。我不是任何人的指导者。我不知道，或者说我只朦胧地知道我朝什么方向走”。
对于加缪和他的听众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悲剧表现出来的两难。加缪就像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激烈地批判法国的政策；他谴责法国政府在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肮脏战争”中使用酷刑和恐怖政策，而他一向是言辞激烈、消息灵通的批评家，自从30年代开始，就反对殖民主义对当地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巴黎的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后来挺身参加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但在当时对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人民几无所知，也不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和需要）。但是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是贫困的欧洲移民的儿子。他在阿尔及尔长大，他的最佳作品大多取材于他在那里的生活经验。他很难想象阿尔及利亚没有欧洲人，也很难想象当地的欧洲人在他的生活环境里能够脱离他们的根，他竭力描写一种中间道路；用他的话来说，“对于阿拉伯人……需要做出重大的和显著的改善。但是要靠全体法国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流血。”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一样越来越两极分化，加缪寻求一种自由化的折中方案，结果渺茫而无效。他退守沉默。
在加缪去世后的岁月里，他的地位继续下跌。在法国大都市里生活的大多数人毫不关心阿尔及利亚的命运和它的各种阿拉伯人社群和欧洲人社群；至于知识分子，他们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兴趣，与感动加缪的兴趣大不相同，他们将他当作嘲笑对象，傲视他，最后忽略他。他已经被激进的、越来越不宽容的、政治化的年轻一代取代，被后期萨特及其信徒们自我困扰的第三世界主义取代，被学者中间“反人文主义”的时尚、被新的文学风尚、最主要地是被作家的地位普遍降低而贬低了地位。让·达尼埃尔回顾自己在60年代作为《新观察家》的创办人和主编的时代，会回忆起他们“很快发现，正是在人文学科——历史学、社会学、人种学、哲学——里，人们不得不从文学家那里寻找相等的东西，在我年轻的时候，他们是思想大师。”在罗兰·巴特、罗伯一格里耶、列维一斯特劳斯、福柯的世界里，加缪是个过时的人。加缪的作品不是没人阅读，《局外人》、《鼠疫》、《卡里古拉》已经选入中学课文和大学课程，它们曾经是（现在也是）国外千百万学生的阅读书目。阿尔贝·加缪在世或去世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他变成了全世界的“经典作家”；而正是这一点也遭到别人的反对。
《第一个人》发表
因此，初看起来可以很奇怪地发现他又一次成为头条新闻：他的最后一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在写成30年后，于1994年才迟迟出现，成为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即《第一个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4）。《第一个人》至今已销售20万册以上。说真的，这种恢复对加缪的兴趣并非突然。不止一位法国评论家忧郁地观察到，在行将死亡的密特朗时代的没精打采的、腐化的公共氛围里，非常缺乏一种清晰的道德声音。再者，法国人已经沮丧地意识到他们的文学传统的衰败的、被忽略的状态；阿尔贝·加缪是法国杰出作家时代的最后一批作家（包括罗杰·马丁·杜伽德，儒勒·罗曼斯，安德烈·纪德，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安德烈·马尔罗）之一。有一位评论家对《第一个人》的成功感到迷感，怀疑法国人是否在“庆祝一个辉煌生命之谜，它被一场意外事故之死转变为命运，成为一种超越坟墓的符号，这是自从法国文学显示重要性的日子开始以来的耻辱。……”这种观点里有真理，但是要想明白加缪对当代人的影响，我们还须进一步探讨。
加缪否定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恐怖，这使他在阿尔及利亚内战达到顶峰时陷入无力的沉默，也使他同下一代人无法接触。但是到70年代末，他们对欧洲、中国、古巴、柬埔寨的革命只报以对血腥的和摧毁性的镇压的支持，遂使法国思想家们摇摆不定的观点明显地偏向了加缪——但是他们通常不会承认：重复加缪的警告“方法问题不是辩解的理由”是一回事，但要承认他一向正确则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谓的“新哲学家”，例如安德烈·格吕克斯曼，或伯纳德·昂利·莱维，他们并未给加缪恢复名誉，但是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使那些嘲笑加缪迷恋“道德化”的人自己现在完全失宠。那些人丧失信誉，是因为他们随便地诉诸未来历史，以便替现在的罪行寻找正当理由，也因为他们随意地断言别人必须为自己父辈的罪而受苦。加缪那种立场鲜明的道德勇气，直至今日还在闪闪发光，其方式在1958年的两极分化的世界里是不可能的：“至于我，我发现自己若以审判者－悔罪者的态度打击别人的要害，那是令人厌恶的。”
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创伤抛置脑后，而当它退到记忆（和遗忘）之中，它就带着用双方的态度共同构成的信心和愤怒。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30年过去了，它又陷入了分裂和流血的困境，军事独裁者暂时遏止了原教旨主义运动。加缪呼吁那些主张同化的殖民主义者同好斗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实行妥协，无论其前途多么渺茫。他对一个诞生于恐怖和内战的国家之未来的预测非常精确：“到明天，阿尔及利亚就会是一片到处是废墟和尸体的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支力量、哪一种权力能够使它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恢复原样。”加缪明白——或许比他的（大都市）同时代人都更清楚，也更早——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虽说早在1945年他就预言，阿拉伯人不可能更久地容忍法国人的统治），而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的特殊文化造成了现状，任何人若尝试要摧毁它，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丢失的世界，是他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中心，而它的主题如今在法国读者中间已经很开放了，这在1960年是不可思议的。当他发生车祸身亡时，人们发现这部手稿就在加缪身边的手提箱里。
《第一个人》应该是加缪的“成长小说”，是他的生平和时代的连环图。虽然他写这部小说已经颇有时日（在他1951年的《记事》上已有初次提及），我们只看到开头的部分，讲述他的童年生活以及寻找他死去的父亲的经过。这部作品明白无误地是自传性质的；在出版时还包括了全部注解和修改，人们发现加缪间或还插入了单数第一人称，仿佛这确实是年轻的阿尔贝·加缪的故事，而不是主人公“雅克·考默雷”（主人公的姓氏得自加缪祖母的娘家本姓）的故事。就像加缪的父亲吕西安一样，小说里的父亲“昂利·考默雷”于1914年10月的马恩之战中伤重身亡，埋葬在布列东小镇的圣布吕克墓地；而加缪的父亲吕西安正是在那时撤退到那里，并且因伤去世。他的寡妻、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阿尔贝／雅克还不到1岁），还有他们的外祖母，都留在了阿尔及尔的贫困欧洲人居住区贝尔科特，靠孩子们的母亲做人家的家庭女仆赚钱，过着拮据的生活。这本书的结构围绕着两条交叉的叙述主线：现在进入中年的雅克寻找他从未谋面的父亲；还有就是他在那个由母亲和外祖母主宰的世界里的童年。
雅克读了他父亲的墓志铭，突然明白，父亲昂利·考默雷去世时只有29岁，比现在站在他墓前的儿子还年轻。书里从头至尾重现的是他默默无闻的、贫困的短暂一生（昂利·考默雷出生于德国占领下的阿尔萨斯一个移民家庭，所以是双重流放），对于这个群体的业已遗忘的过去欧洲移民社会，它是家庭、他的儿子、他那异化方式的死亡的结尾——“他以前从未见过法国。当他看到时他却死了。”雅克“恨那种传统举动”，他长期以来避而不去扫墓。一位年长的法国人提醒他，“你不需要父亲，你是自己长大的。”扫墓就是开始一场寻根，在年轻的考默雷的故事里创造了不在场的父亲和作品的第二个主题即烦人的母亲之间的一种振荡和张力。
凯瑟琳·加缪生于西班牙米诺卡岛移民家庭（他的儿子为这层西班牙关系而感到极其自豪），她不识字，半聋，几乎不大说话。在生活中，在小说里，这种沉默，还有她实际上没有能力用语言或姿势来表现自己，都在他儿子身上产生了令人绝望的混乱。正像加缪在先前一部小说里说的，“他怜悯他的母亲，这与爱她是一样的吗？她从来不抚摩他——她也不会知道为何如此。”在《第一个人》里，雅克·考默雷“毫无希望地”爱他的母亲，但是当他静静地观察这个缄默无言的、筋疲力尽的女人时，他“脸上充满着一种他无法理解的对悲苦的朦胧焦虑”。考默雷像加缪一样得出结论说，在这样一张如此不同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母亲的沉默里有某种异常的尊严感甚至是荣誉感，但这也使他沉默，他无法找到一种方式去接近母亲，所以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烦恼。
将考默雷从他的绝望感和他的过去生活中拯救出来的是教育。加缪在这里是发自内心的写作，不仅是小学教师进入了他的生活、取代了他的父亲，而且也表明，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的小学义务教育制度，以及为贫困儿童设立的初级中学奖学金竞争制度，都具有用语言无法表达的重要性。书中最动人的情节之一，是教师第一次访问考默雷的家，说服母亲和外祖母，让他去靠奖学金读书。这意味着即使他成功了（被公立学校录取），也会使她们在接下来的好几年时间里损失他赚钱的机会。同一章的结尾是这本书唯一的一处伤感的情节——年轻的雅克通过了考试，告别了他的小学老师，带着复杂的感情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提醒读者的是，加缪比起他同辈的战后文人来，更加显得是纯粹的第三共和国的产物，第三共和国的道德理想和教育理想对于他，比对他的同时代大多数人更具有意义。当加缪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词于1958年发表时，他将它献给那位小学老师M．路易·热曼。
《第一个人》除了关注父亲、母亲，年轻主人公的求学，还有3个话题在加缪先前的论说文和小说里都可以找到：感觉，贫困，还有阿尔及利亚对他的特殊意义。加缪的读者们谁也不会忽略《局外人》这部作品从头至尾充斥的身体感受和肉体的世界，那里无所不在的阳光扮演了致命的角色，他在诺贝尔奖的答词里说到，没有光明，没有对福祉的感受和他赖以成长的自由的生命，他就会一事无成。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尽情地表现在水里和在海滩上对太阳、对大海、对年轻的身体的纯粹感官感受。在加缪的创作中，其他地方都没有像这本小说里那样意识到他对这类事物的愉悦，以及他对别人的矛盾情绪和他选择注重的精神世界。在《第一个人》里，加缪捕捉住了他较早时候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提帕萨的婚礼》中试图解释的那种“像温暖的石头滋味的生活”的魅力。页边的批注揭示了他的意图：“这本书必定由于对象物和肉体而显得沉重。”
阿尔及利亚也是实体的存在，它的气味，它的声音，阿尔及利亚本身在它的宏伟海湾边的地势，雅克和他的朋友们在街上和码头的历险，还有和他的叔叔一起去边远乡下打猎。而且那里有阿拉伯人，“这个令人感兴趣的、令人不安的民族，离得很近，又隔得很远。”在童年篇章里，阿拉伯人来去疾驰，是一个混合的社群的自然街景的一部分，但是当长大以后的雅克重访他的出生地，与一位殖民地移民谈话，后者向他解释说，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现在的相互残酷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往后他们将再度共同生存。为什么？“因为那就是这片土地希望的。”至于加缪／考默雷，他自己的情感是很明白的：“因此，每次他离开巴黎去非洲，作为一种平静的庆祝，他的精神极其放开，这是一个人在刚刚干净利落地逃离时的满足，他一想起那帮警卫的脸就发笑。”然而阿尔及利亚对于加缪／考默雷也是一个充满怀疑、充满疑问的地方，“一片值得遗忘的土地，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第一个人。”
这不过是书名的用意之一。它与其他用意一样，都同确定身份相关——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身份，生于没有父亲、只有沉默的母亲的家庭而自我造就的加缪／考默雷的身份，父亲本人作为孤儿的身份。跨越这一切含义，笼罩的是贫困的阴影，这是该书里无处不在的主题，也是加缪的一些最敏锐的观察结果。他指出，真正的穷人不大讲过去——事关在目前生存，他们又太过于心神不宁；所以加缪／考默雷没有从他的家庭那里发现自己的根，家庭对他而言好像是个零——来自各处，又要在各处生活——“没有父亲，没有可以传接的传统……人们不得不创造自己的传承。他出生的那片土地没有先祖，没有记忆。”根据加缪自己的说法，小说的目的是要“使这个贫困的家庭脱离穷人的命运，因为穷人会干干净净地从历史上消失。对此我无话可说。”但是，就像一切享受奖学金的男孩子一样，加缪／考默雷成功地、干净利落地摆脱了他的家庭背景，但是代价太大：当考默雷初次进入公立学校时，学校的一位官员要他填写父母的职业。他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他的母亲替别人打扫房间，洗衣服。一位朋友建议他据此填写“佣人”。他就这样写了，而结果是“羞耻——以及为感到羞耻而产生羞耻感。”就像这本书里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样，那些出色的回忆段落，在加缪具有典型特征的经典简洁性和读者不那么熟悉的抒情的、成段成段的描述之间的替换，缺乏对反讽的克制和间距——这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
《第一个人》不仅是对加缪早期短篇小说和论说文的重新把握与发展——那些短篇小说和论说文的许多内容，甚至短语，都在这里重现——而且也极其有价值地揭示了他关注的中心是什么，还有同时代人的评论观点中认为无关紧要的是什么。使加缪获得初期名声的“荒诞”概念，现在大多可以理解为就是加缪的方式，他用这种方式来尝试表现他心目中重要的地方和重要的感受。因此他在《西西弗的神话》里写下了以下一段话：“大家所熟悉的世界是一个可以用哪怕是不充分的理由来解释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光亮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陌生的异乡客。他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而失去了对故园的记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与人生之间、演员与背景之间的脱节，真正构成了荒诞的感觉。”正如人们所知，加缪已经感觉到，批评者们漏掉了对《鼠疫》和（尤其是）《局外人》中的阿尔及利亚背景的把握一样，批评他的人和佩服他的人都往往作出过度解释，而丢失了他那些非文学写作中的信息。
本文选自《重估价值》
托尼·朱特 著 文林骧华 译
商务印书馆·三辉图书 2012年1月
点击下方图片，更多精彩邀您一起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