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评价层面的求其善和认知层面的明其真
提要：国学于国人，是生命的根。国人的衣食住行及思维方式，均深受国学的影响。国学传统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对事物的把握，不仅仅看中事实层面的规定，也重视其价值规定。杨国荣教授在《向道而思》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分析与解读。
作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特点，认知与评价的彼此交融既植根于中国文化，又对中国文化本身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评价向认知的渗入，首先使认知过程显现了以人观之的向度。以人观之既体现为以人的需要为认知的出发点，也意味着以实现人的价值目标为认知的指向。认知过程的这一趋向赋予认识过程以现实的关切和实践的向度，使之与思辨性、抽象性保持了某种距离。确实，就总体而言，中国文化对认知的理解，往往基于人自身存在过程的实践需要，以科学而言，即使是与具体的工程技术有所不同的数学，也每每引向实际的运用。如中国古代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主要便不是侧重于普遍数学原理的分析、推绎，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划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及勾股九个方面的问题，并具体介绍了246 个具有应用性的题目。这种数学的著述，无疑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认知过程的现实关切与实践向度。在思想家们关于“学”的看法中，以上趋向得到了更普遍层面的概括。孔子在《论语》中开宗明义便提出了“学而时习之”之说，其中的“习”即包含习行。陈亮后来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强调学“以适用为主”a。不难看到，认知与评价的交融，在逻辑上引向了知与行的统一。
就对象的理解而言，认知所指向的是对象在事实层面的属性，评价则关乎对象在价值层面的规定。对象在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之后，便获得了现实的形态，现实的存在同时也是具体的存在，这种具体性的涵义之一在于，对象不仅包含着“是什么”的问题所指向的规定和性质，而且也以“意味着什么”所追问的规定为其题中之义。从日常的存在看，水是常见的对象，当我们问水“是什么”时，我们试图澄明的，主要是水的化学构成，这种构成固然揭示了水在事实层面的性质，但它并没有包括其全部内涵。对水的更具体的把握，还涉及“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以后者为视域，可以进一步获得“水是生存的条件”、“水可以用于灌溉”、“水可以降温”等认识，而维持生存、灌溉、降温等，同时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水所具有的功能和属性。水的化学构成所体现的，是狭义认知所把握的事实，但在这种单纯的事实形态下，事物往往呈现抽象的性质：它略去了事物所涉及的多重关系及关系所赋予事物的多重规定。事物的现实形态不仅表现为物理或化学规定，而且与人相关并呈现价值的性质，这种价值性质并不是外在或主观的附加，而是同样具有现实的品格。唯有在揭示事物在认知层面的事实属性的同时又把握事物的价值规定，才能达到事物的具体形态。
与注重认知与评价的关联相联系，中国文化对事物的把握不仅仅指向其事实层面的规定，而且关注其价值规定。《尚书大传•洪范》在对水、火等事物作界定时，曾指出：“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从言说方式看，“水、火者”对应于“何为水火”的提问，它在广义上属于认知层面“是什么”的问题论域，但饮食、兴作、资生等解说所关注的却主要是“人之用”，后者同时关乎评价之域的“意味着什么”。在这里，认知层面的“是什么”与评价层面的“意味着什么”之间呈现交错或互渗的形态，其特点在于从对象与人的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具体性和现实性。从认识世界的视域看，中国文化中认知与评价交融的意义，首先便体现在为把握世界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以单一的事实认知为进路，往往趋向于追问对象的本然形态。这里所说的本然，主要表现为外在于人自身的知与行。在狭义的认知之域，“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追问事物本身具有什么规定或本来具有什么规定，事物本身或事物本来的规定未经人的作用，从而呈现本然的性质。在人的知行领域之外对事物本然形态的追问，在逻辑上以物自身或自在之物的预设为前提，后者容易进而引向超验的进路。事实上，追问本然的存在与走向超验的对象之间，常常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相形之下，评价非仅仅从对象本身出发，而是基于人与对象的关系，评价向认知的渗入，使认知难以仅仅以存在的本然形态或规定为指向，对物自身或自在之物的承诺，也由此缺乏理论上的前提。以此为进路，对存在的超验把握将受到抑制。要而言之，认知与评价交融的总体趋向，在于联系人自身的存在以理解存在的意义，这种进路体现了以人观之的认知取向，并使中国文化与超验的认识旨趣保持了某种距离。
当然，尽管广义认识包含认知与评价，但认知仍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如果忽视了认知的这种相对独立意义，则可能对如其所是地把握对象带来限制。认知与评价交融的背后，是明其真与求其善的互渗，在“真”与“善”合而不分的形态下，“真”的内在价值往往难以彰显，对“真”本身的追求也将由此受到抑制。中国文化固然并不否定明其真，从《易传》所确认的“类万物之情”，到更普遍意义上“实事求是”的主张，都包含对“明其真”的肯定，但是，“真”的意义常常又是通过“善”而得到确认，所谓“类万物之情”，便被视为卦象（八卦）功能的体现。从某些方面看，在中国文化中，与认知过程相对独立意义的不彰相联系，明其真的认识意义上每每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
明其真层面认知意义的淡化，与评价层面价值意义的相对突出，往往相互关联，后者又进一步引向对知行过程现实之用的关注。在认识的领域，注重评价层面的价值，常常导致突出具体之“术”而非普遍的原理。以前面提到的《九章算术》而言，尽管其中涉及一般的计算方法，但这种方法的介绍更多地呈现“术”的意义，而有别于普遍数学原理的阐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固然早已萌生并发展，但后来却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这里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注重评价层面的求其善而相对忽视认知层面的明其真，似乎也构成了重要的原因。
摘自《向道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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