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称谓是怎么来的？ | 迎接十九大特别报道
《光辉的旗帜》
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在中国共产党96年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召开过18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特别报道《光辉的旗帜》，在我们党即将召开十九大的时候，重温党代会的红色历史记忆，讲述历次党代会中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回顾96年来我们党苦难辉煌的艰辛历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第一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事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中，坚定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今天，北京新闻广播特别报道《光辉的旗帜》为您带来第一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18年，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二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成立，新的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
中共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称谓究竟是怎么来的？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陈丽红：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问题，据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张申府回忆：“（1920年8月）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大钊的字）研究，就叫共产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随后于10月成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名称为“北京共产党小组”，后改为“共产党北京支部”。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1921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各地共产党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去旅法小组因为路途遥远没有能够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北京参加一大的代表如何产生？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陈丽红：
在1921年7月份全国一大召开在之前，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几个早期的党组织。在这几个早期党组织纷纷成立之后，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他们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来发起组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上海召开。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由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党组织和留日学生中的党员，通知各地派两名代表，于6月中旬到达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共产党支部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上海来信时，正值大学暑假期间。据刘仁静回忆：当时他们在北京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起了一个暑期补习学校，为那些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很多党员在补习学校授课，如邓中夏教中文，刘仁静教英文，张国焘教数学、物理，等等。他们得到上海的通知后立即在补习学校开了一个推举代表的会，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一大？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陈丽红：
为什么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李大钊就推动建党的功绩而言，是最有资格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但此时，他正肩负着许多实际的斗争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率领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开展“索薪斗争”，就是争取工资，李大钊因此未能抽身前往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
北京共产党支部在推选代表时，曾推选邓中夏、罗章龙。邓中夏是北京支部的骨干，北京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大家在推选代表时曾提到他，但邓中夏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便分身”为由辞谢了。罗章龙则主持《工人周刊》的筹备和创刊工作，不便离开。经过比较充分的讨论，最后确定由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党组织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13位来自各地的党组织代表汇聚在一起，在上海秘密的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南湖的游船上举行，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革命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嘉兴南湖游船
党的一大代表们都记得，党的一大曾经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真实发表过。在1937年，党的一大召开后的16个年头了，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像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党的一大文件的下落，当时董必武说：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的记载我们都没有了。
为什么一大的文件在丢失了若干年后，又在美国被发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汤涛：
确实，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当时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这肯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在整理旧有资料时，意外发现了一篇硕士论文，它是一位中国留学生在1924年撰写的。大家发现，这篇论文居然还附有几份历史文献，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几经考证，他们认为这位学生就是陈公博。
大家知道，陈公博早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后来被开除党籍。最后他是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是个大汉奸。陈公博在被我们开除党籍后，曾在汪精卫的资助下一度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后来写下了名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全文附录了几篇历史文献，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其他的还有二大通过的宣言，决议案、党章等等。这些文件在很长一段时间确实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在美国发现，确实对我们开展相关研究很有帮助。
1921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了一个通告，特地提到下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在次年的7月举行。吸取党的一大经验，1922年7月16日到23日召开的党的二大的决定分几次召开全体会议，每次都变换地点，其余时间则分别安排在党员的家里进行小组讨论，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动当局的注意。
然而时隔数十年后，物是人非，许多代表已经去世，幸存于世的代表大多是外省人，根本就无法记住上海五花八门的石库门建筑，因此，当1950年陈毅市长指示上海市有关部门寻找党的二大会址时，对会议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召开的，一度众说纷纭，有人误把1922年8月在浙江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当作同一次会议，直到1954年2月23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收到了一封来信，争议才尘埃落定。
这封信是谁写的？为什么能够解开当年的谜团？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汤涛处长：
这封信是李达写的，当时党的二大是在上海举行的，当时是分几次开的，每次地方还都不一样，这样时间一长，特别是随着后来当事人的纷纷辞世，到底是在哪里开，大家都说不清楚了，众说纷纭，争议不断。后来李达于1954年写的一封信，才解开了历史的谜团。
李达是党的一大代表，同时也是二大代表，他当然有发言权，他在信中说，党的二大是在上海市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的，第二、三天的大会则分别在另外的地方举行，至于里弄和门牌号码他却记不得了。
后来，上海有关方面又就此事求证了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的意见。王会悟曾在党的一大筹备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也为二大的召开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党的二大召开时，王会悟就带着不满一岁的女儿在门口负责放哨，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辅德里625号本来也就是李达和她在上海的寓所，所以王会悟也是比较熟悉当时情况的。王会悟就证实了李达的回忆，说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举行的，这样才使尘埃落定，从而结束了争论。
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最早明确规定了党员必须要缴纳党费。
当时如何确立缴纳党费的必要性的？党费的标准又是依据什么确定？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陈丽红：
党员必须交纳党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部无产阶级政党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员应缴纳的最低盟费”，这里的“盟费”就相当于党费。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把“在物质上帮助党”作为党员的条件之一。作为根据列宁建党学说组建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交纳党费。
二大党章列有“经费”专章，这是我们党关于党费制度的最早规定。二大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收支权限和纪律要求。标准：月薪50元以内者，月缴党费1元；50元以外者，按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之工人，月缴党费2角；二大党章严格规定，党员“欠缴党费三个月”必须开除之。
从1922年1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13个月中有30万人参加了100余次罢工，这些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也促使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决心与共产党合作。
播出栏目：新闻2017
播出时间：10月9日 18:00-19:00
收听频率：北京新闻广播
AM828 FM100.6
网络收听：“建外14号”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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