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亦官亦儒亦将军！
王阳明，名守仁，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型人才。这几年，王阳明火了又火。
先是畅销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奉王阳明为明朝第一牛人，接着语言幽默的通俗版传记《明朝一哥王阳明》问世，然后央视“百家讲坛”请出浙江大学董平教授讲述《传奇王阳明》，这位从前只有思想史研究者才熟知的历史人物如同夜空中耀眼的明星骤然闪烁在大众面前。
奉行“君子之仕以行道”
王阳明生在一个官宦人家和诗书世家。他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祖父王天叙文学才华出众，父亲王华是明时的科举状元。王阳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聪颖过人，并抱有“读书学圣贤”的志向。
王阳明15岁的时候，从京师出发，游历了京师北部边关的重要险隘居庸关，在边塞地区走访了不少少数民族部落，打听如何用兵打仗、如何守关的事情，并同塞外的胡族骑士比赛骑术，策马飞奔于长城脚下。面对崇山峻岭和蜿蜒盘旋的雄伟长城，年轻的王阳明心中升腾起一股豪情，立下大丈夫当安天下的壮志。
王阳明21岁中浙江乡试，28岁举进士，从此步入官场，曾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宦官刘瑾趁皇帝疏于政事擅自专权，遭到一些正直官员们的反对。
刘瑾把这些人视为眼中钉，于是伪造圣旨，乱安罪名，致使南京科道戴铣等二十几名大臣被捕入狱。王阳明第一个站出来为戴铣等人辩护，不料也被抓进牢狱，受到廷杖四十的惩罚，并被贬为贵州龙场（今贵州修文县）驿丞。
发配时，恰好路过南京。王阳明来到南京城郊的时候，看到家中的老佣人正在焦急地守候着。当王阳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时，他看到的，不再是儿时记忆中那个满口仁义的父亲，而是一个满面慈祥、白发苍苍的老人。
原本等着一通呵斥的他，只听到父亲一声又一声激动的问候：“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他实在忍不住了，生活中少有地主动给父亲认错：“是我意气用事，把功名弄丢了，官也弄没了，我对不起父亲大人。”
父亲并没有呵斥他，相反却是宽慰：“孩子，你是为了斥责权奸才这样做的。你做得对。”
不久，刘瑾罪行暴露并被武宗处决。王阳明又先后担任了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职。正德十六年，他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受封“新建伯”。
王阳明奉行“君子之仕以行道”的为官之道。“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窃也。今吾不得为行道矣。虽古之有禄仕，未尝奸其职也。夫禄仕，为贫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为道乎？以吾为贫乎？”
就是说，君子做官是为了实行道义，不以实行道义为目的的做官，就是为谋私利而窃取官位。君子入仕从政不是为了俸禄，不只是求得自我实现或显亲扬名，而是行道成圣，将自己所学所乐的先王之道施之于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王阳明的为政理念和治世实践对后人有着积极的影响。
创立“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是著名心学大师，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及“知行合一”等命题，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大相径庭的“阳明学派”（也称“姚江学派”或“王学”）。
据钱德洪、王汝中所编的《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11岁时便流露出异于常人的志向。当时还在余姚读私塾的王阳明，有一天这么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但少年王阳明对这个答案似乎并不满意，他沉思一会，说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王阳明将“做圣贤”置于“登第”之上，暗中契合了当时读书人的精神需要。明中叶承平一百多年，边疆的开垦、耕作技术的进步，使得人口已渐渐逼近1亿，读书人的数量也水涨船高。
可是科举考试的名额却基本没有增长，再加上宦官专权、任人唯亲和深重的社会不安全感，儒家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之路变得越来越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惶惶如丧家犬的年轻学子很容易为道家或佛家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王阳明也不例外。
1502年到1504年间，他辞官回乡，在“阳明洞”里过了两年道家式的退隐静修生活，终于悟出“践形”二字；对佛学更是入室操戈，用“著相”来批评佛教的偏狭，借逃避来实现一己超脱之私，“与世间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以治天下”。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精神危机后，他最终重归儒学。
1504年秋，王阳明复出回到北京。此时他所关心的，已不再是儒与道、佛的对立，而是理想的儒家与庸俗儒家的对立。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到底是依存自己内在的良知还是盲从外在的权威。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由于无人可以独霸对“道”的解释权，所以个人良知即天理。
“良知”一词来源于孟子，王阳明引佛家“众生皆有佛性”对之加以改造，指出其为“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良知也是未发之中，必须将其扩而充之才不致泯灭，此即“致良知”，这一过程必须是永无止息的，“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
“做圣贤”绝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人的天赋才力虽有区别，只要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尽力发挥良知，则不管在朝在野，有无功名，都可成圣。
“故虽凡人而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这一理论，对于被竞争日趋激烈的科举考试折磨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大解脱，这也是为什么王学能在短时期内席卷当时思想界的原因。
王阳明尖锐批评那些只知道应考做官的人：“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
鉴于此，王阳明指出了向下一途：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读书人要走出书斋，在广阔天地下去学做圣人，去改良社会，如乡村建设，普及教育，移风易俗。用现在的话语去理解，即为“读书的真正意义不只是获得外在的东西，而是从内部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
1506年，王阳明因为反对宦官刘瑾，被贬谪至贵州龙场。前有“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后有刘瑾派来的刺客，命悬一线之际，王阳明造一具石棺，在旁边日夜端居澄默，试图克服内心对死亡的恐惧。1508年的一天，“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此即著名的“龙场悟道”。次年，他便创立了“知行合一”说。
在王阳明看来，行亦是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同时，知也是行，“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两者“扎根在同一个本体之上”。只有“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才可破除知、行两者之藩篱，这一过程便是“立志”。
钱穆在《阳明学述要》里，将“立志”简洁明晰地解释为“良知栽根处”。正是借助这一中介，“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两个重要概念才得以打通。王阳明创立的，乃是一种“行动的儒家思想”。
王阳明从34岁起开始讲学，自创濂溪书院，主讲于阳明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王阳明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朝中叶以后广为流行，并传播到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指导思想。
平乱建功封伯爵
王阳明杰出的军事才能在“破山中贼”和“平宁王之乱”中得以充分展现。《明史》评说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前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由于土地兼并加剧、赋税徭役沉重，江西、广东、福建、湖广接境地区农民纷纷反抗。当时明军在与农民军的战斗中屡屡失利，束手无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起用了王阳明。
王阳明初到巡抚任上，首先推行“十家牌法”，断绝当地居民与山贼(王阳明称这些农民起义军为“山贼”)之间的联系，接着针对赣州等地兵源不足的情况，选练民兵。
他从所属各县的弩手、打手、机兵、捕快中，挑选骁勇绝群之人，又从卫所军官中挑选武艺出众、有实战经验者对民兵进行正规训练。这支民兵在后来镇压义军的战斗中，起了核心和骨干作用。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阳明分析形势后决定先易后难，对福建赣南山区用兵，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再进剿横水等地的义军，也就是“山贼”。在进军前，王阳明将计就计，针对各衙门中有“山贼”密探，采用打仗前先占卜的惯例，扬言要从赣南山区撤军，待平了横水、桶岗，再行进剿。
消息一出，横水、桶岗各自守隘设伏，赣南地区的“山贼”则设宴相庆。而此时王阳明则从赣州领军星夜兼程，进驻福建、长汀、上杭，向“山贼”发起进攻，“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余”，生擒其首领。
正德十二年十月，王阳明再次用计，明令攻桶岗，暗中取横水。“先遣四百人伏贼巢左右，进军逼之。贼方迎战，两山举帜，贼大惊，谓官军已尽犁其巢，遂溃。乘胜克横水。”一举击溃义军。
王阳明作为一个军事家，其可贵之处在于不仅要破“山中贼”，还要破“心中贼”。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南赣地区的“山贼”为患根本原因在于民风不善，在于民众缺乏应有的礼制约束。要彻底清除“山中的贼”，就必须清除“心中的贼”。
于是，王阳明立乡约，戒奢靡，革除恶习，比如家中有丧事，不许用鼓乐，不许请和尚道士做道场，不许大肆请客，子女应在父母在世时多行孝道，不应在死后空费钱财。
婚姻，嫁娶，不得计较彩礼嫁妆，不得大会宾客，等等。他要求“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
在倡导节约的基础上，王阳明推出了全面进行社会改革的措施，即名为《南赣乡约》的告谕，希望通过民众的自治，以达到社会的稳定。兴社学，行教化，使人们从内心自觉接受礼制的规范。
王阳明去福建“剿匪”抵达丰城之时，忽闻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他知道宁王必将挥师攻占南京，所以虚张声势，利用虚假宣传和情报迫使宁王做出错误的判断。
宁王犹豫了，直到十天之后才率兵攻南京。而这十天，王阳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趁朱宸濠进军安庆而南昌空虚之际，率领官军攻破南昌。
朱宸濠回兵救南昌，在黄家渡与官军相遇，遭遇埋伏。官军用小船满载柴草，乘风纵火，烧毁叛军副舟。朱宸濠主舟搁浅，换船逃跑时被活捉。朱宸濠准备十年，在南昌起兵叛乱，被王阳明一举剿灭，前后历时只短短三十五天。王阳明也因平叛有功，被封为“新建伯”。
王阳明一生心明如镜，临终前，他的门人聚在他的身旁，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阳明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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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不读书，觉面目可憎
明代大儒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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