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贡举考略
【摘要】南唐颇重科举，前后开考19次，而《文献通考》、 《登科记考》等早期研究贡举的典籍均未曾涉及。本文综合各种有关记载，落实了其中12次的开考年份，另有4次开考年份作了大致推定，并推定了自公元952年到975年间可能停举的7年，还对其相关制度、知贡举、取士数、状元、考题、士风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从现存资料来看，五代周边各国中，南唐的文化气氛最浓，也是最重科举的，正如《香祖笔记》卷五所云：“五代时中原丧乱，文献放阙，惟南唐文物甲于诸邦”。南唐的前身为吴，也颇看重士人与科举，“故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这种气氛的形成，跟吴时渐掌实权，后来又受禅代吴的烈祖李昪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见《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自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建国，至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灭亡，前后存续了39年，见于载籍的开科次数尤多。其具体情形，是应加以研究的、整理的。现略呈翻检所得，以求教高明。
一、首开贡举于升元末（942年）
关于南唐贡举，李焘《续长编》卷十六,于宋太祖开宝八年二月载曰：“是月,江南知贡举、户部员外郎伍乔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开贡举，讫于是岁，凡十七榜，放进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经一人”。所谓“江南”，即南唐；“保大十年”即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宋史·太祖纪》、《十国春秋》卷十六及《续通鉴》卷八等皆有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载。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亦云：“五代僭伪诸国，独江南文物为盛。然每岁科举,取人甚少，多用上书言事拜官，唯广顺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贡举，放进士庐陵王克正等三人而已”。这些记载相互印证，基本上是可靠的，但也不完全可靠。“自保大十年开贡举”、“唯广顺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贡举”等语，均以保大十年，亦即后周广顺二年（952年）为首开贡举之年，而事实上南唐贡举并非自保大十年始，此前亦有开贡举的记载。
《十国春秋》卷二六云：“李征古，袁州宜春人，升元末，举进士第”。升元(937—942年)为南唐立国者李昪的年号。“升元末”当指升元六年（942年），因为七年二月李昪去世，三月即改元“保大”，升元末既有进士举，“自保大十年开贡举”等语便不确切。升元末之前有无贡举？有。但没有进士举。同书卷二八《徐锴传》提到：“升元中，议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经义、法律取士，锴耻之，杜门不求仕进”。就是说，升元共6年，除末年有进士举外，其余5年虽亦开科取士，却只有经义、法律等科，以致长于文学的徐锴“耻之”而不肯就试求仕进。没有进士举的贡举，挡了部分士人的仕进之路，不能算完整的贡举，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同卷《郭昭庆传》又云：“郭昭庆，禾川人。父鹏，保大初进士，官至大理司直”。《马氏南唐书》卷十四也有相同记载。很显然，“保大初”亦开过贡举。“保大初”当指保大元年（943年）。 为什么升元末、保大初均有进士举，而前引记载却均认为南唐贡举自保大十年始呢？笔者以为：正因为仅此两次，升元年间大部分时间虽开贡举，而未开自唐以来文士趋骛的进士科；保大初考过一次后又经过了长时间的停顿；人们习惯于唐及五代中原5朝那种年年开考的作法，中断太久，便将先前的偶尔两次开科忽略不计了。
二、自保大十年始可落实开考年分的10次
（1）保大十年(952年)开考1次
《陆氏南唐书·纪》二载：“保大十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十国春秋》卷十六所载略同，前引《砚北杂志》亦有相同内容（唯将状元写成王克正），此次开考属实。为什么考了一次又停呢?《陆氏南唐书·江文蔚传》称：“升元建国以来，言事遇合，即随材进用，不复设礼部贡举。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学士知举，略用唐故事,放进士庐王克贞等三人及第。元宗问文蔚：‘卿知举取士,孰与北朝？’文蔚日：‘北朝公荐、私谒参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叹。中书舍人张纬，后唐应顺中;及第,大衔其言，执政又皆不由科第进，相与排沮，贡举遂复罢……”可见，“旋复停贡举”是因为主持试事的江文蔚得罪了当权者。
（2）保大十二年(954年)二月开考1次
《十国春秋》卷十六有载曰：“十二年……二月……命吏部侍郎朱巩知贡举。”《陆氏南唐书·纪》二也有这次考试的记载。由此可见，所谓停贡举，也只停了1年。因为自唐至宋太宗初年一般都是每年开考,有1年不考也算“停”。
（3）保大十三年(955年)开考1次
“南唐：伍乔：保大十三年：状元”([嘉靖]《池州府志》卷七)。《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五四亦云：“五代：南唐：保大乙卯榜：伍乔，贵池人……”“保大乙卯”即保大十三年。《十国春秋》卷三一有《伍乔传》。《传》曰：“……使入金陵应进士举。及试《画八卦赋》、《霁后望钟山诗》，故事，中选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时有宋贞观者，首就座。张洎（音jì计——笔者）续至，主司贤洎文，揖贞观南坐 ，引洎坐于西。酒数行，乔始上卷。主司叹为杰作，乃徙贞观 处席北，洎处席南，而以乔居宾席。无何，复考榜出，乔得第一，洎、贞观次之。时称主司精衡鉴焉。元宗大爱乔文，命勒石，以为永式。仕至考功员外郎，卒。有集一卷，行世。” 这次主考是谁，未明指，但这段记载也提供了如下信息：共录取3人；试题为《画八卦赋》和《霁后望钟山诗》；要经过复试确定名次；主司要请初选被录取者宴饮，且以文章质量高下排座次。 自保大十三年冬始，后周发兵大举进攻南唐。战争持续了两年多，至交泰元年(958年)方以南唐臣服——割让江北光、寿、庐、舒、蕲、黄等14州给后周；每年向后周进贡；去帝号，称国主；采用后周年号；李璟为避周信祖讳而改名景——为结局(见《陆氏南唐书·纪二》；《五代史话》第6、63页)，估计保大十四、十五年及交泰元年不会开贡举。
（4）宋建隆三年(962年)，后主继位后的首次贡举
《十国春秋》卷二五指出：“乔匡舜字亚元……保大中，召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周侵淮南，诸将无功，元宗议亲率六军死之。匡舜切谏，元宗怒，坐以沮国计，动人心，流于抚州……后主嗣位，复起为司农少卿，历侍中、监修国史、给事中，兼献纳使。知贡举，放及第乐史辈五人，多见滞名场者，时称得人；而少年轻薄子嘲之，谓之‘陈橘皮榜。’”《陆氏南唐书·传》五《乔匡舜传》所载略同。《十国春秋》卷一一五《乐史传》、《谈荟》卷二亦皆云乐史举南唐进士第一。另，《十国春秋》卷一一六载：“南唐给事中乔匡舜知举，进士及第者五人，即丘旭、乐史、王则、程渥（音wò握——笔者）、陈皋也。该举数升降，等甲无名。时以为乔之榜类陈橘皮，年高者居上。”这里将丘旭排于首位，乃因“等甲无名”，即无等第名次，而年高者居上。《马氏南唐书·丘旭传》云：本科考的是《厚德载物赋》,并指出丘旭为第一人，大概是受了类似上则记载的影响，显然有误，1科不可能有两个状元，状元应为乐史；联系该《传》中所载丘旭回答吕蒙正问话时所说：“江南献赋适为第一”等语，或是考赋那1场他确实得过第一，而总名次并非第一。宋取代后周之后，南唐又臣服于宋，用宋朝年号。元宗于宋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去世，后主随即嗣位。依惯例，后主朝首次贡举当在本年(962年)二月或三月。
（5）乾德元年(963年)开考1次(见下)
（6）乾德二年(964年)三月开考1次
《陆氏南唐书·纪》三云：“乾德二年春三月……命吏部侍郎、修国史韩熙载知贡举，放进士王崇古等九人。国主命中书舍人徐铉复试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国主乃自命诗赋题，以中书官莅其事，五人皆见黜。”《十国春秋》卷十七有相同记载。同书卷二六《冯延鲁传》又云：“子僎（音zūn尊——笔者），韩熙载知贡举，放及第，复试被黜。”当为本科之事。同书三二则曰：“冯延鲁子僎举进士……明年，僎成名……未数日，中书奏主司取士不当，遂追榜御试,僎果复落。”可见，上年也曾开考，冯僎应试而未中。《安徽通志》卷四五，说舒雅为南唐状元、《马氏南唐书》卷二二《舒雅传》所云：“会熙载知举，以雅为第一，朝野无间者，以雅之才为当也”皆不确。
（7）开宝元年(968年)开考1次
郑文宝《江南余载》卷上云：“开宝初，举子齐愈及第，缀行至白门，忽于马上大笑不止，遂坠。驭者扶策，良久乃苏。盖其喜成名如此。”所谓“开宝初”，当指开宝元年(968年)；“白门”乃南唐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正南门,即宣阳门。很显然，齐愈为南唐该科进士，由于每次取人都很少，他才喜极失态。
（8）开宝五年(972年)二月开考1次
“开宝五年春二月……内史舍人张佖（音bì必——笔者）知礼部贡举,放进士杨遂等三人，清辉殿学士张洎言佖多遗才，国主命洎考复不中第者，于是又放王纶等五人。”(《陆氏南唐书·纪》三)《十国春秋》卷十七所载基本相同，然“王纶”作“王伦”。同书卷一一五云：“南唐张佖知贡举，试《天鸡弄和风赋》。佖但以《文选》中选句为题,未尝详究也……”
（9）开宝六年(973年)开考1次
《十国春秋》卷三十《张佖传》曰：“张佖，常州人。后主朝仕为考功员外郎，进中书舍人。开宝五年，贬损制度，改内史舍人。后主雅好文事，虽当末运，犹留意于科举，以佖有文，使知礼部贡举。揭榜之前夕，有程员者，梦人报己与王纶等五人及第，员惊喜，谒省门，遇杨遂、张观、曾凯，谓曰：‘榜在鸡行街，何忽忽至此？’既寤，则闻遂等三人中选。其夏，后主疑佖颇任私意，命张洎复试，遂再放王纶等五人。乃知洎虽矫佖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则鸡行之应也。”所谓“明年癸酉附榜”，显然指开宝六年(973年)，即癸酉年也开过贡举，且有“附榜”，程员于“附榜”中选。这段记载不仅提供了这些信息，且对开宝五年的考试情形作了补充：复试于夏天举行，首次所取的是杨遂、张观、曾凯3人。《宋史》卷二七六有《张观传》，也说他在江南登进士第，后来仕宋。
（10）开宝八年( 975年)二月,最后一次开贡举
关于这次考试，前文已有引述，唯《陆氏南唐书·纪三》所载略有不同，其云：“乙亥岁春二月壬戌,王师拔金陵……长围既合，内外隔绝……群臣皆知国亡在旦暮，而张洎犹谓北师已老，将自遁去，后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户部员外郎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孙确等三十八人及第。”此言状元为孙确,该科进士共38人，均与《续长编》等记载不符，当以《续长编》等为准。
三、保大十年后仅能大致推定年份的4次
（1）卢郢约夺魁于乾德四年（966年）
《马氏南唐书》卷二三载：“卢郢,金陵人也，好学有才艺而膂力过人，善吹铁笛。乾德中，后主以韩德霸为京城烽火使，常督无赖辈旦暮巡警。诸科士人微犯禁，往往罹鞭扑。会德霸出，郢调笛不辍，使数卒捕郢。郢奋肱搏之，卒不能逼郢，遂去。后与黄梦锡等自国子学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导，德霸驻骑诟曰：‘汝等乞索辈，殊不知宪制，敢无礼耶？’因斥左右收郢等。郢等争投瓦石，击走其导从，殴德霸，伤目。德霸诣后主诉之。后主让曰：‘国子监，先帝教育贤才之地，孤亦赖此辈与之共治，汝斗监前，是必越分凌辱士人；既为戎帅，不能自捍，宜其见殴。’遂罢德霸职。郢由是横肆益甚。明年，春试《王度如金玉赋》，郢唱第为第一。”又云：“徐铉娶郢妹。铉受后主旨撰文。数目不能就，因语郢。郢曰：‘愿试为之。’因弄百钧石毬以较力，少顷引酒一卮,复弄石如初。若是者数四。铉视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为?’且试诘之。郢曰：‘既就矣。’命笔吏口授而书之。铉大惊。遂以郢文进。后主谓铉曰：‘语势酋劲，似非卿作。’铉以实对，郢由是知名。归皇朝，累迁南全守，颇著治绩，病卒。”《陆氏南唐书·传》十二、《十国春秋》卷二八所载大抵相同。《四库全书》本《江南通志》卷一一九亦云：“南唐：卢郢：江宁人，状元。”《全唐诗外编》第四编卷一五亦云卢郢“南唐后主时，试赋擢第一”，可见卢郢确为南唐状元。但具体夺魁于何年呢？上引记载中提到“乾德中”、“明年，春试……”，而乾德二年状元为王崇古，那么卢郢之夺魁可肯定不是在乾德元年与二年。乾德共五年，若将“中”理解为中间，则乾德中当为三年，“明年”就是四年了。
（2）姚端可暂定为乾德五年（967年）状元
“姚端年十八，状元及第。游简言以女妻之。未几疾终。时人谓之‘女杀状元’。”（《江南余载》卷上） 这里既云“游简言以女妻之”，当是游简言（914——969年）在世之时。游是名人，一直地位不低。据《十国春秋》卷二一及《南唐将相 大臣年表》，他在烈祖代吴时已官至翰林学士；元宗立，晋礼部侍郎；后主继位，拜吏部尚书，次年为次相，乾德四年升首相，开宝元年又居次相，卒于开宝二年（969年）五月。这段记载没有指明游选婿时的身份，那么，姚最迟夺魁于开宝二年，最早则可能夺魁于保大十二年（954年）。为了便于写姚端的小传，我们不妨暂定他夺魁于游简言为官的鼎盛之年——乾德五年（967年）。
（3）邓及约为后主朝开宝四年（971年）状元
“（罗）颖初就举金陵，试《销刑鼎赋》、《儒术之本论》，有司以邓及为第一，颖为末缀。榜既上，后主迁颖第二，手笔圈其名。”（《马氏南唐书》卷二三）《十国春秋》卷三一则明确指出：“罗颖，南昌人，开宝中诣金陵，试《销刑鼎赋》、《儒术之本论》，有司以邓及第一，颖居榜末，既上，后主迁颖第二，手笔圈其名。”这两条记载都透露了一个事实：后主曾亲自过问名次的排定。 如果用上面的分析法，将开宝中理解为开宝中期，开宝共８年，那么其四年、五年是真正的中，上文已述，五年状元是杨遂，所以可暂定邓及夺魁于开宝四年。
（4）赵绮约为开宝六年（973年）状元
赵绮困于场屋，将自三山北渡以归梁京，为逻者所得，遂下廷尉。从狱中上书曰：“初至江干，觉天网之难漏；及归棘寺，知狱吏之可尊。”后主览之，批其末曰：“陵虽孤恩，汉亦负德。”乃释其罪。明年，绮状元及第。（《江南余载》卷上）赵绮应该考过多次未中，才算“困于场屋”，其夺魁年分，虽未见记载，亦可大致推断：他因屡试不第，遂拟北渡投敌，照常理，当在士子已成离心之势的南唐末期，而开宝五年、八年的状元均已有载，七年又可能停举（说见下文），因此，可大略定于开宝六年（973年）。若再往前几年，后主便难赦其投敌之罪了。
四、其它另有几条记载值得注意
（1）关于知贡举
《十国春秋》卷二八《徐锴传》云：“徐锴字楚金……与兄铉俱在近侍，时号二徐……锴凡四知贡举，号得人。”《陆氏南书·传》二所载相同。然徐锴这四知贡举的具体年月诸书均未载。综合前文所叙，江文蔚、朱巩、韩熙载、乔匡舜、张佖、伍乔各任知贡举1次，即可落实知贡举的共10次。唐自开元二十四年始，规定以礼部侍郎任知贡举，他官临时任知贡举，称“权知贡举 ”。而上述南唐几个已知身份的知贡举分别为：户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吏部侍郎、给事中兼献纳使、吏部侍郎兼修国史、内使舍人，却偏偏没有礼部侍郎，各种职官任知贡举亦均不带“权”字，说明南唐的礼部已不操选才之权，任命知贡举颇随意。
（2）可能停举的年份
赵叟者，自保大之初至于天宝之季，尝为贡院门子。每岁放榜之后，或去或取，率庆慰之，若出于叟手然。进士何蒙赠叟诗曰：“桂枝输却正凄然，又被鹦声聒昼眠。唯有赵翁知仔细，相传好语等来年。”（《江南余载》卷上 ）这段记载有几条信息值得注意：提到“进士何蒙”；南唐自“保大之初”开始即有专门的贡院，有专人管理；且每岁放榜。这每岁放榜乃是沿袭唐代旧制，正常情况下年年开考，停考属特殊情况。自952年至975年，共考17次，中间共停过7年。除前述953年停举，956年、957年、958年可能因战事而停举外，其它可能停举的3年当是宋建隆元年（960年）、二年及开宝七年（974年）。因为建隆元年北宋代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建隆二年二月南唐迁都，六月中主李璟去世（见《陆氏南唐书·纪》），必定会影响科举之事；开宝六年下半年南唐闹饥荒，紧接着七年又与宋的关系紧张起来（见《十国春秋》卷十七），也容易造成停举。若这样分析不错，剔除停举与可能停举的年份，则可确定烈祖朝考过１次：升元末（942年）；中主朝共考5次：保大元年（943年）、保大十年（952年）、十二年、十三年，显德六年（959年）；后主朝共考1３次：建隆三年（962年），乾德元年（963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开宝元年（968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八年。《马氏南唐书·丘旭传》、《十国春秋·丘旭传》都说丘旭“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丘旭及第于建隆三年（962年），综上所述，至此年共开进士举7次，于“九举”之说是否矛盾？不矛盾。五代各国跟唐代一样，举子在参加国家考试前，先得通过“乡举”。《马氏南唐书·丘旭传》就有“再就乡举，明年春试”等语。他既多次曳白，必定无法通过乡举。乡举跟省试隔年，停省试不一定停乡举，而开省试必须先开乡举，所以乡举的次数往往多于省试的次数。
（3）南唐士风
上引有关舒雅等拒绝参加复试、程员梦及第、士子称乐史那一榜为陈橘皮榜、齐愈喜极失态、赵绮因久困场屋竟拟北渡投敌等材料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南唐士风。《江南余载》卷上又云：“国中有称冤 者，多立于御桥下，谓之‘拜桥’，甚者操长钉、携巨斧而钉脚。 又有阑入于殿廷者，谓之‘拜殿’。后主时进士曾凯、谢泌皆南省下第，而凯钉脚、泌拜殿，以称冤，士风于此扫地。”因考试不中而钉脚、拜殿称冤，自然有辱士风。跟齐愈的故事一样，至少表明了一些士子功名心太切（这段记载又提供了一位南唐进士的姓名——谢泌；曾凯为开宝五年进士，前文已提及）。《续长编》卷七又载曰：“先是，池州人樊若水，举进士不中第，上书言事，不报，遂谋北归。先钓鱼采石江上，用小舫载丝绳维于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凡数十往返得丈尺之数，遂诣阙自言有策可取江南。帝令送学士院试，赐及第，授舒州团练推官。若水启帝，以老母及亲属皆在江南，恐为李煜所害，愿迁至治所。帝即诏国主护送，国主听命。戊辰，诏若水为赞善大夫，且遣使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戊辰乃开宝七年（974年）七月戊辰日。《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传》所载略同（若水后改名知古）。 这段记载与赵绮也差一点走了北渡投宋之路均表明：南唐之败亡，跟士人离心滋敌有直接的关系。而士人离心，乃至资敌，又直接反映了南唐朝政之腐败——用人不当、取士不公，每令怀才者失望。南唐共开科19次，可考知姓名的状元有王克贞、伍乔、王崇古、乐史、杨遂、张确、卢郢、邓及、赵绮、姚端等10人，其余9人皆湮没无闻，上述10人中又仅乐史、伍乔、王克贞较有影响、卢郢稍有影响，其余的大多难以查考其生平事迹，正说明南唐政权虽重视科举，却未能通过科举选出真正有作为的人才。
（4）其他科分不明的进士
成彦雄，《全唐诗》卷七五九录其诗１卷，并载曰：“成彦雄，字文干，南唐进士，《梅岭集》五卷。”《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530页亦指明为南唐进士，著有《梅岭集》。吕文仲， 《宋史·吕文仲传》载为南唐进士，宋真宗时累官至刑部侍郎、集贤院学士，有文集10卷。李中，《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523页介绍为南唐末进士，历任县令，终水部员外郎，有《碧云集》3卷。李羽，《全唐诗》卷七五七云：“李羽，卢州人，登南唐进士，诗一首。” 综全文所述，已知姓名的南唐进士共28人（包括10名状元，而不包括副榜程员），占进士总数99人（已知保大十年始的17科共93人，先前的两次进士考试依保大十年例，每科算3人）的28.28%。
以上不少推断主观成份甚重。其实，除推断的赵绮夺魁年份已与第二部分第(9)条相重外，卢郢、姚端、邓及的夺魁年份亦有可能与第二部分有开 考年份而未指明状元的记载相重;保大十年前是否只考过两次，亦无确据。不 当之处，请知情读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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