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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苍山夜谈 今天



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学精英


文/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来源:《南方周末》2003年1月9日

转自:独立视点3

微信ID:dlsd2018c


很多年以前,经济学家张五常看到本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刚才哭了一场,失声痛哭。看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知道画家林风眠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我哭过;读到翻译家杨宪益孤苦晚年的报道,我心头一酸;读这篇报道,读到那个一目失明,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眼镜,蜷缩在被子里的九旬老人,“居然是《哈佛法学评论》每期都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没有人记得他,他也不至于显得那么可怜。 

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 


这群老人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默默出版了。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元照英美法词典》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有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枏,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1949年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这所学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从1957年到1966年,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枏先生(1908~2004),被中国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枏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留学生合影,后排左一为周枏


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如此一位法学大家,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枏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枏,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枏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枏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他只得回到上海。


后来,周枏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1909~2000)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或许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1900~1997),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1921—),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目前全世界唯一健在的全程参与1946-1948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大审判)的亲历者。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


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法庭


俞伟奕(1922~2004),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1923—),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1916~1999),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学者合影,左起分别为潘汉典、周枏、卢绳祖、许之森、蔡晋、徐开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诸位先生。


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1906~2003)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中国首位国际大法官,东京审判亲历者倪征先生


潘汉典教授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


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严谨和精神的力量  


很多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2000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枏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几公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几乎没人要求署名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5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600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老东吴大学校门


谁来承认他们的价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30年。


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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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原为稻粱谋。眼前,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书不易售,改卖家乡山中风物。此中种种难言,与君相视一笑。



古语谓:无君子不养艺人。在下区区写作者,无非民间手艺人。这些年承蒙诸君抬爱,勉强文章存身。而今,垂老还山,亲炙家山红茶,诚酿纯粮土酒,愿天下同仁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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