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停课闹革命
追忆那流逝的青涩年华
第一编
蒙昧碎影
总第三部、马列主义大字报
七十二、停课闹革命
我回太原没有几天——1966年九月一日——开学报到。
惦念着要见到久违的同学们，我吃过早饭，跟母亲打过招呼，蹿出屋门……
阴着天，穿短袖衫露着的胳膊感受凉意；浸透全身，浸透心脾，浸透灵魂；空气湿度很大，天空似下雨还未下开。
我的斜肩书包，不住地拍打着屁股；一路小跑，气喘吁吁，赶到学校却发现——“咦！怎么……校门口……冷冷清清？！”
走进校园满眼一片狼藉，似乎从前一年秋天开始，校园就再没有人打扫过卫生。足球场上以及校园的角角落落，甚至都长出半人高的茂盛的蒿草！
墙壁上，依稀可见之前李鸿俊老师挥毫刷写的美术字痕迹，整幅标语已经被后来的一层层大字报覆盖，仅仅剩下斑驳的“誓死保卫”四个醒目大字。
再搜寻，还可以找到“海瑞、三家村反党集团”等的字样儿。剩下的最表层，全是熟悉的老校长的名字——弓明秀，和老师之间相互攻扦的文字。不过最让我惴惴的是，我的班主任老师——纯真率性的刘莲春；也上了墙，名字倒写着，上面打了红叉！
我终于见到了明显晒黑的梁进城、智秀隆等好几个同学；还有几个女同学，也都穿戴整整齐齐，斜挎着书包。
大家在教室门口聚集，议论纷纷。
教室门上锁，窗玻璃破了好几块！
大家扒在窗台往里看，厚厚的灰尘、蒙在课桌上。
“开学报到”，那一天，我得到的最后消息是：
——开学日另定，回家等通知！
许多年以后，闲得无聊之极、来考证，当时在太原市乃至山西省、以及全中国城乡，一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脉相承的“阶级斗争”，秉持其巨大的惯性，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崭新阶段；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更加广泛发动群众，触及所有人灵魂”的（包括触及千千万万地富反坏右历史以及现行反革命的“皮肉”和“性命”），尤其触及整个“上层建筑”（底层劳动人民似乎除外），矛头，首先对准和夺取党政（军队除外）文教企事业大大小小所有单位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力更替的时代大戏，开始迅速酝酿上演。
在那个要么“继续革命”“加固反修防修堤坝”，与情势严峻，来势一波比一波更加猛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进行殊死抗争，并誓言要取得最后胜利；
要么就完全放弃“向右转”，打开国门，任由“阶级敌人”“还乡团”卷土重来，使中国人民再回到“万恶的旧社会”，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是的，在那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形成共识的“工人阶级”（几十年后最广大的下岗职工）和“最广大贫下中农”（几十年后今天最广大弱势群体）心中，的确也强烈意识到了社会主义江山，已经到了存亡之际，也真得无暇顾及什么大中小学校的“1966年新学期秋季开学”问题了！
同样，对于那时10周岁的我，也一样，要么面对“回到万恶的旧社会，或者滑向世界上三分之二人民处在水生火热之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要么“跑步”迈向光明的共产主义……我当然举双手赞同后者，也认为“停课闹革命”，非常必要非常必要！
我后来了解到的具体坝陵桥小学的情况是，开始时，赤胆忠心，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热血青年教师”刘莲春，立马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率领坝陵桥小学教职员工，率先夺了“走资派”兼“历史反革命”的老校长的权！
其实，在那时，老校长，按当时行政级别仅为23级，那么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绿豆官儿，那么一个处事低调、赢弱、文质彬彬的半驼背中年人，却被那时“造反派”老师们，左右开弓扇耳光……
再后来（大约到了文革“二月逆流”期间），我的朦胧印象就是，接到通知，全体师生立刻到校，参加“批斗大会”！
我万分惊讶，怎么，竟然是刘莲春老师——她站在足球场西侧的主席台上？
她胸前也挂了一个沉重的大木牌子；细钢丝勒着后脖颈！
她挨批斗的罪名是什么？
——关于刘老师的命运，前文已述，不再赘述。
——下面，我不禁又想到老校长的儿子，就是弓遥；我的小学同学，我似应该称他为哥，比我大一岁，属羊，我们似乎还同桌过，后来，他和我们小组的小组长周永明一直同桌；最后来的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兰桂芬，总是特别提醒周永明，让其“加强”对“玩世不恭、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弓遥的“管教”！
许多年过去了，我真是没有料到，弓遥后来小宇宙爆发，发展得那么好，眼下是亿万富翁！
从弓遥身上，我感叹造物主的“公平”！
唉！上一辈人（就是老校长）吃了苦；尽管无端受到戕害，经受了人生炼狱，和人格上的奇耻大辱，却积下了阴德，亦算值得！
所以，弓遥的成功亦属自然，并且“荫庇”到第三代——弓遥的儿子——老校长的孙子——亦属顺应了天地人伦法则。
后来，老校长调到上一级党政机关教育局，还跟我父亲有密切交往。
从言谈中，做为“大老粗”的我父亲，非常敬重“儒雅的文化人”老校长。
那时，弓遥父母离异，他判给了父亲。
当从娘胎里一出生、就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老校长，被关押好几年，弓遥就孤零零留守在家！真难以想象，一个前途渺茫，没有人管教孩子，每天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和智秀隆以及其他同学，都资助过弓遥。我和智秀隆还曾经陪伴年仅11岁的弓遥，在坝陵路五号院一进门洞左手他家家徒四壁的外间屋、睡觉过夜。
弓遥长大全力奋斗，由太原上北京，成为“京城汽配界”大佬儿，最终移民澳州。
弓遥说，他在澳州还买下800亩土地云云，并且投资拥有两家注册资本上千万的澳企。
弓遥一直做为重要股东担任国企总经理，往来于“中国-澳洲”做“宇宙人”。
他的父亲早早去世，应该没有能够看到自己儿子的出息。
后来他回国，在邀请一些同学——包括我——还有兰老师，在饭桌上趾高气扬讲述他的个人奋斗史……我观察他，感觉他那么纯真！
——好，弓遥的话题打住！
（此亿万富翁超越巴菲特）
——闲来无聊查史料（包括太原孙涛先生写的东西）得知，在那时具体到北京上海这些中国枢纽城市的形势，已经变成毛主席说的“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的辉煌局面，于是“造反派”开始“攻坚”，向“走资本主义道路最高当权派”发起总攻击！
一个叫做蒯大富的热血青年——与聂元梓齐名，今健在——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即刻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率先高呼：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
（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声泪俱下，誓死……的蒯大富）
同时，后来的所谓“四人帮”之一，当年的“沪帮”热血青年王洪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提出，“我们要全面夺权”，然后“聚众”到上海郊区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要强行登车北上！
在那时，为了传播“造反”火种，北京红卫兵也开始全国“大串联”。
那个刚刚担任四川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文革遭批斗关押，长期被摧残和折磨，患结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辞世，享年76岁），又被北京红卫兵“绑架”回到北京，开始了被“监押”和被“批斗”的日子！（【附：
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拽的、打的、踢的，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姓陈的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几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7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韩爱晶收拾走资派英姿）
接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重要成员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被判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保外就医。2005年4月21日去世，享年87岁）又授意王洪文等，在上海率领10多万人，围攻上海康平路上的上海市委，最终酿成“武斗”流血惨案！
此后，全国大规模夺权、武斗开始；啊，终于形成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局面！
……
——上不了学啦，开不了课啦，停课闹革命啦！好啊……好啊！
我回到家，抛弃书包，最爱在大杂院钻在大人堆里，听大人们议论纷纷！
眼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如火如荼，烈焰灼空，那时10周岁的我（在那时，应该三岁的小孩儿也都懂政治），真是亢奋到了极点！
1966年，冬天来得早，风沙很大，古老太原城昏天黄地，正对我家南窗的老洋槐树枝杈，整夜在风中摇曳，摩挲我家的窗棂！
半夜醒来，我就盼天亮。
那时10岁的我，早晨起床，立马倒掉家里两大盆尿，也不顾母亲喊我给二妹妹穿衣服，拿上一只冷烧饼就独自又去了坝陵桥小学。
我是前一天得到消息，学校高年级同学成立了“抗大红小兵”组织；正中我意，我一定要成为其中一员。
我口袋里装着我的小金库维尔肤（或许是百雀羚）油盒，内里存有2.00元多。听说“参加组织”要缴报名费。
那天我来到学校，见大门怎么……又缺了一扇，仅剩另一半，关着，挡住拱形门洞一半。
门洞左右墙壁上，大字报照旧清晰可见“刘莲春”三个字，照旧都打着红叉！
门房老头早已经不知去向。
门房门大开，屋地上有干粪便，说明路人解大手，就选在这里！
我满校园、东西两个院子、转一圈儿，感觉校园多么亲切。
各班教室的门同样都上着锁。
几乎每个班，都有被打烂的窗玻璃。
我很清楚，许多男孩子身上都有弹弓。我自己眼下，身上同样也有一把弹弓。为练准头，我会随时瞄准任何能让人精神振奋的物体。
当然，练准头的前提，以少惹麻烦为原则，而正好学校窗玻璃无人管，射碎多少，无人追究！
再一个，尽管大街上路灯也是弹弓练准头的理想目标，但路灯已经都被弹弓消灭干净了，到了夜晚，整条街巷都是黑咕隆咚的！
我在学校转悠，多么想找一间开着门的教室啊！但马上如愿以偿，正有一间教室门敞开！
我是来报名参加“抗大红小兵”的，立刻想进教室看究竟，于是小心翼翼迈步进了教室。但见教室一半地面是空的，最里面那些连体课桌椅，全部叠摞起来直达屋顶。
我前脚进，忽然好几个同学也涌进教室。我扭头看，都是高年级哥哥。
我感觉他们脸相都很凶！
在墙壁上，我发现一张启事，内容是，要求三至六年级同学，踊跃报名参加“抗大红小兵”！
我读完内容，心里热乎乎的。尤其看到“抗大”二字叫我想起了父亲多次给我讲的他上“抗大”的故事。
做为准老红军和正牌老八路的父亲，就是当年在延安“抗大七分校”的学员！
父亲那时16-17岁，参加革命，为穷人翻身解放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无私无畏，我今天为了保卫毛主席，也应该无私无畏才对。
于是，我立刻跟一位大哥哥了解相关报名事宜，果断掏出1.00元钱（其中0.50元报名费，0.50元买红袖标——足足付出了买25个大白面馒头的代价）报了名。
那个红袖标呈菱形，大人巴掌大，四周黄线锁边，红底金字，工工整整印五个毛体字——抗大红小兵。这红袖标我没有戴过几次。后来党中央又号召“复课闹革命”，第一天报到上学还又戴过一次。之后不知扔到了哪里。
我后来就特别可惜我那1.00元报名费！
因为，几个月后学校举行“复课闹革命”师生大会，第一项议程，就是太原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原市公安局）将已经“拘留”多日的杨××（那时他16岁）带到会场，当场给戴上亮闪闪手铐，公开逮捕了这位“抗大红小兵”发起人；听说杨××，最后转送市少管所！其所犯罪行，除了结伙猖狂偷盗、抢劫、调戏妇女外，重要的一项，就是非法敛财！
几十年后今天，我偶尔在迎泽公园长廊一个人群聚集、议论国家大事的所在，猛得注意到一个人的脸相。那人身板直直、指手画脚、侃侃而谈。我断定，他就是当年的杨××——这是后话。
——在那时，我报过名，当杨××大哥哥，亲自用一枚别针将菱形红袖标别在我胳臂上时，我热血沸腾、从心底发誓：
那天我参加了抗大红小兵戴着红袖标，走在回家路上，自恋得不得了！我希望全世界都关注我。
一辆由解放牌卡车装扮成的宣传车，缓缓穿过坝陵南街，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翻身农奴把歌唱”，并且沿路散发传单和《海报》……大人们拥上前，跟着马槽两侧走，伸手要传单……
车上人匆匆往每一只手上塞传单。我也挤上去伸出手，但因年纪小个子矮，车上的人根本不在意我！
我故意抬起胳膊亮出红袖标，但车上照旧没有一个人买我的账！
在那时，我都要急哭了！
宣传车沿坝陵南街向西，渐渐远去，在解放大楼十字路口拐向南侧解放路，于是一直追在后面的我，耳边的高音喇叭声，变成了女高音；声嘶力竭地喊口号：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打到刘邓陶（陶铸，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全权代表，参与同傅作义谈判。1967年1月遭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合肥。据传生命垂危之际举起一只手猛向墙上一击，那白色墙壁上被汗湿手掌沾去一层墙皮，清晰留下一个手印！死后以烈性传染病为藉口，深夜用白被单裹尸一烧了之，不准亲人探望，死后亲人也未被告知，9年后昭雪平反）！”
“革命的，站过来，反革命的，滚下台！”
“一月革命风暴万岁！”
“打倒卫王王（卫恒，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山西省政协主席。文革开始遭到揪斗关押，莫名死去，时年52岁；王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后任中顾委委员，2007年7月9日逝世，享年91岁；王大任，历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兼市长，山西省委候补书记兼文教部部长，山西省委、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顾委主任。1999年去世，享年82岁），解放全山西！”
在黄沙大风中，我追赶着捡拾马路上大人们扔掉的《海报》，然后呆呆站在马路牙子下水口铁箅子边。
回到家，我酷爱看父亲拿回家的《参考消息》，终于，得到了毛主席对那时“革命形势”的评价：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揭发我们黑暗面问题的形式。”
打开《毛主席语录》，扉页上，林副统帅这样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认为，题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