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山西“山河一片红”
追忆那流逝的青涩年华
第一编
蒙昧碎影
总第三部、马列主义大字报
七十四、山西“山河一片红”
本章内容枯燥——对于80后90后00后——不过仅此章而已，有趣的在后面。
唉，笔者做为50后60后，伺候母亲空余，吃饱喝足、闲暇无聊，活动活动手指，打发时光，记录回味这些，胸中不禁倒海翻江起来……
就在我随父亲去五一广场参加“批斗大会”感受那时代风云，接受革命理想教育，进行做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实践；之后的情况如何？
好，看看中国山西伟大的史无前例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吧；好事者继续“披露”：
1967年1月15日批斗会结束，为了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和在新一轮权力争夺中掌握政治筹码，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负责人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卫（恒）、王（谦）、王（大任）等挟持到了当时太原北郊区上兰村的太原机械学院（就是后来的太原中北大学）。
1月16日，造反派围攻卫恒。卫恒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所写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五人的底子我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你们把我软禁在这里是非法的，赶快放我，我要大摇大摆回省委办公！”
同时，对“1.12夺权”持怀疑态度的另外两个后来与刘灏的兵团联手的山西大中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领袖是原省委党校学生段立生）和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则发表了《就目前形势告全省人民书》，提出“向卫、王、王集团夺权应该怎么夺？谁来夺？夺在谁手里”等一系列问题，表达了对夺权领导人刘格平、刘贯一等人的质疑。
之后，红联站和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连续发表《再告全省人民书》《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二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三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不厌其烦阐述他们真真正正革命造反派的观点。以至后来，在山西流传开一个顺口溜：
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大方向，
红联站（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好文章，
红总站（山西革命反总指挥部）的打砸抢！
自此，山西的派性血拼，也正式开始。
1967年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江苏省淮安县人，抗战前从事地下工作，后任山东《大众日报》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此期间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195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任编委，后担任副总编。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泽东提名他任组长。文革中因与江青意见相左，到1968年1月26日，被关秦城监狱，14年后1982年获释。1996年10月21日病逝，终年75岁。死后《王力反思录》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关锋（山东省庆云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工作时期与康生有所接触并得到赏识。解放后1956年在北京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文革期间担任中央文革成员之一，1967年被打倒，关进北京秦城监狱，2005年去世，享年86岁）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从山西太原来的红联站、山西汽车工人造反团、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队等组织代表，说，“我们研究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表示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关锋还说：“山西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
于是，王力、关锋的讲话，迅速被山西驻京的造反派以特大号外、中央来电等形式，传回太原，公布于社会。
1967年1月18日，为扩大胜利战果，刘格平在红联站、兵团、和首都赴晋的其他几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造反总部的筹备会上说：
“你们可以成立第二指挥部，同总指挥部并肩作战。”
从此，红联站和兵团支持的各下属组织，在省城及各专区、市展开了全面夺权斗争。
除了已经夺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太原电信局的权以后，又陆续夺了太原铁路分局、太原钢铁公司、太原纺织厂、太行仪表厂、大众机械厂、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文化局、山西大学、山西省委党校、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农学院、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矿业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等40多个单位的权。
1967年1月20日，夺了中共大同市委和市人委、中共雁北地委和雁北专署、中共忻县地委和忻县专署、中共阳泉市委和市人委的权；
1月25日，夺了中共晋东南地委和晋东南专署的权；
1月26日，夺了中共晋南地委和晋南专署的权；
1月31日，夺了中共晋中地委和晋中专署的权。
红联站称，他们在这些单位和地方的夺权，是山西“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快这些专、市的夺权，又大部分被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否定，并且进行了二次夺权……
以上，都为后来激烈残酷的派性武斗流血，埋下了伏笔。
（第一为借图，渡江战役）
再回到1967年1月2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传大胜利》社论称，“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
这篇特别点出有毛主席授意支持的社论，对刘格平是极大支持，也使参予者个个诚惶诚恐。
同时，也使山西省委、省人委干部意识到，卫、王、王等人问题非常严重。
其实，早在山西干部圈子里，就流行有顺口溜：
——太行的天下，
太岳的党，
晋绥的干部后娘养，
晋察冀的干部歇凉凉。
于是，长期受卫、王、王等人排斥的原晋察冀和晋绥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迅速向刘格平靠拢。
1967年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了“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
由杨承效主持，刘格平、张日清等坐镇。
刘格平在讲话中表示：
“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
“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胆敢动武，我们将坚决进行还击。”
1967年1月26日，省军区和21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夺权。刘格平等到会讲话。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山西日报》为此，还发表题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的社论。
当日，眼看大势已定，归属红联站的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其实都是16-17岁孩子），只好就其发表过的“三评”、“两告”问题，在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
也是当日，张日清派出10数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解放军，进入太原纺织厂，宣布红联站下属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成员10数人。
同时又支持该厂另一造反组织重新进行夺权。
随后，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红联站夺省广播电台的权，也是非法的，从即日起，省广播电台由总指挥部接管。
1967年1月27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集原省直机关各部委副部长以上干部开会。刘贯一（北京通县宋庄镇大兴庄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九·一八事件”后奔走于山东、陕西、甘肃等地做救亡工作。1936年秋，受中共北方局派遣任察哈尔省联络局书记，以《国民新闻报》编辑之名搜集情报和宣传统战。建国后历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享年83岁）在会上训斥与会人员说：“如果你们不揭发黑省委的问题，我们就开公审大会审判你们。”并指着胡晓琴（原省委组织部长）说：“我给你指一条出路，就是揭发安子文的罪行。”接着又指着卜虹云（原省委秘书长）说：“你是省委的大特务，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特务罪行”。
1967年2月1日，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山东省莱州市人，193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历任泰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水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豫东工委委员、豫东指挥部副政委等。解放战争时转战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后历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鞍山市委常委、鞍山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经理，鞍山钢铁学院首任院长，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安徽省委副书记等职，2003去世，享年87岁）、陈守中（河北省阜平县人。历任华北局工业研究室主任，华北局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中共太原市委书记等职。2006年逝世，享年95岁）联名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西夺权情况及下一步部署》的报告，讲到夺权情况时称：
“山西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我们不能不站出来……我们在一月十二日晚上召开了二十三个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采取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的联合行动……当张日清同志和我们几个同志说明敌人当前的严重情况后，特别是看到从卫恒家中搜出的反动罪证，各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群众激愤到了极点，一致要求立即进行夺权。我们同意他们这一伟大行动后，立刻帮助他们制定计划，调集一万名革命群众开始行动，这就是一月十二日夜夺权提前举行的原因”。
《报告》讲到下一步部署时称：
“一、在所有机关厂矿中放手发动群众并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全面夺权。
二、抽调大批的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经过深入动员后到地、专、市发动群众夺权。
三、将地委权夺到后，即到县发动群众夺权，准备在二月底以前，初步完成全省县以上夺权任务……”
同一天，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第二号通告》，动员全省造反派“迅速返回原地，把省城夺权斗争情况广泛进行宣传，配合当地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对假夺权或反夺权的要及时揭露，及时把权夺回来”。
《山西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
“《第二号通告》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夺权，彻底夺权的动员令和进军号……把革命烈火燃遍全省，解放全山西”。
同在这一天，刘格平派遣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的邢晓光、赵卫东和太原市委红旗战斗队的朗秀梅等三人，到北京向王力、关锋汇报夺权后情况，请示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问题。
王力、关锋肯定了总指挥部派工作队的做法和准备在二月底以前完成县以上夺权的意见，对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表示赞赏说，“这又是一个新生事物”让很快成立起来，总结经验。
1967年2月5日，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山西昔阳大寨人，曾带领农民艰苦创业，毛泽东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榜样。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改革开放后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享年71岁）、李顺达（河南省林州市合涧镇东山底村人，15岁逃荒要饭，来到山西平顺县西沟村。1944年10月评为平顺县头等劳动模范、支前模范，同年11月评为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1946年12月再次被评为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1948年县人民政府为其悬挂“劳动英雄”牌匾。建国后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爱国丰产“金星奖章”，成为全国著名劳动英雄。历任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晋东南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1983年7月1日逝世，终年68岁）、解悦（女，山西人，1958年当上纺织工人，创下一人看一千八百锭的亚洲纪录，1965年评为全国劳模，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合影留念。刘邓薄等高官都曾夸奖她，时为《红旗》杂志总编和《哲学研究》杂志主编的关锋，还亲自上门采访并发表署名文章赞扬。 文革1967年2月参加“山西省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主任陈永贵，副主任为解悦、牛发和、李顺达三位劳模。近况不详）倡导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开创了劳模造反夺权的先例，这在全国是没有的。
为此，在太原湖滨会堂还又举行了庆祝大会，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等出席大会并讲话。
刘格平在讲话中说：
“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大联合、大造反、大夺权。”
张日清在讲话中强调革命群众组织“要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纪律，打倒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成立山西省公、检、法接管委员会，接管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同时省军区也宣布对公、检、法进行军事管制。
同时，中共山西省委机关“七一公社太行游击队”贴出题为《卫恒、王谦、王大任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务活动》的大字报，并印成传单大量散发。
这张大字报有两个附件：
一是《原山西省委地下活动已用备用黑据点（太原区）》；
二是《山西特务组织系统一览表》。
在这份《一览表》中，把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李雪峰、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武光汤、赵雨亭、贾俊、史纪言、刘开基、阴发祥、袁平、卜虹云、刘贯文、李玉明、胡晓琴、卢梦、杨奉林、周文、刘建基、欧阳景荣、范履端、柴守约、王文章、赵力之、张琴润、李文杰、郭庆年、刘子英、赵海旺、孟庆怀、吴行凯、葛宜生、肖里、李景文等38位省市领导，认定为山西特务组织系统头目和成员。
1967年2月7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三号通告》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斗争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市、县。地、市、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权力正在被革命造反派夺了过来”。
《通告》还称，“广大贫下中农站出来，大联合，大造反，同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力量相结合，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
2月9日，张日清在《山西日报》上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全省全面夺权斗争》署名文章，强调：“通过整风，要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我们的队伍，形成一支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
文章最后提出：“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建立革命人民法庭”。
2月10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增补徐志远（忻县地委书记）、刘志兰（左权将军夫人）、胡炜（陆军21军军长）、陈永贵为组员。
2月12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将小组新增加的成员和分工，电报中央审批。上报的名单中包括夺权前成立的核心小组5名成员和新补的4人共9人。分工是：
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组员：刘贯一、袁振、徐志远、陈守中、胡炜、陈永贵、刘志兰。
2月13日，《山西日报》发表《人民日报》通讯员、记者评述山西造反派夺权文章，一开头就称：“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重大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并称“它为全国各地提供了新经验，作出了新贡献”。
文章评述山西夺权经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打碎走资派控制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力机构”；“充分运用革命的权威，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2月16日，山西核心小组和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张日清在会上称：
“卫恒、王谦、王大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夺权派，对党和人民犯了滔天罪行，已成为山西人民的公敌。他们从上到下有一条黑线，上面以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做他们的后台，下面伸向各地，市、县和各大厂矿、学校有他们的爪牙和帮凶。他们临垮台时搞了一、二、三道反革命防御线，对抗革命派”。
又称：
“目前以夺权斗争为中心的全省全面的阶级斗争已经展开，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专、市、县和各机关、厂矿、学校，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讲到目前主要任务和干部问题时称：
“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大夺权……对干部我们要采取一抓、二罢、三保的方法。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抓起来，坚决专政；对执行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突出政治的，斗争意志衰退的，犯了严重错误不愿改正的分子，要严重斗争他们，但不要过早地处理；对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要相信他们，和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
张日清在讲话中要求，“各地区各单位要根据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安排一下工作，没有夺权的地方和单位要进行夺权，夺了权的地方和单位要巩固这个权，发展这个权。”
2月19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在北京向康生、王力、关锋汇报了“一·一二”夺权情况。
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山西夺权情况介绍会上，刘贯一发言汇报了以下问题：
关于夺权的斗争问题：
一、夺权前的工作；
二、夺权过程中的工作；
三、夺权后的工作；
关于实行“三结合”的问题：
一、三结合在山西是如何产生的？
二、三结合在夺权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三、三结合在巩固夺权中继续发挥了它的无比威力。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康生、聂荣臻等人。
康生认为，山西夺权经验很好，因而推荐他们到准备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介绍经验。
2月25日，陈伯达、王力、关锋将经整理成文的张日清一次汇报发言送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参考。”
林彪将张日清的文章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于同月27日10:00在陈伯达、王力、关锋的送审稿上批示：
“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
随后，张日清署名文章发表在了196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日《红旗》杂志第4期上，题目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文章称：
“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实行了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在联合夺权的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接着又说：
“省委内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同革命派结合的时候，我们便主动地同他们联系，支持他们站出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给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同时向革命群众介绍他们的情况，揭露敌人造谣挑拨的阴谋。清除革命群众对革命领导干部的某些怀疑和不信任情绪。这样，就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7年2月26日，山西核心小组会议决定：
一、成立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张日清任主任。
二、派石珉、许荒田到晋南去联合造反派，重新夺中共晋南地委和晋南专署的权。
三、对大同矿务局实行军管，派王金贵、郗晋书到大同发动和组织造反派重新夺中共雁北地委以及雁北专署和中共大同市委与市人委的权。
山西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又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称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创举”。
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出席会议。
张日清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会上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执行机关。它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产生，是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又由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
会上，还宣读山西省核心小组《关于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决定》和《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通告》，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2月27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
从2月下旬至3月上旬，奉军委命令驻山西太原等地的陆军第21军移防陕西省；陆军第69军从河北省保定专区移防太原等地。
3月9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3月12日至18日在太原召开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产生山西临时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3月12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在湖滨会堂开幕。
《山西日报》发表题为《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里程碑》的社论。
参加会议正式代表3993人，列席代表256人。
期间，刘格平作《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和今后任务》报告；张日清作《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报告；刘贯一作《关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草案》报告；袁振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决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报告。
会议通过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副主任名单，按毛主席所说三结合原则（革命的领导干部代表，解放军代表，革命造反组织群众代表三方结合）选举产生“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刘格平任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地方军区首长）、谢振华（刚刚接替21军到山西驻防的69军军长）、焦国鼐（原山西省副省长）、陈永贵任副主任。另外还产生了27名常委，245名委员。大会于3月18日结束。
1967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方针胜利万岁》，祝贺山西以刘格平为首的这个新政权，取代了以卫恒为首的原中共山西省委，和以王谦为首的山西省人民政府。
到了1967年的阳春三月，在阳历3月26日（前一天3月25日，我正好度过11岁生日），刚刚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五一广场隆重集会，宣告，在刘格平任主任为首的党核心小组领导下，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同时原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大批领导干部被抓捕关押。
据后来文革结束多年，由李立功（原山西省委书记）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山西》记载：从山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起到1967年5月底，全省各地共抓捕走资派、特务、叛徒以及破坏文化大革命各类现行反革命分子多达1100多人！
此时，曾经在批斗大会上，把自己脖子上大纸牌扯掉，高呼“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早已经（1967年1月31日）在某私刑室神秘死亡……
——就是那一天的批斗大会，我和父亲亲临现场；激情昂扬，我随着高音喇叭，不断背诵我在姥姥家早已经背会的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
“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
批斗会散场，我口渴难捱，又要嚷着要吃冰砖（是那时太原城最奢侈的消暑品种，一年四季有卖，0.10元一块；其他冰棒、冰糕、小豆冰糕仅0.03元、0.05元一根），于是父亲又掏给我0.20元，我和父亲各吃了一块冰砖。
一个茶蛋，一块儿冰砖，是那一天我真正的收获。
我清晰地记着，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回家，在向北缓缓经过五一路新华书店时，忽然从南侧院门内，卷起小尾巴、溜达出来一头大黑猪……肯定是院内食堂猪栏门没有关好。
那头大黑猪，立刻在新华书店窗户下面的墙根儿，用嘴撕下大字报吃了起来。由于贴大字报所用是白面面粉做的浆糊，猪认为，那是真是非常好吃的东西。
是的，从东山上俯瞰万家灯火、万家炊烟的人字顶瓦房密密麻麻的太原城，猪在大街小巷沿墙根用长嘴巴撕大字报、吃大字报，是我1966、1967、1968、1969年最清晰的街景记忆。
在那时，无论党政机关，还是厂矿企事业单位，都自办食堂。由于总有残羹剩饭，自然得配备消化它的胃口。所以，各单位食堂的配套建筑，必有猪圈一项；少则养一头猪，多则养10几头猪！
逢年过节，常常从各单位（大街小巷丁字路口）传出杀猪时猪临终前的嚎叫，那叫声此起彼伏，升上天空……
我家紧挨公安北城分局（今天的太原杏花区公安局）在后院的食堂，又是我常去玩耍地方。
所以，那猪圈，那喂猪兼给职工做饭、腰围脏兮兮围裙的大师傅，以及他的脏兮兮的脸，同样常常萦绕在我脑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