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七、太原十中“七一战斗队”（下）
追忆那流逝的青涩年华
第一编
蒙昧碎影
总第三部、马列主义大字报
——外一篇：《关于“追忆”的辅读、导言（一）》
这正好是一个契机。
鉴于一位师长对《追忆》的阅评，由于发在一个公共群（100多人），算是他的阅评被“直播”出去了，从早上他的阅评发出，到眼下深夜，就不断有群友“私下”给我发帖，表达不同看法；夜已深，依旧有（已经有约20多人次）……
包括第一个引出“议论”的师长；您们的真挚，我打心底里感激！
《追忆》初定为三百二十九章；算是一个超长篇；目前已经发表一百零六章；围绕令人尊敬的师长的阅评；面对大家阐述的完全相反的观点，笔者认为，是非得来一篇《关于“追忆”创作的辅读、导读》了！
——我非常感动，在今天，许多您们的给我的“私信”中说，您们从来不读书，更从来不读小说，更从来都没有完整读过一遍诸如《石头记》那样的经典，更不用说饱览群书、“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却竟然能连续关注、阅读我的这篇《追忆》，走到今天！
——尤其广大的素昧平生的读者，您们赋予我的力量，我当时刻铭记！
由此也赋予了我足够的自信；我将一如既往，为了我的读者，为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童年少年……和我们的理想和抱负；为了尽享我们今天的快乐……闻鸡起舞，奋笔疾书，争取“每日有更”，贴完这部《追忆》！
以下，附上令人尊敬的师长的阅评全文，再请继续“指教”：
“ @高建东。我觉得你的作品太散，感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有些过于啰嗦。再一个是用词不规范，特别是有些标题看起来挺吓人，其实就是写鸡毛蒜皮的内容。什么挑战公检法啦，什么乱世啦等等，文学功力深度不够。这方面我团有许多功底深厚之人，远的不说，男高里建军、永清两位老哥就是文学高手。望原谅我的直白，因为我也接触过不少文学作品，在文联也混了六年。妥否，望谅。
“@项，非常感谢项团的阅评！（咖啡）
“@高建东，干部团里能人多，大家多，有的人父辈就是文学大家，如姚力芸（父亲姚奠中）。有的人自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如建军等，有的自己文学修养很深，如永清等，有的是学校教授、教师。所以要多向他们讨教。你的谦虚态度领我欣赏，文学追求也令人感动，但文学创作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企盼各位师长、兄弟姐妹继续直言不讳、率性阅评！
——可以在下面“写留言”，很方便。
——随后，不定期贴《关于“追忆”的辅读、导言（二、三……）》
——2016年9月20日临近子夜记
一百零七、太原十中“七一战斗队”（下）
1967年9月5日，阴沉沉的天，下着毛毛雨，空气湿度很大。
秋意寒凉袭来，那一年的暑热，终结了。
于是，莫名的忧伤，掠过我心田……
我十分惦记“十中七一”教学楼内那么多大哥哥大姐姐；又是早早起床，撩起窗帘看，哇，雨下得丝丝如绒；好密！
就像是梦游，在一大早、停了雨之后；湿漉漉、暗灰灰的天空下，我又来到解放路。
经过解放大楼，我感觉气氛不对。
门前存车处空地上，有工人叔叔三五成群、或站或立。
他们都穿绿帆布雨衣，雨帽很大遮住脸，只见香烟星星点点、火星闪烁。
其中一堆人中间，竟然点起篝火，燃料是一些木质的桌椅腿儿，说明，他们是深更半夜来到这里的。不过从季节看，夏末秋初，许多孩子还穿短袖衫短裤，还远远不是燃起篝火的节令；我当时觉得，这也太过分了！
在凸凹不平的水泥地面，有一滩滩积水，辉映出粗犷的工人叔叔们的倒影……
在十字路口向南、向北马路边，排排队、停满了解放牌敞篷大卡车。
不断又有车开过来，车未停稳，就有齐刷刷穿蓝色夹克工作服、戴柳壳帽的工人叔叔、蜂拥翻下马槽、跳下车。
他们个个手上竖一根铁矛。
那树丛一般带倒钩的矛刺，直指向乌云密布的暗空……我当时想，那种武器若戳破人的肚皮、再拉出铁矛，会带出多少人的肠子和鲜血啊！
那天的工人叔叔，个个脸带杀气，根本看不到一张像“铁人王进喜”那样和蔼、慈祥的笑脸！
我莫名充满悲伤，浑身不由地瑟瑟发抖——暴力，我从来不喜欢！
马路两边照旧站着许多看热闹的大人，我也挤在其中。
大人们默不作声，都默默静观着事态发展。
后来的“野史”说，1967年9月5日上午，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书记、并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委的刘格平、的授意下，杨成效即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调动了红总站、兵团的各路人马7000人，准备围攻“太原十中七一”！
我走到人民市场（那时是一个露天大院儿，内里两条甬道、三排房子、每排三个商店、分轻工产品土产日杂等，其名声，仅次于太原国营解放大楼、太原五一大楼，后来，大院儿拆掉，平地起一幢建筑，就是今天著名的解放路上的“万民药店”），忽然，我听到身后一声喊，立住脚，回头看，原来是我父亲。
“混账的东西……回家！”那一天，父亲挺着胸脯推着自行车，是专门出来找我的（我们兄弟姊妹从小长大，整天在外面玩耍，一旦吃饭睡觉时间应该回家却不回家，父亲很会找我们，判断我们的方位，一找一个准）。他瞪着眼，强要把我“押”回家。
……那时小小年纪的我，后来很快了解到，并且一辈子铭刻在心、那一天事态的进程和结局！
先是，被称为“马路兵团”的市民，前来看热闹；解放路上人山人海；我后来意识到，那其中必定有大量太原十中楼顶上被“围困”400多人的父母、眷属、亲戚、朋友。
之后，高音喇叭响起，传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和“声讨刘格平、杨成效”的声音。
再就是高音喇叭里，还一度传出被“俘虏”做为人质的一位工人叔叔的声音：
“我们大家已经受了刘格平和杨成效的蒙蔽，我们要反戈一击……”
当杨成效调来大批工人，将太原十中团团围定之后，刘格平通过广播车高音喇叭，向“十中七一”学生，提出了以下三点要求：
一、派五至10名代表，到省革委，由刘格平亲自接见；
二、由军区和69军派部队，保护代表的人身安全；
三、如果同意，即用广播回答。
很快，从十中大楼广播里，传出乐“十中七一”的回答，是四点要求：
一、要求群众派代表、参加接见；
二、要求兵团也派代表、参加接见；
三、包围十中的工人，必须立即撤走；
四、刘格平必须首先明确表态——我们究竟围攻“您”没有？“冲击”省革委没有？然后，我们考虑派代表。
一位叫做马尚文（亲历者，退休干部）的，回忆道：这四点要求，是他当时与十中大楼内太原三中的魏荣福、重机学院的张明、太原机械学院的顾喜贵、太原工学院的张玉峰、山大附中的陈金发、十中的王忠强等红联站核心人物，一道商定的。
就在僵持中，还出现了变数，本来与“红总站”联手的“兵团”，开始悄然“倒戈”。
兵团司令部派人偷偷到现场，暗中通知自己的下属人马，“快快撤兵”。
于是，奉命前来参战的兵团下属组织，见状，立刻掉头撤退，赢得了马路两旁现场围观群众的热烈鼓掌！
那天父亲押着垂头丧气的我，往家走，突然立住脚，就回身使劲儿拍巴掌，搞了我一个莫名其妙。
但随即响起—阵枪声，叫我明白，事态的僵局，终于被打破，隶属于红总站杨成效的“决死纵队”，开始“血洗”太原十中教学楼了！
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先是“火爆性子”的杨成效，一声令下，决死纵队队员们，就随即怀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山西新生的红色政权”、“彻底消灭‘红联站’等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的决心；就出现了像电影《列宁在10月》中攻打冬宫的场面；呐喊声，挥舞铁矛的磕碰声、撬开校门杂沓的步履声交汇在一起——涌入校园……
马上，从十中教学楼顶，和顶层窗口，伴随“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丝毫也没有畏惧的、尖利的呐喊，砖头瓦块雨点一般飞出来……直落到了楼下“进攻者”的身上——叫我脑海里立刻浮现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大军围攻君士坦丁堡，那守城的东罗马帝国将士们从城头往下抛石、浇油……使挥舞阿拉伯弯刀的士兵、尸堆如山……
同时，一位叫孟玲玲的十中初一女生，在窗前挺身而出，她认定，这些工人叔叔是受“蒙蔽”的，她想对工人叔叔喊几句话，但一声枪响，“据说是刚刚露出半个脑壳儿”，她即被撂倒，天灵盖儿揭去……倒在了血泊中……
而在楼顶另一端，同样“刚刚露出半个脑壳儿”的太钢工人，“36岁的李成义”，也被揭掉天灵盖儿，倒在了血泊中（当时市井版本很多，有人说，那天参战的有省体委射击队里红总站一派的运动员，他们枪法百发百中。也有说，在决死纵队里，不乏枪法好的人。据说，杨成效早就下了命令，让“动真格的”，往死里打。
于是，孟玲玲和李成义，两条鲜活的生命，就那么汇入了“文革武斗”死去的人们的行列——无论是“死得比泰山还重”，还是“死得比鸿毛还轻”总之是，“一命呜呼蝼蚁命”，成为当下最忌讳的话题；甚或“不值一提”；那么，“到底……究竟……是谁开的枪”？——就是家属涕泗交流、奔走呼号也无济于事；终将变成“历史之谜”）。
——最终，面对已经死了人的局面，为了不再死人，楼内红联站核心人物们再次研究，决定同意出去与刘格平谈判。
那一位叫做马尚文的，再回忆道，他和十中的张文信、林萍，还有太钢工人陈虎雄、太原合成纤维厂的工人刘和平等12人，组成了代表团，先从二层楼窗口扔出棉被，再逐一跳下，就在刘格平派出的解放军部队的引领下，一个个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排队、进入了马路对面的省革委西门……”
马尚文继续回忆：
“结果呢？所谓谈判，不过是12名代表在省革委院内五号楼二层会议室里，连坐也不让坐，站着、受了刘格平等省革委领导好一顿训斥，不容分辩被分别关押、隔离……
“尽管我几年前得过脑梗，脑子不好使，但回忆当年固守太原十中教学楼的往事，脑子还是好使得很，甚至，当时固守大楼的400余名红联站战友的姓名，我都能记得起！
“……”
——“9·5事件”的结局是，那天晚上，趁在省革委会议室，刘格平领着省革委一批领导，与12名红联站代表“谈判”之际，杨成效指挥工人，用雷管轰然炸开楼梯口钢板门，一举攻入了主教学楼，在楼顶，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而那些据守主教学楼等待谈判结果、聚集在楼顶的人，则悉数被擒，全部押解到了十中对面省委七一礼堂（就是今天正对“万民药店”、马路对面的“北京同仁堂”）……
还有一位深圳大学的外语教授王国栋先生，也回忆说：
“我今年76岁，文革期间，是太原八中的外语教师。我当时，也在太原十中。
“本来，像我这样的在‘反右’中受过处分的‘黑五类’，文革期间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我经历过无数次大小批斗会，1967年，又把我宿舍中的全部生活用品，和‘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外文书，全部抄走；学校停发工资，我真是无家可归，走投无路。可是，我还有我教过的有良心的学生，他们都对我很好，暗中保护我。他们让我住进了太原十中，管吃管住。
“9月5日那天，决死纵队用机枪等重型武器包围十中，打死两人，后来……全部抓走，结果是……其他人都放了，却只扣押了我，和住在十中里的省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高兴佳。
“当天夜里，杨成效就带领五个手持棒球棒子的打手，逼问我，‘你为什么要发动这次反革命暴乱？你的接头上司是谁？后来，他们就用棒球棒子把我打得昏死了过去……
“我会多国语言，曾经在日本学校读过书，当过俄文翻译，还教过英语，后来，9月6日，我即获悉，说什么‘9.5反革命暴乱’的总指挥，现已经查明，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美蒋特务，这当然都是指我！
“在那时，杨成效在外面指挥战斗，刘格平起草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说，就在太原十中，聚集着一小撮反革命暴乱分子，私藏武器弹药，还有苏修特务，企图抢夺刘格平同志的汽车，企图绑架刘格平同志云云。要求党中央批准，取缔山西的反动组织红联站。同时，刘格平又以省革命委员会名义，下发了公告，告知全省，称太原十中‘9·5反革命暴乱’，是由美蒋特务和苏修特务操纵的。
“尽管刘格平和杨成效自诩取得了9.5大捷，但太原市民鉴于红总站、杨成效、决死纵队……武斗成风，却普遍不认账……”
——以上部分，笔者均参考《太原师专中文四班（78级）30年纪念文集》而作。
我后来，从大人嘴里听到的“后续情况”是：
天色已经漆黑，取得完胜的决死纵队，开始混乱撤离，但围观的马路兵团，却不肯散去。
于是，个别掉队的十三冶工人，又成为市民泄愤的对象。
一位小头头模样儿的工人叔叔，又被人群追打，仓皇逃入十中校园大门内……不久，即见其仅穿一条短裤，逃出十中校门，沿解放路向北狂奔……
山西太原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的情况是：
先前与红总站联手的兵团，在经历“9·5事件”后，决定与刘格平、杨成效的红总站，分道扬镳！
1967年9月6日（第二天），兵团在五一广场以检阅形式，聚集包括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郊区人民公社，还有外来车辆……号称3000余辆卡车、30余万众，召开了“决裂”大会！
当时19岁的兵团司令刘灏，认为，“9·5事件”是杨成效“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武斗事件；是刘格平操纵并妄图破坏“七月会议”纪要（参阅1967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欺骗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阴谋！
而只有兵团战士，才是“最最最无限忠于毛主席、最最最无限忠于中央文革小组的”！
兵团，要彻底揭露“9·5事件”真相，将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第二天，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支持刘格平、杨成效后，刘灏随即否定自己刚刚在前一天的言行，落了一个“风派”的名号！
据传，“红联站”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面派人上北京、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告刘格平的“御状”，反映“十中七一”绝没有窝藏什么反革命和苏修特务，一面在10月5日，开始举行纪念“9·5抗暴”、“一周月”活动。
就在太原十中校园内，红联站自筹资金，举办了“9·5抗暴真相展览”，还为孟玲玲和李成义设立了公祭灵堂。
同时，组织举行全市大游行，并在五一广场观礼台上，演出了歌剧《晋阳红旗颂》。
刘格平当然不示弱，他把持主流媒体《山西日报》，为“9·5事件”叫好，接连发表《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革命委员会好》等文章，矛头直指红联站“一小撮坏头头”。
同时，刘格平也在迎泽大街“南工人文化宫”搞展览，与十中《9·5抗暴真相展览》针锋相对，取名为《平息9·5反革命暴乱事件展览》；大讲刘格平面对红联站“9·5反革命暴乱”如何临危不惧，并提到红联站在十中据点组织这一场“反革命暴乱”时，有7000省城革命造反工人，如何如何“主动”支持刘格平同志，最后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的“事实”云云。
但展览刚开展，一个晚上，红联站某“尖刀兵团”的中学生，就撬开展厅大门，冲进去，将展览砸了个乱七八糟……
在此时，被骂为“风派”和“投机商”的兵团总司令刘灏，做了两件事：
一、成立“9·5事件平反联络站”，这为刘格平主政的省革委，后来不得不为“9·5事件”“平反”起了积极作用；
二、颁布《兵团司令部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十项紧急通告》，组织专门队伍（这应该是今天在全世界臭名昭著的中国城管的先驱和雏形）。显然，刘灏野心勃勃，俨然要把兵团搞成一个合法的政府组织！
以“9·5事件”为标志，做为一个缩影，随后，山西大地“风起云涌龙虎会”！
同样，这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继续革命”的缩影！
在大同，好派与糟派难决雌雄；
在忻州，联合总部与28·8继续相争；
在晋中，军分区支持的一派，与反对军分区的一派，短兵相接；
在晋东南，红字号的枪口，对准了联字号据点。联字号在省城活捉了红字号头目。省革委出面调停，就在省委院五号楼会议室桌子上，竟然放上了一枚一尺高的炸弹，那是红字号制造出来而未炸响的哑弹，是联字号送来的红字号的武斗罪证；
在晋南，两大派打来打去占了上风的红总站一派，命名和控制了铁道部从未备案的318次列车，不但以优先权运输武斗队伍，同时还出售车票……于是，原南同蒲铁路（即纵贯山西大同至蒲州的铁路线南段）线上的客车，和货车在晋南平原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飞驰在晋南平原上的318次列车……
我后来捧读《“文盲宰相”陈永贵》（新化社记者冯东书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作者对晋中和晋南两派武斗作了如下描述：
晋中野战军人数不多，号称有三个营。第一营绿帽、绿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和当时解放军的陆军差不多。第二营绿帽、绿衣、蓝裤、绿胶鞋、绿水壶，和解放军的空军差不多。第三营绿帽、蓝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四不象。帽子都是军便帽，没有大沿帽。这支派性野战军全部摩托化，有吉普车和卡车，机动性能很强。枪支不怎么多，有的是抢来的，有的是自己造的单响步枪。陈永贵这一派在晋中地区平遥建立了军火制造中心。平遥没有国家兵工厂，他们把全县各种工厂组织起来，搞成军火生产序列，大量生产单响步枪和仿造解放军用的“五四式”手枪，还大批生产手榴弹。后来我还看见他们生产出解放军用的半自动步枪和一小批轻便冲锋枪，还试制出一挺班用轻机枪，还造出一批很不保险的拉线炮。他们一共生产出“五四式”手枪八百支。这种手枪除了没有准星，其他都和解放军的一样，烤蓝很好。我还看见过他们没有试验成功的小火箭。1969年7月，中央发布《七二三布告》以后，大队解放军开进平遥，把这个军火生产中心摧垮了，不然他们很快会造出更好的武器。他们造的武器出卖给各县本派的武斗队，价格相当高。文水县武斗队骂平遥是军火商，卖军火给自己人比苏联的赫鲁晓夫还狠。平遥边上有个孝义县，那里造出一种大型左轮手枪，也相当漂亮，一次装五发步枪子弹。
平遥县为保护他们的军火生产基地，还自己建立了城防卫戍部队，有一百几十人，全部佩带本地造“五四式”手枪。平遥城，人称“龟城”，有六个城门，城墙是国家保护文物，没有拆掉，里面人把城门一关，外面很难攻入。临近平遥的汾阳县，是“兵团派”的天下，“兵团派”想“解放”平遥，就必须研究攻城术。他们在造炮上下功夫。他们把氧气瓶的底锯掉，做成炮身，怕炮身强度不够，又在外面加了几道钢箍，再加一个支架，就成了大口径迫击炮。他们铸造的迫击炮弹，每发重75斤，相当不小，但射不远。原因是他们怕装的炸药多了，炮膛会承受不住，会炸膛。这些炮已试射过，正准备用它轰平遥的城墙，中央的《七二三布告》来了，解放军把它们全部收缴，不然平遥城可能倒大霉，几十年后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以及一年一度的“平遥国际摄影大赛”都将不复存在！
晋中地区，东有太行山革命老根据地，西有吕梁山革命老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武工队很多，其中不少打过仗的老队员掺和进两派武斗队。因此打仗的指挥水平都不低。晋中野战军吃亏的时候不少，有一次被人家伏击打死20多人，这样的事情有好几次。
晋中的武斗，多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规模不如晋南地区。晋南在武斗中有大规模攻坚战。晋南地区当时20多个县，多数县控制在“318派”手里，只有中共地委和专署所在地临汾县控制在“126派”手中，城外就是“318派”的武装。城里有1500多条枪，据说还有几十挺机关枪，他们在大的火力点上都安了电话，指挥很灵……
1967年11月16日，也就是“9·5事件”之后两个月，山西大学再次发生武斗！
为了消灭对方实现一派掌权，兵团派“8·8”和红总站派“8·14”开了战！先前占据图书馆大楼的“8·8”一派师生为了能长期坚守，解决缺粮问题，决定去大饭厅抢夺粮油。
这天晚上他们派出人马，突然冲出图书馆大楼，冲向大饭厅仓库；这里原本是占据教学主楼的“8·14”一派师生的防地，可那一晚他们猝不及防，没有挡住进攻。防地被攻陷，大饭厅里的灶具和仓库里的粮油，被“8·8”一派师生抢掠一空，悉数运回了图书馆大楼。
随后，图书馆大楼内的“8·8”一派师生，架起了锅灶，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不过，“8·14”一派师生，岂能容对方如此嚣张，于是决定“反攻”。
经过周密布部署，三天以后，11月19日上午，突然，就从教学主楼内杀出了“8·14”一派师生。
他们冲进图书馆大楼的屏障、教工三楼——在那时，双方师生，年轻力壮的不但手握钢筋长矛，还有同一派的“工人老大哥”支援来的各式土制长短枪。立刻，双方展开一场恶战；出现了伤亡……同时，在楼西侧单元一层通往二层的木制楼梯扶手，也燃起大火……10年以后，山西大学将那次武斗，定性为“11·19烧楼事件”。
到了1967年12月3日，在太原五一广场并州饭店也发生了武斗，对立双方是红总站和兵团。
那天晚上，红总站决死纵队一位头领王国太，带领决死纵队一些人，在并州饭店开会，不料消息走漏，楼下渐渐地就聚集了不少闻讯赶来的红联站一派的学生，他们不断高呼，“打倒哈派”；意思是，红总站是被玩弄于刘格平股掌的“哈巴狗”。
正在开会的人，见此情景当然不能容忍，不知哪一位，觉得不耐烦，立刻往下抛了一颗手榴弹，当即在人群中爆炸，一人绝命，两人受伤！
不料，当场气绝身亡那一位，恰恰不是红联站一派的学生，而是属于兵团一派叫作卢东星的中学生。立刻，有人就把消息送到了兵团工总司（工人总司令部）。
在打出无数电话，调兵遣将，发出“围攻并州饭店”命令后，下属们当即出动人马汽车包围了并州饭店，要“以血还血”！
同时，更有红联站一派的各单位的工人队伍，也闻讯赶来配合……
在那时，兵团工人阶级的队伍，此番出征，可不是小打小闹，10余挺机关枪，立刻封锁并州饭店周边的一切通道。那些和十三冶决死纵队一模一样装束的头戴柳条帽、手持铁矛的兵团工人，在机枪掩护下，一个个奋勇冲杀，刹那间，并州饭店变成了枪弹横飞，铁矛挥舞的战场……
那一次，虽然决死纵队没有死人，却伤者甚众，其中王国太等决死纵队头目，系数被俘，饱尝了皮肉之苦……
同时，占领并州饭店的兵团工人，也不忘记狠狠“打砸抢”一番，一个个都有物质收获。
据传，出事当晚，刘灏正和他的热恋女友同学张莉（后来成为他妻子），还有他的高参汤建中在一起。
他们就在太原五中一间宿舍里，一直神聊神侃，“纵论世界革命，和天下大事”。
那一天，汤建中告辞刘灏，离开五中已经午夜，回到工总司大楼内，他刚睡稳，就被来人喊醒，说，“并州饭店打起来了，其他头头全部去了太原六中（今天进山中学）集中议事，唯独找不见刘司令。”
汤建中急忙赶到六中，果然见兵团其他头头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告诉汤高参说，派人去叫刘灏，偏偏刘司令就是不来，只传来一句（有良知的）话：
“谁他妈‘调兵’进行的武斗，谁他妈负责任！”（以下，刘灏大哥近照，公众号“太原道”文友提供）
那一天晚上，究竟是谁得到决死纵队正在并州饭店开会的情报，又是谁以兵团司令部的名义，调动人马前去武斗的呢？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其时，刘灏职务是区委副书记）“审查刘灏专案组”，曾经多方调查，但终归没有调查出结果。
那个以兵团司令部名义，调动人马的电话，究竟是何人所为？至今无法解开之谜，不过，明眼人心知肚明。
刘灏后来说，“我那时已经开始谈恋爱，老汤走了以后，我还和张莉继续闲聊，既不知道并州饭店发生了武斗，也没有兴趣跑到六中，跟他们研究对策……”足见这位那时才年仅19岁的政客的老辣！
啊，1967年12月——1968年1月3日，真是充满喜剧色彩，刘格平这位要了在弥漫的抗日烽火、解放战争硝烟中冲杀出来的政客卫恒的命，首先摧垮“卫王王”走资派的堡垒，又处理了抢功、爱出风头的政敌张日清，和“刘（志兰）陈（守中）刘（贯一）”，冲杀在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线，并且屡屡获胜的、山西最大的造反派头头、行政三级高干、回族领袖，最终走了麦城！（以下，刘格平）
他先被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康生、连连训斥，然后毛主席朱笔一挥，再加上周恩来谋划和干予，于是，被从批斗“卫王王”开始就一直隐在自己身边的驻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谢振华（前文有介绍，当年追随自己父亲的红军红小鬼，参加过长征途中著名的娄山关战役、抢占遵义城战役，又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延安。再往后，抗日战争烽火燃到山西，谢振华奉命过黄河入山西，在山西抗日战场上留下足迹。打日本，打老蒋，抗美援朝又奉命赴朝，终于成为人民共和国百战将军）取代！
从此，谢振华主政山西，并最终扮演了终结山西武斗乱象、由乱到治的角色——这是后话。（以下，谢振华）
【——以上谨希望营造“我”所处时代的氛围，细节出入甚多，不敢妄称史料档案。特注！并且一并感谢我曾经参考过的《虔诚与疯狂》一书的著者我市著名作家孙涛老师】
一晃几十年过去，今天，有关中国政客们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行状，就要被岁月掩埋！
我闲来沉思默想，忽感最悲催的，并不是什么当年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热血青年孟玲玲、李成义，也不是粉墨登场一茬又一茬政客，而是那一天父亲押着我往家走，半路所遇的一个小插曲中的主角——就在我和父亲的眼前，满载工人叔叔的两辆大卡车正错车，突然就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一位身穿工作服，头戴柳壳帽，手握焊有双倒钩铁矛枪的工人叔叔，不慎，被夹在两辆卡车中间，竟然被活生生挤死……那一股汹涌的鲜血，立刻涌流、渗出倒地的工人叔叔的衣服，染红了时停时下的毛毛雨中、湿漉漉的马路地面，和一队队大卡车碾过地面的无数滚动的轮胎……
唉，蚁命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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