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金生《说三道四》之一
冀金生，山西汾阳人，1955年8月出生，大学文化，正高职称，安徽省政研会理事，著有《企业品牌管理的思索》《美的经营》等。
少小离家从军，军营二十一年，中校副团转业。
转业后任安徽蚌埠卷烟厂后勤部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影视艺术中心副主任等职。
现已退休。
现居太原。
本《说三道四》专栏，刊载冀老师的文章，今后从内容上将分为三种：
一是忆旧（思考人生）；
二是针贬时弊（时评）；
三是文化艺术研讨。
——形式为散文随笔和诗歌。
我姐和我
我们的上一辈人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束缚，三四个甚至七八个孩子的家庭比比皆是。
我家也这样，我有一个姐姐、五个弟弟。
姐长我四岁，文革之初，她上初中，我读高小。
我姐赶上了免费的大串连，赴京接受领袖接见，挤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过老人家在城楼上挥手。
那个时候，上初三的我姐和读小学五年级的我，都具备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劳动人民的情怀，无奈自身吞糠咽菜饥肠咕噜，学校一停课，我们就去讨生活了。
十七八岁的我姐和十三四岁的我，到县城外的山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挣钱，以补无米之炊。
我家在汾阳城内的小南关，距离城外的农科所大约两公里，天天步行一个来回，我们把这一段经历叫跑农场。
我俩跑农场劳动挣钱是偷偷摸摸的行为，因为我家是农户，干活本应当在生产队的田里。
怎么不种自己的田，而去耕别人的地呢？
因为我家是亏欠户，如果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到头也拿不到一分钱（那几年我父亲患关节炎卧病在床，看病吃药开支不菲），而到农科所劳动一天则可拿到九毛钱。
我姐劳动一天的报酬是五毛，我年龄小，只能挣四毛钱。
九毛钱对于一个一分钱收入都没有的大家庭来说，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维持家庭开支自不用说，如果没有这九毛钱，父亲的病就得不到治疗和康复。
清晨，我们早早起床，简单吃一点就出发了；傍晚，太阳落山以后才拖着疲惫往回赶。
往返路上，是姐弟交流的好时光。
除了交流农科所的情况，姐经常给我讲汾阳中学的生活，老师、同学、功课等等，当然也少不了说文化大革命和大串连的事情。
这使我对上学和外出，产生了无限向往。
在农科所劳动，因体力和技能不同，姐和我是分开的，只有在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们在锅炉房或者食堂集合。
我们从家带的中午饭，永远是几个高粱面饼子和咸菜。
高粱面饼子在锅炉炉膛里烤热才好吃，经常会把表皮烤糊。
糊了的表皮总是姐吃。
姐说，男孩子吃糊了的食物对身体不好，女孩子吃糊的没问题，对身体没影响。
姐和我跑农场前前后后有两三年时间。
春天，锄地、间苗、施肥、浇地；夏天，棉花打顶剪枝、喷施农药、收割麦子、打场入库；秋天，收割高粱玉米豆子、摘棉花等等。
农场的活儿，我们无所不作，什么都干过了。
姐勤劳朴实，相对有文化，和一起来的打工人员相处融洽，在农科所各队都得到农场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认可。
我们有什么困难，大家都愿意帮助我们。
可以说，这一段经历，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姐是我的当之无愧的启蒙老师。
农场科学化种田，不同类型的整整齐齐的茁壮成长的农作物，使我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神奇。
呀！原来棉花不仅仅可以是白的，而且可以是各种各样颜色——红的，黄的，紫的，橙的，蓝的……姹紫嫣红！
——这对于开阔我的思路有多大启示啊！
1970年，父亲病愈。
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声中，姐复进汾阳中学高中班。
第二年，经过刻苦自学的我也上了汾中高中班。
我家人口多收入少，经济困难依然如故。
于是，姐带我想方设法找机会挣钱。
当时，汾阳中学有一个校办砖瓦厂，外运砖头可以挣钱。
姐和我就充分利用家里的架子车，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等课余时间，一次次把砖头拉到或远或近的工地上，挣取出力流汗的运输费用。
一辆满载砖头的架子车，前面是弟弟拉车，后面是姐姐推车，我们一起流汗，走过了艰难的岁月。
（借图）
那几年，如果没有砖头可运，我们就到县城西北的汾河滩去拣鹅卵石，拉回院子里，把石头砸成两厘米、三厘米或者四厘米直径的石子，再把石子拉到需要的工地上按立方卖掉。
跑农场、砸石子，只是我俩劳作的例子而已，其实我们做事的种类还有很多，跟土工，采药，养殖，卖菜等等，举不胜举。
在汾中上学，我俩都是好学生，都获得了助学金。
姐每个月五元，我四元，加上见缝插针干活挣钱，我们继跑农场以后又成了家庭经济的顶梁柱。
当时，生产队分发的粮食，每人每年只有260斤左右，去土去石去皮，能吃到肚里的，不会超过两百斤。
感谢可爱的汾阳中学给我们伙食补助，姐和我每人每月十斤粮票，其中还有25%的细粮。
粮票加一点钱换成饭票，中午我们就在学校食堂就餐。
一星期可以吃一次白面面条或者馒头，我感觉象过大年，胃口奇好。
姐总是把她的匀出一半来给我。
我吃得大饱，姐是半饱吧？
这个时候，姐没说吃白面对女孩子不好，只是说女的饭量小，她够了。
1973年春，我高中毕业。其后，靠自己辛苦挣钱，在旧货商店买了一块二手手表 。
在当时，穷苦家庭的孩子买手表这样的奢侈品，简直是大逆不道，那我为什么要买呢？因为我出去做临时工有一次迟到了，还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手表。
手表既有使用价值，又有欣赏价值，它的本身，表达了工业文明和艺术构思相结合的理念。
那是一块上海牌的国产手表，白天我不敢戴，只好在晚上把它放到枕头下面，听它哒哒哒哒的声音。
那是多么美妙的声音啊，那是地球匀速转动的音乐！
她给了我精神上的满足，提醒我黎明即起的古训，督促我走向新的人生道路。
1973年冬，我应征入伍。
当时姐从汾中师范班毕业当教师了，我想教师讲课下课时间观念强，就把手表留给了她。
姐没有推辞，对我说：
“放心去吧！安心在部队服役！家里的事情有爹和我呢，一切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
1976年夏，我从汽车76团修理连调到团政治处做通讯报道工作。
不久，姐来信问我情况。
我回信说，白天采访什么的，晚上加班写新闻稿件，只是发表不了很纠结。
颠三倒四，每天晚上也不知道是几点睡觉的，但是早晨必须按时起床出操，起床号叫得厉害，再瞌睡也得起来……
我是实话实说，没曾想，过了几天，姐竟然把那块手表给我寄来了。
姐认为，手表会帮助我按时睡觉？
说来也怪，自从接到姐寄来的手表，好运连连，我的稿件开始陆陆续续在军队的媒体上发表，还有地方媒体，如青海人民广播电台、青海日报和《青海文艺》等。
因此，我在同时进入团政治处搞通讯报道的四个战士中，第一个提了干部。
提了干部，由十块钱的津贴费变成了六十六块工资，想到家里缺吃少穿，我每个月领了工资以后，留了自己的伙食费和零花钱，其余全部寄回家。我这样做，一直坚持到结婚前。
至今我都清晰记得那些寄钱寄物的邮所，每一次寄钱后，我都感觉轻松、愉快，心情特别好。
姐也这样，工资绝大部分给了父母。
我俩的区别，只在于她比我更为节俭。
姐给我寄了手表后，很长时间舍不得再买一块使用，大约过了半年，才要我在西宁买一块上海表（当时上海牌手表很紧俏，内地不走后门买不到）。
我很快托人买好寄回了。
姐戴了这块手表，也是好运连连，从农村调回县城，由小学调到中学，找到了如意郎君，小家庭和谐温馨。
有时候我就想，人生难道真的有命运吗？
我的许多“第一 ”都是和姐有联系的。
第一次打工，第一块手表，第一本书，甚至于第一次和妻子生气。
我在部队结婚不久，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反正是和妻干架了。
妻打电话向姐告状，姐一听，不明就里，急得哭起来，立马派二弟从山西汾阳赶到安徽蚌埠，只想弄清原委，平息事端。
二弟来到蚌埠，发现只有一地鸡毛，匆匆返回，报告姐姐，吵架而已，已经平息，风平浪静，没有什么。
四千里路云和月，三百车费尘与土，为什么？
因为牵挂，因为急！
十多年前，我出了第一本书。
出版社照例给一些样书，我得到后，当即从合肥寄一本给姐。
后来我回到汾阳，一位发小好友向我索要这书。
我对姐说了这件事，想先把给了她的给予朋友 。
姐当即从卧室桌子抽屉里取出来给我，那书竟然是用厚的白纸包了封皮的。
一张纸，饱含了多少关爱、呵护和珍惜啊！
成千上万的读者，有谁会对我这样呢？只有我的姐，深情厚意，山高水长！
我在外省工作，多少年来对姐的帮助极少，但思念挂念绵绵不断。
我从单位退二线后，一个朋友请我到他公司当经理，朋友的妻子坐我办公桌对面。
一天上午，我发现坐对面的，怎么是我姐呀？
心里知道不是，可是眼前怎么看怎么是。
类似的幻觉，我出现过好多次！
还有在菜市场门口，在公共汽车站，在公园走廊……
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姐无论对家人，还是对朋友，都充满关爱、理解、支持、帮助，牵挂、体谅，尤其给我们兄弟六个做出了榜样！
多少年来，我们姐弟七人感情浓浓，始终如一。
这种情感，让我们共同感受到了人生的温暖，生活的美好。
【编辑絮语：一篇散文，简洁明快，所叙之事，波澜不惊，拜读完毕，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眼前浮现的，是一个时代苟安的普通百姓最质朴也最伟大的手足情怀！又想到福楼拜的《一颗简单的心》的写作风格】
【下一期预告——《流金岁月——寂寞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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