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建明《父亲——我心中的丰碑》
父亲——我心中的丰碑
（写于2017年清明节）
早晨起来，打开窗帘，看见淅淅沥沥的小雨正无声无息地降落着。
虽然是一场小雨，却把昨天的阳光明媚一夜之间赶得无影无踪了。
抬头只见天公还继续阴沉着个脸，没有一点眉开的迹象。
今天是清明节。
每年的今天，十有八九都是要下雨的，唐代的今天也在下着雨。
看那缠绵的细雨似乎没有下在了地上，而是纷纷洒落在了我的心里。
迷蒙蒙的天，湿漉漉的心，仿佛这雨要把人的肝肠牵了去，抑或是人要断去了这雨的灵魂。
彷徨之际，倒是将我与杜牧的情愫链接在了一起。
清明时节，我俩都不能够回家扫墓，思念亲人的心情已经不是滋味儿了，再加上这个不作美的天公，让人产生了些许屋漏偏遇连阴雨的感觉。
凄楚之下，杜牧兄想找个洒店避避风雨，喝上二两暖暖身子，消消心头的愁苦。于是，他便向路旁的牧童打听酒店去了。
而我却来到了父亲在我心中留下的那座高高的丰碑下。
父亲，阎安洪，1918年生于山西省沁源县王和镇后沟村一个十分贫困的穷苦人家里。
爷爷共生了父亲他们姊妹六个，父亲排行老二。
由于家庭极度贫困，父亲没有体验过幸福的幼年、童年乃至青年，从小连一双新鞋和一条破棉裤都没有穿过。
10岁起就跟着爷爷种地下煤窑了。
父亲虽然过早地承受了他那个年龄不应该承受的苦难，但也过早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1941年就参加革命了。
解放后，历任沁源县城关公社、法中公社和郭道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和党委委员等职务。
我家住在县城，父亲的工作单位后来都调离在距县城几十里开外的偏远地方，平时很难得回家一次，就是回到家里，似乎也和我没有多少可说的。
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感觉没有和父亲有太多的相处时间，父亲也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刻骨铭心的温存和念念难忘的关爱。
但是，当把我耳濡目染的有限记忆，林林总总地珠串在一起的时候，却恍然发现，父亲对我的影响竟然是大道至简，润物无声的。
不记得是哪一年春节前夕了，眼瞅着邻居家的小孩们一个个都提前穿上新衣服了，而我还没有。心里总觉得母亲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等着过年才给我穿呢。
当我被大年初一的鞭炮声叫醒的时候，一睁眼就向母亲要新衣服穿。
这时父亲走了过来，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我：
“你身上穿的衣服不是好好的吗，还要什么新衣服呢”。
“别人家的小孩儿都穿上新衣服了，怎就不给我穿呢。”我十分委屈的回了父亲一句。
“别人家是别人家，我们家是我们家，我们家在旧社会穷的连锅都揭不开，哪还有什么新衣服穿呢。现在的日子已经是跳进蜜罐子里了，有衣服穿就行了。”父亲说完走了。
我虽然没有再敢啃声，但心里却是恨死了我的这个父亲。
直到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去看望父亲，进门就看见父亲正坐在椅子上飞针走线地缝着他的衬衣。
母亲看了看，一把从父亲手里扯过了已经补了七八块补丁的衬衣，十分生气地嗔怪父亲：
“补了这么多补丁了，哪还能穿呢。”母亲说完，生气地把父亲的衬衣扔在一边。
父亲没有生气，只是顺手又把衬衣拿了回来，语气平和地对母亲说：
“常言说的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怎么就不能穿了呢。再说，衬衣是穿在里边的，谁还扒开看你呢。”
这时候，我已经稍为大了一点了，看到父亲穿的那件破衬衣，不由得鼻子一阵发酸。
我再大了一点的时候，就可以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看我的父亲了。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我走进父亲宿舍的时候，一位不认识的人告诉我，父亲刚刚出去，让我坐下来等一等。
闲聊间，那个人指着火炉子上放着一大堆半拉半拉的玉米面窝窝头对我说：“孩子啊，你父亲真是一个好人那，看见啥也可惜。看见了吧，他把别人吃剩下的窝窝头都要捡回来，在炉子上焙干了留着自己吃呢。”听了这个人的话，我心里头真不是个滋味儿。
五十年代，国家第一次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父亲的行政级别就是十八级，每月工资拿80元左右，在县里当时已经算是高工资了，按理说父亲是有条件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的，可是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儿呢？
那个人走后，我对父亲说：
“爸爸，你以后不要再捡别人剩下的窝窝头吃了，多丢人那。”
父亲没有好气地看了我一眼：
“你懂什么？”
当时，我的确不懂。只是感到父亲的做法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过了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我从部队回家探亲，专程去看父亲。
交谈间，我又提起了窝窝头的事。
父亲问我：“你现在入党了吗？”
我回答：“入了。”
父亲接着对我说：“捡别人剩下的窝窝头吃，在别人看来，那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可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穷苦人家孩子的本份。在旧社会，我连窝窝头也捡不上的。现在日子好了，咱们不能忘了本啊。”
我接着又问：“现在不捡了吧？
”父亲看了我一眼，平静地对我说：“现在不了，但我是一个老党员，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
我凝重地看着父亲，父亲似乎怕我不理解，便又给我讲了他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父亲从村里下乡回来，饿的两眼直发黑，骑着自行车一下子摔倒在了公路上。恰巧一个路过的人认出了父亲，把父亲扶起来后问：
“这不是阎书记吗？你这是怎么了？”
父亲看了看他，若无其事地回道：
“没什么，不小心摔倒了。”
父亲到了镇上，路过一个饭店，一股香气远远就扑鼻而来了。
饿极了的父亲，直奔这个饭店而去，想的是进去买一盘红烧肉好好吃上一顿。眼看就要走到饭店门口的时候，父亲突然又折了回来。推着自行车，疲惫无力地向不远的公社走去了。
我问父亲：“人都饿成那样了，干嘛不进去买的吃一点呢？”
父亲回答：“唉……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村里的好多老百姓，现在过的日子还很苦，我省上一口，多交上一点党费，兴许就能接济上他们了。
”噢！我终于理解了我的父亲，他一辈子省吃俭用，对家人也包括对他自己苛刻到了近乎无情的地步，原来是他心里还装着很多人啊！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我的父亲。只是在想，杜牧一生做官，最后官至睦州刺史。在他食不裹腹之际，尚且知道进酒店包餐一顿。
而我的父亲呢，是在走近酒店门口之际却又退避三舍了。
一位唐代的伟大诗人和一位不见经传的父亲，二者之间相形见绌之处在那里呢？
作为儿子，我自然是更敬畏我的父亲了。
父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做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且在润物无声之中，又将他做人的基因传承给了他的后人。如果再上一个台阶看，在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时下，应该说，父亲用自我苛刻的精神维护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父亲用难以理解的人格魅力坚守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父亲用自己质朴的行为捍卫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尊严。
雨还在下着，在父亲的丰碑下，碑文才读了一个开端呢。
父亲啊！您如此让人敬畏，而我现在才读懂了您。
而今，你我父子虽是天地两隔，可您的儿子永远怀念您！
阎建明，男，1953年12月26日生，山西省沁源县人，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公证管理处处长、山西省公证协会会长等、中国公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公证协会培训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自1980年以来，曾在国家、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民间文学、诗歌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公证学术论文84篇（部）。
特别是从1988年以来，编著出版了70余万字的《公证员手册》、20余万字的《市场经济与公证实务》、25余万字的《公证谈话笔录制作》、30余万字的《企改公证实务指南》、26万余字的《WTO与中国公证应对》、97万余字的《山西公正志》、100余万字的《公证员办证参考》、等七部专著。
1991年编写的三集电视连续剧剧本《社会天平》由司法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为我国第一部以公证为题材的电视艺术作品，1992年5月曾经在中央台和各地方台多次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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