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成《天天糗事》之八十七、八十八
《天天糗事》之八十七
上初二、初三时学校开始大规模组织学生学工学农,整年级停课,以年级为单位倾巢出动到工厂农村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
记得是初二年级下半学期,天已渐凉,我们一个年级四个班200多人,由班主任老师带队,整体来到太重进行为期20天学工劳动。同学们异常兴奋。
太原重型机器厂简称“太重”或“重机”,是我国乃至世界同行业中的特大型重工企业,“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号称中国重型工业摇篮。
我们来到太重第一天,同学们都被那一排排巨大厂房以及巨大机器设备震撼。看着高大的行车以及巨型车床,同学们都惊呆了!
(太重屡屡都有世界第一的重型设备下线)
200多名同学分散在几个大车间,由各车间领导分别带走。因为太重厂区实在太大足足有几万工人,因此这20天里200多名学生就像200多滴洒在沙漠中的水,彼此再没有碰面。
我被分配到金工车间,一名类似工段长的工人叔叔又对我们小组进行了二次分配,并介绍了金工车间主要生产流程和主要产品。
因为初来乍到,看什么都新鲜,他讲的这些我根本没听进去,只是“哇哇”地一个劲儿惊叹。当他介绍这个车间在战时可以转而生产坦克等重武器时,我们男生顿时来了浓厚兴趣,眼中放光,嘴里不停地啧啧称赞。
我们的任务无非擦擦车床,打扫卫生,帮助师傅收拾收拾工具,有时还出出黑板报。总之能让学生对工厂留一个印象就不错了。
其中一个印象,工人叔叔爱开半荤不素的玩笑,当我们的面也不避讳。女工们大大方方一笑了之。
从那一天开始,我穿上并不合身的肥大旧工作服,除了稚嫩的面孔和青涩表情外,俨然变成了一名正儿八经产业小工人,一样在巨大车间中穿行,一样骑自行车融入上下班工人叔叔的滚滚自行车车流中……
我看到一盘已经制作好的巨大轴承转子,直径足足有五、六米,钢珠每个都有蓝球大小,静静躺在车间地上,着实让人心中震颤!
当了工人,怎么吃饭?和工人师傅一样,都是从家带饭。用一个铝饭盒带上生大米,到车间后第一件事是把生大米加水放入一个巨大蒸箱,之后就不用管了,到时有人将蒸箱门关闭并加压蒸好,待中午就可以吃了。
工厂有这么好的便利条件,因此学工的20天里我天天吃大米,同学们也大多如此。
再有,关于洗澡。几乎每个车间都有澡堂为工人提供免费洗澡。有一次我们几个同组男生相约入池。洗完后出来穿衣服,由于脚上有水,秋裤怎么也穿不进去。这时一个工人叔叔就教我要先穿袜子再穿裤子,这一招果然灵验。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抖搂出来。我们班有一个前北屯村的同学,他比我们都大,蹲班留级好几次,和我们有些格格不入,是全校有名的“坏学生”。
一次我在车间瞎转悠,忽然发现他在钳工组里捣鼓什么。
我走过去一看,发现他不知在哪儿找了一块钢片,正在砂轮上打磨一把匕首,并且已初步成型。
此后几天里,他都在偷偷捣鼓这把匕首。
后来不知他是如何将这把匕首带出厂门的。
毕业后四十多年我们再没见过面,也不知他近况如何。
回忆在太重学工的经历,我对巨大的生产车间,组织化的大机器生产,工人阶级的创造和产业工人的威武,都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一生因为阴差阳错没有在大型工厂工作,却已经对大机器工业化有了初步认知,对工人阶级有了整体敬畏——有这样的感受,客观评价当年的学工,收获也算有。
多年以后我对太重仍然充满敬意,对他们几乎每年正月十五展示自己制作的巨型花灯则并不惊讶,因为他们执全国重型工业乃至世界同行之牛耳,这点小技艺根本不在话下。
在如今创新求变大潮中,我盼望太重一路走好。
再后来上初三,我又有一次学工经历,只不过在校办工厂;其规模和感受与太重不可同日而语。
《天天糗事》之八十八
少先队,全称应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极其向往的组织。
前几天刚刚过去2017年“六·一”儿童节,从微信中看到全国很多地方上了年纪的“老小孩”,为追忆那早已逝去的童年,自发组织起几十年前同学校友庆“六.一”,再一次戴上红领巾、穿上花裙子,唱着耳熟能详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儿童歌曲,翩翩起舞,嬉戏欢笑。
对此,我着实羡慕。
我迄今都有很强烈的“红领巾情结”。
非常遗憾,我在整个小学阶段并没有戴过“红领巾”,既不会敬队礼,也没有宣过誓,甚至都很少穿过白网鞋、白衬衣,一直到1974年小学即将毕业才……
有人也许会说,你是不是记错了?少先队是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哪有没戴过红领巾的少年儿童?除非你是被边缘化了的“坏孩子”。在这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在儿时就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好孩子,各门功课名列前茅,每学期操行评语都是好话,基本没有缺点和不足,只有一条“希望”,即“希望今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全校只要有出头露脸的场合,我总是第一人选。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资料中看,原来是这样的:
1967年,中央文革转发了北京市香厂路小学的一封调查报告:“少先队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从此,少先队被“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思想革命化”的红小兵组织取代。
当时,社会上所有“少先队”组织,一夜之间都变成“红小兵”组织。舞台上“少先队员”的标准装束,也变成手拿语录本、身穿小军装、腰扎小皮带的“红小兵”新形象。
我是1968年6岁多入的学,1974年小学毕业,少儿时期正好处于这个时期,因此我们这批学生自然无队可入了。
我入学时期“文革”正轰轰烈烈,“红卫兵”“红小兵”席卷全国。
我是全校第一批加入“红小兵”组织的,其标志是:左臂戴着菱形海绵塑料皮制成的红底金字“红小兵”臂章。
我还记得,固定这种臂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别针。不过,塑料臂章夏天还好说,冬天就会变得又脆又硬,别针经常会把臂章扎烂,需要经常找一块医用胶布粘贴;另一种是在菱形臂章左右的两个对角各打一个气眼儿,找一条松紧带穿上,然后再套在左臂上。这个方法不错,戴脱方便,结实耐用,缺点是夏天戴上热,有时穿上无袖背心,臂章就直接套在裸胳膊上,而有时松紧带过短,肋得胳膊疼。
一直到1974年即将小学毕业前,学校才发给我们入学以来第一条“红领巾”。
于是我摘下“红小兵”臂章,戴上红领巾,老师领我们来到桃园照相馆照了这张十分珍贵的毕业照。
从这一年起也标志着太原市率先在部分学校恢复了“少先队”组织。
小学毕业并“戴帽”一年后,我进入中学学习,继而加入中学“红卫兵”组织,左臂戴上宽大的印有“红卫兵”三个金黄大字的红袖章;威风凛凛,像极了文革“小闯将”,里里外外透着“造反有理”气息。
——“少先队”组织是改头换面的。学校“少先队大队部”改成“红小兵大队部”,学校变成排、连准军事化建制,选出排长、连长若干,我有幸被选为副连长,相当于少先队“三道杠”。
1981年我参加工作,恰巧在当时太原市北郊区从事共青团工作,也恰巧分管少先队工作。
当时上级团委就有了指示,要求少先队“全队化”,即全体小学生都要在入学的同时全部入队。
这项工作在当时还引起过激烈争论,推行起来并不顺利。
争论一方认为,入队不能设门槛,少先队组织要对全体少年儿童开放,不能人为地把刚入学的少年儿童排斥在少先队外,对其一生成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另一方则坚持认为,入队就是要有门槛,要有先进、落后之分,要形成竞争机制,要让落后学生向先进学生学习,否则,学无榜样,追无目标,不好管理云云。
多年实践证明,少年儿童成长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刚入学的孩子像一张白纸,各方面还没定型,不应该在一开始就人为给贴上各种标签,在起跑线上分出输赢。那样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不能入队的孩子也许一生都会有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这是我的观点。
看看以下毕业照,一直到小学毕业全班44名同学,仍然有7、8名同学没有加入少先队,让人唏嘘不已,引起思考。
曾在电台担任过业余播音主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在电台播讲过《高山下的花环》、《张铁匠的罗曼史》等中长篇小说。
现任太原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1983年担任北郊区小井峪乡副乡长,1993年任市农业学校副校长。
2002年担任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2012年,担任市防震减灾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担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市人大代表,十二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山西省干部合唱团副团长。
担任山西省干部合唱团《长征组歌》男领诵。声音浑厚,穿透力强。
曾参加山西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八十周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红军不怕远征难》演唱会,并担任领诵。
儿时聪慧伶俐,淘气顽皮。从小喜欢琢磨事儿,满脑子问号。虽然那时生活比较清苦,但也充满天真无邪的童趣。由于年龄小,阅历浅,当时的很多疑问是无法理解的,成为了“糗事”,甚至是“丑事”。把糗事丑事说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审视,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和自信。云卷云舒,花开花落。转眼间,已经到了宠辱不惊年龄……先生非常欣赏的一句话是:想好的事情就赶紧做。没做的事情大多都来不及做了。
另,业余时间作为长征组歌的爱好者与表演者,喜欢研究《长征组歌》以及背后的故事,翻阅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史料;目前作品《长征组歌探析》已经初步编辑整理完成,共6万余字;将是《长征组歌》表演者、演唱者、朗诵者的工具书和重要参考学习资料。很荣幸本公众平台在不定期连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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