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之《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图》
李琳之——2017年3月7日，我应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二芳教授邀请，为该院师生做了题为《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图》的讲座，本文即是这个讲座的记录节选。讲座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内容：
一、什么是中华早期文明源流“一元论”？“一元论”在过去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二、什么是中华早期文明源流“多元一体论”？“多元一体论”产生的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三、中国七个文化区系各自的发源、发展的文化特征说明了中华早期文明源流是“多元一体”；
四、1万年奠基的历史进程说明了中华早期文明源流是“多元一体”；
五、中华早期文明源流“多元一体”格局产生的原因。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图》。
换个说法，其实也就是关于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和如何发展流向的问题。
一
这个问题，传统的观点是“一元论”。
他们认为，中华早期文明起源、发展、壮大于黄河中游流域一带，在这一过程中，黄河文明向外辐射，同化了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最后才形成了渊源不断的中华文明。
这一观点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在中国政界、史学界、文化界和普通民众的心中都占有绝对性的统治地位。
黄河文明是大家公认的中华正统文明。就连思想开放的孙中山先生在创立同盟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也都充满了浓重的大汉族正统文明的情结。
在神州大地汗牛充栋的各种典籍文献记载中，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是不被黄河文明所承认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就说：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卫，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司马迁这种史识、史观是源于他的“五帝”正统论。
他的整本《史记》是以黄帝为开头的，把黄帝供作了中华民族的始祖，而且把黄帝之后的四帝即颛顼、帝喾、尧和舜，看作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再加上后世一些政客和文人对伏羲、女娲和神农等“三皇”的无限神化，从而形成了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以“三皇五帝”为正统，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华文明唯一发源地的古史体系。
三皇五帝图
司马迁“五帝”正统论来源于孔子。
由孔子删订的《尚书》在叙述中原主要部落和其他部落之间的关系时，就把帝尧、虞舜、共工、四岳、皋陶、伯益、大禹，乃至商之始祖契、周之始祖弃等原本属于不同族系的邦君或部落首领安排在了一个朝廷里，组成了天子（君王）与朝臣这样的关系，从而建构了儒家最初的中华古史观体系（见《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124页，王振中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孔子是中国的“文圣”，由其删订的《尚书》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
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圣”，《史记》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信史，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孔子和司马迁都是“一言九鼎”，更何况还有统治者对正统话语权用举刺刀的方式的极力维护，所以后人对这样的早期文明脉络自然是不敢不相信了。
二
时间飞速跃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以顾颉刚、钱玄同等学人为代表的疑古派通过文献和考据的方式才逐渐推翻了中华早期“一元论”的古史体系。
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谓的“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经不住历史推敲的。
疑古派虽然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但由于他们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证推演，并没有考古文物的支撑，而且他们对文献记载的上古史是简单地全面予以推翻，所以，他们在新的古史观建树方面乏术可言，反倒是无意变成了“中华文明西来论”的敲鼓手。
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有窖穴、灰坑等多处遗迹，并出土有大量陶片。
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从那时起，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壮大，考古成绩日新月异。尤其在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方面，可谓硕果连连。到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工作者已经在包括南起海南岛，北到黑龙江，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青藏高原，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全国遍地开花，说明包含现在55个少数民族，以及包含已经在历史上消失的那些民族，如匈奴、鲜卑、契丹等在内中华民族，其起源是多元、多维的，而不仅仅是只局限于黄河中下游这一带。
尤其是一些重要遗址的发掘，让我们从中直接窥视到了中华远古文明满天星斗式的“多元一体”格局。
所谓“多元”，是指各民族都有其独立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文化各具特点，相互区别，呈现出差别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一体”是指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共同性和一致性。
顾颉刚先生
三
由张宏彦先生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集诸家之大成，并根据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史前文化的区域性特点，把中国史前文化的分布分为东北区、西北区、华北区、华中区、华南区、西南区和青藏区七个文化区系。这可以看做是当代学人对绵延两千多年来的中华早期文明中原“一元论”观点的终结，同时也是对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开始。
七个文化区系中，青藏区属高寒地区，囿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史前文化遗址虽然也有一些发现，但数量相对较少，尚需进一步探索、研究，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这一地区处于中国维度最高的地区，气候特征是长冬、严寒和湿冷。同其他文化区系不同的是，由于这种气候的制约，直到旧石器时代早期后一阶段，这里才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就已经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看，主要分布在这个区南部的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北部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等地。
东北区比较著名的文化遗址有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等。
兴隆洼文化总面积3.5万平方米，遗址周围有人工围沟，围沟内有成排平行排列的房屋，房址面积最大的达140平方米。
房址均成排分布，这是兴隆洼文化聚落的显著特征，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姜寨式”的“聚心式分布”存在着空间与时间上的明显差异。
兴隆洼文化中最重要的发现也许是在辽宁查海遗址中发掘出的大型石塑龙。
该龙体由相等的红褐色砾石堆砌而成，身长19.7米，宽1.8-2米。龙头朝向东南，尾部朝向西北，与聚落居民房址方向一致，这说明龙在当时已具有了神圣的地位和特殊的含义。
8000年前的大型石塑龙
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黄河伏羲文化的典型代表。
这条发端于8000年前的大型石塑龙，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的龙。
我们不能因此说，中国的龙文化起源于远离黄河文明的红山文化，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华文明在起源的初级阶段就是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出现的。
源于兴隆洼文化的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
红山文化有两个发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一是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的发现。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和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而且还有首次在国内发掘发现的女性裸体塑像。
这些坛、庙 、冢，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
牛河梁积石冢
二是玉器作为原始宗教祀神器的发现。
在原始宗教礼仪中，巫师是玉器的持有者。
玉器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礼器，而是神器的象征。
玉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
另外，在朝阳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4号地点发掘出一件玉质蛇头形耳坠。
以黄河文明为基调和写作观的我国古代地理奇书《山海经》当中就有“耳双蛇”的记载，这说明源于兴隆洼文化的红山文化，一直就和中原有着互动往来的密切联系。
玉质蛇头形耳坠
西北区包括六盘山、贺兰山以西的甘肃、青海、西藏、内蒙古西部等省区，这个区域旧石器时代遗存不是很丰富，但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早发现的地方，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西北区比较重要的是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等。
大地湾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关中及丹江上游地区，存在于距今约8000年至7000年之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遗址。
大地湾文化出土的陶器，形式多样，而且多为刻画了各种符号的彩陶，这说明这一带地区是中国彩陶的故乡之一，也说明了这一带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字起源系统。
大地湾文化出土的彩陶
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大约在4500年-至3500年之间。
这里是公元前300左右大夏人活动的中心，因此，齐家文化被看做是大夏文化的前身。
华中区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北起秦岭-淮河一线，南至南岭-武夷山区，西起巫山和雪峰山，东抵东海沿线。
史前文化遗存主要有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的玉蟾岩等遗址，以及蜚声海内外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
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年代距今大约1.4万-1.1万年，出土了200余块陶片，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之一。
专家鉴定后发现有600余个稻属植硅石（植物身体里的结石）的个体夹杂其间，其中有一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形态的植硅石。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刷新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历史纪录。
另外，考古学家们还在距今为1.48万-1.23万年的玉蟾岩遗址先后发现了4粒古稻和一些稻属植硅石，还在这里出土了一些火候很低，质地疏松，外表呈黑褐色的陶片，中华先民栽培水稻和制陶技术的历史纪录再一次被刷新。
万年仙人洞遗址
1955年发现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早期文化大约距今4600-4300年。
这里最重要的发现是发掘出了一座规模达120万平方米的古城。
古城内部，有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
古城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
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或者可以称之为邦国联盟，它不仅直接统治着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
这表明，石家河聚落群已经有了初步的邦国形态，说明古史记载的“五帝”时期万国林立状态不是空穴之风。
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因1936年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良渚文化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在余杭莫角山发掘出来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面积达290万平方米，还有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至今能与良渚古城规模面积相仿的尧舜禹“三代”时期遗址，在整个神州大地上，只有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和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可以与之相媲美。由此，也略可看出中华早期文明中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南北对峙的大致格局。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
华南区位于中国最南部的南岭和武夷山以南，包括两广、福建、海南和台湾等地区。
这里的原始人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早，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东曲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马坝人”、“柳江人”化石等，但这个区域的新石器遗址文化滞后的特征比较明显。
这是因为这里水资源丰富，植物种类繁多，且生长茂盛，这些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食物资源反倒限制了其文化进展的速度——结果是，采集、捕捞经济延续的时间较长，直接压制了谷物种植经济本来早该出现的时间。
因此，洞穴及贝丘遗址多是华南区新石器文化时代的显著特征。贝丘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以包含大量古代人类食后剩余抛弃的贝壳为特徵。
西南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四省、市。
这一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和东部低山、丘陵、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
区内既有地势低洼的四川盆地，也有突起的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几大地理单元。
西南区气候差异大，植物资源丰富，石灰岩溶洞发育广泛，因而成为我国重要的古猿化石产区，譬如著名的云南元谋人就产生在这里。
西南区最重要的文化遗址当属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三星堆遗址群。
该遗址年代距今大约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西南区迄今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等古蜀文化遗址。
这里保存有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遗址前后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等文物4000余件，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文明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华北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包括西起六盘山和陇山，东至渤海和黄海，北起阴山、燕山，南达秦岭淮河一线的广发区域。
这个区域是整个中华文明发源、发展、壮大的核心所在地，也是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体”之所在。
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就主要活动在这一带。
相比较其他文化区系而言，该区域的史前文化遗址更为丰富，更为密集。
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很多史实在此得到了考古学的验证。
本区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桑干河流域、河套平原、北京周口店一带、南部的晋豫陕交界地区、渭水流域、河南中部和冀南豫北等地区。
这其中，南部的晋豫陕交界地区被看作是其核心所在地。
山西人，尤其晋南人，是有理由骄傲和自豪的。
4000多万年前，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这里冉冉升起——山西垣曲寨里村文化遗址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将人猿进化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万年；
180万年前，人类文明的第一把火在这里熊熊燃起——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出土的火烧骨，将人类用火记录向前推演了100多万年；
距今110-7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距今50-5万年的陕西洛南人、距今50-20万年的北京猿人、距今12-10万年的山西丁村人、距今8-5万年的陕西禹门口人、距今2.7万-3.4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距今1.3万左右的山西薛关人、柿子摊人……
1.6万年前，中华农耕文明的第一朵花儿在这里徐徐绽放——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锛形器等原始农具，向我们展示了河东（意即黄河之东）先民最早的农作技术……
进入4万至1万年前，华北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是遍地开花，灿如星辰，譬如距今10500-9700年的河北南头庄遗址，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含有陶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
譬如距今8600-7800年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文化——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龟甲文字符号，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和世界上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推翻了“中国笛子西来说”和“七声音阶外来说”。
这个区域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比比皆是，譬如距今8200-7800年的后李文化、距今7890-7040年的裴李岗文化、距今7980-7675年的磁山文化、距今7300-6400年的北辛文化、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距今6300-4500年的大汶口文化、距今4900-4000年的龙山文化、距今4500-3900年的陶寺文化，等等。
这其中，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处在以泰沂山系为中心，包括山东、豫东、皖北和苏北在内的海岱地区，自成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
这个文化事实上就是历史典籍记载的以太昊、少昊为代表的东夷文化。
这是一个紧密衔接的文化大链条，从180万前一直延伸到到4000年前，源远流长，没有断档，没有空缺，最终在4300年左右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脉——陶寺王国文化。
陶寺与良渚，中国历史南北格局的滥觞
复原后的陶寺观象台
四
中华各区域之间的早期文化从来都不是在各自独立的空间中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完成的，虽然自身的裂变是其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但碰撞和融合才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根本点。
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张家口史前文化遗址的例子加以说明。
在张家口众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中，可以看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与红山文化彩陶交错，又与河套原始文化交错，所以这里被考古学家称为“三岔口”，但“其中突出的是北方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与关中仰韶文化的交错，其特征是庙底沟类型完整的玫瑰花图案，枝、叶、蕾、花瓣俱全，这种图案的分布从华山延伸到张家口，正是一条南北天然通道。
红山文化彩陶中特征最明显的是鳞纹，其最早材料见于赤峰西水泉遗址，其演变有头有尾，与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演变并行，其向南延伸最远到石家庄、正定一线，与玫瑰花交错是在张家口”（苏秉琦《文化与文明——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见《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1期）。
正是这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就“产生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包括玉龙的出现。
龙与玫瑰花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同上）另外，从陶寺、良渚等文化遗址出土的众多的文物中，也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不同文化形态碰撞、融合的痕迹，这些都说明，中华各区域之间的早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下，各自沿着自身的逻辑在向前发展着。
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我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的话概括为“一万年奠基、8000年起步、6000年加速、5000年进入、4000年过渡”几个阶段。
一万年奠基，是说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都同时出现了农业种植栽培活动，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滥觞的根基。
到距今8000年时，农业得到初步发展，原始人精神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先民们已经有了抽象的思想概括能力。
譬如，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的巨型石塑龙，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已具备七声、八声音阶的骨笛和刻在龟甲上原始文字契形符号。
尤其是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的巨型石塑龙说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伏羲文化即龙文化已经初步成型，这些都象征着中华民族开启了她最初的文明征程。
距今6000年时，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社会阶级逐渐形成，出现了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中华文明的进程由此开始了加速度发展。
距今5000年时，大型都邑、宫殿和权贵阶层大墓的出现，表明社会分层和分化加剧，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这可以从辽宁喀左牛河梁遗址的祭坛、积石冢、神庙、玉器，从约5300年前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和墓地，从浙江良渚古城和山西陶寺大型城址等，得到验证。
中国社会开始步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时代——我称之为中华早期文明，而距今8000-5000年的伏羲神农时代，我称之为中华初期文明。
距今4000年左右这个时期，正是文献上记载尧舜禹时代的邦国（一说古国）文明向夏王朝的王国文明过渡时期。
长江中下游等区域由于受到洪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气候等环境的变化，农业遭受到严重打击，其文化也随之趋向衰落。
该区域的文明进程出现挫折，转而汇聚到以中原地区王朝为中心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中。
五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之所以是“多元一体”，和它相应的封闭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这首先是因为它东边、南边是大海，西南、西边是高山和沙漠；北部是广袤的草原、沙漠和寒冷的西伯利亚沼泽。
中华原始祖先向海外迁徙的艰难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相对封闭性，但同时也决定了她在这个封闭体系内部互通有无的一体性。
其次，中国三级台地的地势决定了河流的东西走向，使得东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也阻碍了南北的文化互相交流。
中国山脉走势图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
众多的山系把中国大地分割成了三级台地。
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这列山系以东是中国三级台地的最低一级，由北向南，分别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海拔多在200米以下。
长江以南多为丘陵地区，多数地区海拔不足500米。
在这列山系以西，是中国的二级台地，由寥廓的高原和盆地组成，从北到南，依次是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海拔大致在1000-2000米不等。
此外，就是海拔1000米至500米不等的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海拔大部分在500米以下的四川盆地。
再一个就是位于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北部的横断山系，它和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北边的昆仑山、祁连山，一起托起了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的中国一级台地青藏高原。
这种由西向东下降的台级地势决定了中国大河大流的基本走势是东西流向，譬如中国最长的两条河流——长江和黄河——就都发源于青藏高原，都是由西向东蜿蜒奔波，最后归入大海。
中国大河这种东西流向，一方面使得东西文化的交流显得异常便利，另一方面却也在无形之中阻碍了南北文化的互动沟通。
中国历史上，大河大江就经常成为割据政权所凭借的防御天险，以至于还出现了“划江而治”这样妇孺皆知的成语。
第三，中国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成为中国四大经济类型分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不同民族文明特征的分界线。
中国东西走向的山系主要有三列，这三列山系成为中国经济类型分区的分界线。
最北边的这列山系是天山-阴山，其北是温带沙漠。秦岭及其以东的淮河，构成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一条自然地理分界线，它的北边是暖温带，它的南边、南岭以北为亚热带，南岭以南为热带。
由于各区域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导致不同地域的人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谋生，这就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经济文化、不同的民族文明特征。
从北至南大体可分为北方草原地带渔猎采集文化区、黄河流域粟作农业文化区、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区和华南渔捞采集文化区。
中国当代的文化经济重心无疑是第一台地。
但在远古时期，第二台地才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带。
事实上，“中华”“华夏”“中国”这些词最初就都诞生在这一带，它们和传说中活动在这一带的华胥氏、华族、夏族，以及位居其中的“华胥之洲”、中条山、华山、中华山，等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囿于纵横交错的众多山系、水系等特殊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中华早期文明虽然是遍地开花的“多源文明”，但其汇聚的中心却是中原地区的黄河文明。
从考古出土的文物看，中原文化遗存不但从纵向上保持了对先祖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横向上也对周边的文化有吸取和借鉴，真正是集万家所长为我所独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六
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的这些特点，我用四句话来概括一下，那就是：
多源发展，遍地开花；
汇聚辐射，中原华夏；
多元一体，祖先宗法；
源远流长，谁敢比夸？
（本文是该讲座节选内容，详细文本收录在李琳之新著《祖先，祖先》一书中，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附1：写在《祖先，祖先》出版之际
——《祖先，祖先》，李琳之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
责任编辑贾江涛女士来电说，《祖先，祖先》今日付梓。
我的书稿是今年三月才交给她的。其间，还经历了一次换稿风波。
三个月能如期出版，确实不易。
这要感谢小强社长的大力支持，更要感谢贾江涛女士加班加点的努力付出。
本书应该说是我近五年以来对中国上古文化研究的一个“成果”汇展。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我虽然是忐忑不安，但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见仁见智，由读者诸君去评判吧。
需要说明，由于每篇文章写作时间不同，且都是单独成篇，单独面对读者和听众（指我的学术演讲），所以有些地方有重复在所难免，关键是重复部分对其文而言都还是不可或缺、无法删除的内容。
另外，“下编 薪传有自”有四篇文章都是写于四年前。
四年时间不算长，但对于我的研究而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对这段历史的史识、史观已经由当初的稚嫩和浅薄逐渐走向了成熟和深刻，并由此形成了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认知、思维体系。
我在《答央视〈华夏之源〉执行总导演袁静女士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对袁静导演说，我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都好几年了，直到最近两年，才逐渐理清一些头绪。
我送她的那本《中华祖脉》是2014年1月出版的，现在回头来看，其中有些观点和说法就显得比较幼稚了。
但是，这次之所以把这几篇旧文一并收录进来，一是全书主题和体例的需要，二是想保留我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脉络痕迹，我觉得这种安排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清、认识这一段众说纷纭、云遮雾绕的历史。
关于本书的文体，我仍然采用了历史大散文的写作方式，我还是希望我的书有质、有理，更有味，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
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毕竟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有些必须是要经过辨析才能成文的研究课题，文学鞭长莫及，也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我又不想把文章写成枯燥晦涩的学术论文，让人望而却步。
所以，再三斟酌后，我就利用一些大学和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去讲学的机会，把他们变成了学术演讲文稿。
这就是本书“中编 慎终追远”八篇学术演讲报告的来龙去脉。
生活中，我追求做一个谦谦君子。我热爱我们的祖先，尊重我的师长，也尊重我所有的文友，但在学术研究领域，我的眼里是没有权威、也没有长幼之分的，我的眼里只有真相和真理。
我不想重蹈前人覆辙，用权威，用尊者，用正统，来作茧自缚，以至于带着一副有色的眼睛来看待我们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就是一本探究之书，是一本质疑之书，是一本辨析之书，当然更是一本求真之书（乔忠延语）。这点正是本书“上编 叩问祖先”标题来由所在。
囿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的史料、观点等，肯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疏漏、缺陷，乃至错误都在所难免，我愿洗耳恭听，诚心请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本书的写作，曾经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写出哪一个都有挂一漏万之虞，所以我在此一并鞠躬致谢而不再列出姓名。还望诸君海涵。
【附2：《祖先，祖先》目录
大道远行 不忘初心（序一）/王杰
祖先行迹里的人间正道（序二）/乔忠延
上编 叩问祖先
祖先的背影/003
蚩尤和他麾下的九黎部落，早已化成了天边虚幻的云霓，只剩下那传
奇的故事，绕着遍山的草莽飞舞。
绝地天通/027
当颛顼成功实施了他的“绝地天通”运动后，他就成了唯一能够通天
达地的人间帝王，成为高高在上的普照四方、滋润万物的“帝高
阳” — —高高悬在天上的太阳。
昆仑绮梦/037
从日落西方的帕米尔高原到日出东方的穷桑之地泰山，从江南佛光缭
绕的四川峨眉到黄河以北羽流步虚的王屋析城（山），他们一次次满
脸沮丧而归，却又一次次满怀希望踏上新的征程。
析城神韵/045
在她的脚下，百十公里以内，竟匍匐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
邑、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都洛邑等一连串中华古都王城。
汤风濩韵/053
看着那一泓在阳光斜射下泛着金光的池水，我只觉得自己的思绪也像汤
王祈雨那个迷离的传说一样，随着这炫目的金光在荡漾着，摇曳着……
中编 慎终追远
中华文明的原点和析城山/063
我们找到的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煌煌8000年历史，更是一把解开世界
文化发展之谜的金钥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豪和自信。
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图/085
囿于特殊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中华早期文明虽然是遍地开花的“多
源文明”，但其汇聚的中心却是中原地区的黄河文明。
女娲的前生今世和大宁芝麻滩/105
在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中，她伴随着伏羲
登上历史舞台，又一次作为最重要的配角跳起了属于她自己的舞蹈。
炎帝背后的真相可能颠覆我们的历史认知/117
更重要的是，炎帝很可能还是一个部落联盟的称谓，他那一连串的别
号应该都是不同时期这个联盟轮流执政的盟主国称号。
“民主禅让制”和尧舜的悲剧性命运/129
他虽然对于帝位的继承人选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遴选体系，但还是百
密一疏，让历史的车轮把他的这些规则撞出了一个大洞，继而又碾压
成了一片乱舞飞扬的齑粉。
“三皇五帝”都不是具体的人/141
包括帝尧在内的“三皇五帝”根本就不是具体的生命个体，而是几个
比较著名的氏族部落名称或该氏族部落首领的统称。
“忠义”文化的直根在古晋都赵康古城/147
等赵氏一脉被晋景公和屠岸贾残杀得仅剩一个尚在襁褓中的赵氏孤
儿的时候，出现程婴、韩厥和公孙杵臼这样的“忠义三公”就丝毫
不奇怪了。
漫谈中国祭祖文化/153
祭祖文化在中国至少已有五六千的历史，国有太庙，族有宗祠，家有祖
龛，祭祀祖先的场所在中国大地上无处不在。
下编 薪传有自
皇天后土/169
在偌大的空旷庙堂里，在隐隐约约的黄河尖啸声中，我孑然一人在与
远古的伏羲和女娲对望，进行着一种心灵上的时空对接。
炎帝陵 / 189
我攀行在太行山惊险扭曲的古栈道上，蹒跚于满目荒凉的废墟遗址
中，聆听着凄美悲壮的神话故事，恍如走进了远古的炎帝部族。
尧迹昭昭/211
它雄劲磅礴、粗犷豪放，以惊天动地之声、翻江倒海之势使人强烈感
受到一种群体力量的凝结和爆发、一种生命力撞击的震撼。
藐姑射之山/245
庄子说尧在“平海内之政”后，遂“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阳”，但没想到，四子德行之高洁、知识之渊博，远超乎帝尧的想象。
飘荡在云丘山上空的“酸曲儿”/263
它像歌中那些个旷男怨女的“搭伙计”，舅舅不疼，姥姥不爱，被村人
在背后戳戳点点。可它一直以来就这么存在下来了……
附录 答央视《华夏之源》执行总导演袁静女士的几个问题/317
照亮历史幽暗之处的无影灯（代跋）/王国伟 329
后记/333
【附3：《北京日报》刊文评《祖先，祖先》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怀疑·考证·重建
(2017-07-17 10:42:40)李永福
读完李琳之先生的新作《祖先，祖先》，我的第一感觉是震撼。
他在书中所揭示的我们祖先不为人知的那个宏大真实的世界，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中国上古文化的传统认知。
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颠覆还不是简单的推倒、破坏，而是进行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对中国古史文明体系的重构建设。
梳理了自远古以来的昆仑文化，提出了“昆仑绮梦”这个新概念
昆仑（山）千百年来一直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山、圣山，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祖先伏羲和黄帝等的帝都所在地，而且还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百神极乐之地，长生无忧之乡。
因此，“古往今来不知羡煞多少帝王将相和黎民百姓；更不知让多少文人雅士为它泼墨丹青、吟诗赋词，痴迷不已！”
作者设问“昆仑神话中众神仙和乐相处、和合共美的绮丽场景，何尝不是中国人‘大同’理想的另一种华丽的扮相唱腔？
何尝不是我们祖先伏羲包容、和谐、伦理、有序的昆仑大道精髓的精彩演绎？”
作者在这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昆仑文化的精髓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所以，“昆仑绮梦”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亘古以来的精神仰望”，是我们这个“不死文明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昆仑虚就是现在山西和河南交界处的王屋山和析成山
李琳之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充分调研，谨慎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昆仑虚就是现在山西和河南交界处的王屋山和析成山。
作者认为：
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多个源头、多个特征，但其主体或者称为主干的是发源、发展、壮大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以“三皇五帝”文化为代表的黄色文明。
而昆仑文化则是黄色文明的核心部分，因此，远古昆仑不可能在别的地方产生。
二、从神话传播的角度来说，王屋山区和大西北的昆仑山区是众所公认的两个中国创世神话原产地，但根据《史记》记载，大西北的昆仑山原来叫于阗南山，昆仑山是西汉时汉武帝赐名以后才叫起来的，那里的创世神话大都是西汉以后文人的附会和讹传。
三、根据“准其地望，皆与古书相合”的原则来看，不管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对昆仑虚的记载，还是北魏时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对昆仑之丘的描述，都能在王屋山和析成山找到类似于“四门九口”等相应的昆仑原始物象特征。
四、析成山发现的伏羲时代创设的“六峜授时”观象台，证实了《管子》“虑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的记载，说明这里是伏羲部落活动的主要根据地。
五、析成山整个造型和北斗七星形状的惊人一致性，是伏羲“天中”“地中”和“天龙”“地龙”观念的直接来源，也是伏羲创制八卦图——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和正方定位的节令图的思想源泉。
伏羲八卦的最初含义就是指悬挂在天空中的龙图星座。
作为“三皇”之一的女娲分属于两个不同时代
作者在梳理了众多的文献和民间传说后，提出作为“三皇”之一的女娲分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称之为前女娲和后女娲。
前女娲代表的是伏羲之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是母系氏族社会中无数个氏族部落首领的统称或代号；
后女娲是和伏羲同时代，且又延续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部落名称。
李琳之认为，“三皇五帝”及众多神话传说和文献记载中的远古人物都不是具体的生命个体，而分别是绵延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部落名称。
这种见解等于把“三皇五帝”及众多远古英雄人物，从虚无缥缈的神话中拉回到了坚实的大地上，这对于我们“三皇五帝”文化的研究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对我们如何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德治和法制并举才是尧文化精髓
李琳之认为，尧舜禹所处的时代正是王振中先生所说的“邦国”联盟时代，亦即史书所称的“万邦”时代。
尧、舜、禹都是各自的“邦国”首领，同时也先后担任了“邦国”联盟的首领，后人因此称之为帝。
“帝”是必须经过民主协商，得到大家的公认后才能上位的。
尧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他能够顺势而为，完善原有规则，最后创立了符合历史潮流的“民主禅让制”——这种制度有着一整套遴选、推荐、考察和任用等竞争上位的具体规则。
正是这些具有法制意义的具体规则才保证了尧舜禹时代帝位的传承交接能在和风细雨中顺利完成，也由此成就了尧舜禹三代“圣王”光耀千秋的美名。
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鲁语上》说，和其他“四帝”相比较，尧治天下的特色是“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尚书·尧典》也说尧：“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
这说明尧是非常重视“依法治国”的。
由此可见，德治和法制并举才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尧文化的精华——这恰恰也是现代文明治国理政的核心要点。
怀疑、颠覆、考证、重建——我们从中看到了李琳之先生持之不懈的努力：不拘泥于前人之见，不囿于权威之说，立足于考古学的成果，挺立于现代文明的潮头，以放眼全世界的胸襟和气魄，去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华上古世界，去重构一种科学的中国古史文明体系。
（作者为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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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絮语：本人一直是李教授文文的忠实读者！
其明晰、犀利的文风，使本人深深叹服；受益匪浅！
编辑李教授的文文，是一个精读学习的过程。谨希望受其提携，为山西的文化、中华文化的进步做点事情——高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