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05、106、107（原八十三、四十五、二十重写）（）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一批老电影开始逐步解禁，而《刘三姐》就是其中较早解禁的一部。
电影《刘三姐》是1960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是中国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电影取材于广西壮族民间传说故事。片中悦耳动听的歌声与美丽的桂林山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文革”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禁演。
电影《刘三姐》的解禁，在当时可是一件“天大”的事。那时的人们思想被长期禁锢，文化生活极不正常，八个“样板戏”充斥银幕，万马齐喑。
因此，当电影院开始放映电影《刘三姐》的消息传出时，顿时就轰动了省城太原。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电影院中更是热闹非凡，电影从早到晚轮翻放映，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大街小巷，人人都在热议《刘三姐》，学唱着电影中的歌曲，谈论着“刘三姐”的饰演者黄婉秋。
人们托关系、“搬门子”，甚至不惜排长队，为的就是能搞到一张票。
由于想看的人多，尽管电影院开足了马力，但仍然无法满足男女老少一睹为快的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映。
上了年纪的人看《刘三姐》，主要是怀旧，通过观看这部老电影，来追忆“文革”前那个百花齐放的难忘时光；而年轻人看《刘三姐》，主要是一种被长期禁锢后的情感释放和想看爱情影片的渴望。
有的年轻人甚至一天都钻在电影院里不出来，几遍、十几遍地看，为的就是能多看一眼那美丽漂亮、机智聪慧的“刘三姐”。
“刘三姐”的饰演者黄婉秋，更是迷倒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男观众。
人们流露出艳羡、惊喜、爱慕的目光，特别是年轻人那青春躁动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在心里开始做起了美好的梦，影片中那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反到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半大小子了，费了老大劲儿，才搞到了一张义井电影院的电影票。
当时，我也与人们一样，看《刘三姐》看得入了迷。
看到阿牛哥与刘三姐的爱情，看到聪明机智的刘三姐智斗莫怀仁（莫坏人），看到美丽漂亮的壮族少女，我心中同样荡起了丝丝的涟漪。
我当时看的是早场，当我睡眼惺忪地进去找到座位后，电影院的铃声就开始响了，随着电影的开始，我的心猛然间开始躁动起来，原本的睡意顿时全无，并怀着忐忑与兴奋的心情，从头到尾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中的每一个细节，心跳加速，脸上还有一种微微发烫的感觉。
原来，这部电影与早先看过的那些“老掉牙”的“样板戏”一点儿也不一样。让人不禁为之一振，也让人耳目一新。
当时，我对“阿牛哥”还产生过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对饰演“阿牛哥”的那位男演员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在饰演《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排长时是那么英姿勃勃，但饰演“阿牛哥”却一点儿“仙气”也没有（主要是嫌他长得不好看）。
心里想，这样的男人怎能配得上“刘三姐”呢？
其实，人家可是长春厂的名角儿，其知名度一点儿也不亚于现在的影视明星。
当时，我看《刘三姐》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看这部影片到底是因为什么镜头被禁。但遗憾的是，我不但从头到尾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反而觉得我国过去还拍摄过这么好看的电影啊！
天底下还有比“李铁梅”、“江水英”好看得多得多的女演员啊！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了。
电影《刘三姐》的解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思想解放的前奏，人们已开始感到政治风向的细微变化和正常文化生活的回归。
“文革”时期，那种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不正常状态和极“左”思潮的禁锢，终于有所整饬和松动。
所以，仅从这一点上，电影《刘三姐》功不可没。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人们终于可以毫无顾及地在大街小巷中大声学唱电影中的歌曲了，再也不会有人说你“不学好”，唱“黄歌”了！
观看后不久，我就把影片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找了来，并抄到了自己的歌本上。
同时，也很快学会了这里面几乎所有的歌曲，甚至还包括了影片中最为经典的“刘三姐”与酸秀才们对唱的那一段。
后来，我又在电视中几次看过电影版的《刘三姐》，说实话，我的兴奋之情逐渐平息，躁动之心也慢慢平静，观赏的角度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除了觉得当时的电影化妆艺术略显青涩外，兴趣点更多地转移到了当年拍摄电影的外景地——桂林漓江的山水风光。
当我看到影片中那清澈透明、蜿蜒曲折的江水，看到平地拔起、奇峰险俊的群山，看到两岸婀娜多姿、青翠欲滴的竹林，看到徜徉在绿水青山间的竹筏，筏子上还有一只威风凛凛的鱼鹰，在警惕着水中的每一个小小动静，心中就荡漾起阵阵涟漪。这个地方简直太神奇了，也太让我心驰神往了，“桂林山水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当时，我虽然还不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我的心早就飞去了，甚至还产生过“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怪念头。
1996年，我终于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去广西桂林，这已经是电影《刘三姐》解禁后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了。
我来到了魂牵梦绕的漓江，除了看桂林山水外，我还想找找少年时“梦中情人”的影子。
但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那漂亮如仙的“刘三姐”大多都已经变成了“刘三奶奶”，而真心想看到的“刘三姐”却始终没有出现。
当我乘坐的那种长长的竹筏子在漓江之上徜徉之际，心里还在暗想，如果能有机会巧遇到一个真正的“刘三姐”，那我可要好好地与她对唱一首《世上只有藤缠树》……
《天天糗事》之106——歪理“鞋说”（原四十五重写）
中国足球为什么总也上不去？除了大家所共知的原因外，其实还另有“隐情”。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鞋”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小就很少穿过球鞋。
球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件奢侈品。
如果谁能穿上一双上海“回力牌”球鞋，那他一定是“高大上”，一定是“土豪”。
偶尔有一双白网鞋，小屁孩儿们都把它当成了宝贝，“爱鞋如命”。
这双宝贝似的白网鞋，是孩子们“臭美”的资本，常常是在重要的场合，或是参加重要的活动时才穿。
平时都是自己动手，把它洗得白白的，遇到逢年过节的，还要把已经变黑的白鞋胶皮边儿，用白石灰或粉刷墙壁用的大白粉，将其仔细地糊上一层，好让它变得更白一些。
鞋面儿有时也要在洗过后，用白绵纸满满地裹起来，放在外面阴干。为什么一定要阴干呢？
对了，白颜色的布鞋面儿是不能在太阳底下暴晒的，因为暴晒后，白鞋面儿不仅不能变白，还会泛起微黄，反而会“弄巧成拙”。
说到这里，你也许就明白了，能用这样唯一的一双白网鞋去踢足球吗？除非他们家是开鞋厂的。
儿童时期没有球鞋，自然也就限制了他们与篮球、足球的“亲密接触”。
当时我们这代人穿得大多是布底儿鞋，抑或是塑料底儿的“懒汉鞋”。这种鞋，平时小心翼翼地穿，还能将就穿上个半载数月。
如果再与足球“拼杀”起来，也就多则七八次，少则三五次，就会张嘴开线，穿不得了。特别是塑料底儿的单鞋，既不符合人体减震的基本需求，也不符合防滑的要求，甚至连跑跳都很困难，如何踢球、盘带、过人、射门？
这种塑料底儿的单鞋，在太原还有另外一种叫法——“懒汉鞋”。
我当时真是不知道，太原人真有意思，叫什么不好，为什么非得叫这么个含有贬义色彩的名字。是不是穿上这种鞋以后都成了“懒汉”？还是“懒汉”才能穿这种鞋？为此自己还纳闷了许多年。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原来，这种叫法非常形象，也非常贴切，这其实是太原人的一种独特的幽默，主要意思是说这种鞋不用系鞋带儿，简单、易穿脱，甚至可以趿拉着穿，就连“懒汉”都可以轻松穿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在太原城里，有许多的年轻人，生活懒散，整天无所事事，穿上这种鞋，就像个“懒汉”，因此，人们都习惯把它叫成了“懒汉鞋”。
现如今，太原人的叫法儿又有了新变化，管这类鞋叫“鞋片子”，不过，这种鞋现在的价格可不菲，其鞋底子大多是手工纳制的“千层底儿”，是一种回归恬淡的暗示。
某年某月某日，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家长在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后，终于“打肿脸充胖子”，满足了我有一双球鞋的欲望。
虽然不是“回力牌”，但能有一双山西省大同市生产的“同力牌”网球鞋，也算是无限风光了。
“同力牌”网球鞋虽然没有“回力牌”的球鞋好看，但经久耐穿，在山西地域，也算是名牌。
也正因为如此，我对这双来之不易的网球鞋，倍加珍惜。
本来，是想让这双球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正因为它来得太不容易，反而更舍不得穿上它踢足球了。
当时的家长们最害怕的也是孩子们在外面踢足球了，出门上学前都要再三再四地嘱咐一番，好像踢足球是一种“危险运动”，或是一项“贵族运动”，根本不适合普通人家的孩子们玩儿似的。
我自己有时忍不住，偶尔踢个一回半回的，回来都要被家长们训斥，被父母罚过站，甚至不让吃晚饭。
纵观之，当时的很多小伙伴们也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球鞋穿，而与足球这项体育运动渐行渐远了。踢足球的人口基数本来就少，再加上足球鞋的问题，自然也就出不了足球大腕儿，因此，中国足球总也没有上去过。
相反，乒乓球这项运动在当时太原市的中小学校却开展得非常普遍。打乒乓球对鞋的要求不高，孩子们都可以穿着普通的鞋来两下，况且，乒乓球拍子也比足球容易搞到，最不济的也能用“三合板”、“五合板”的临时凑合一下，所以，孩子们都更愿意加入乒乓球的队伍中。
当时，几乎每个学校里都有一排甚至几排乒乓球台，每个学生的书包里几乎都有一付乒乓球拍子。有了球台和拍子，打乒乓球的两项最重要的装备就齐了。
特别是球台，虽然只是用砖垒起来的，上面再用水泥抹个平面儿，也许这种台子的尺寸并不标准，但是，就是这样的台子，也是挤满了各年级的学生，一下课，学生们都往这儿聚集。
你再看看那个偌大的操场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踢足球。
所以，我国的乒乓球上去了，而足球却总在最后面让人揪心。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由于我国当时的橡胶产量太低，绝大部分都需要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赤道国家进口，除了工业用胶外，还要保证军用胶鞋的需要，因而不能满足普通人群的需求。
于是，工厂就用塑料代替之。这种塑料做的鞋底儿，并不符合人体减震和防滑的基本要求，更不符合卫生要求，用它来踢足球，更是滑稽可笑，常常没踢两下，就露出了大脚 趾头，因而，现在已经基本绝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已经攻破了在北纬18——24度以南大面积种植橡胶的独有技术，打破了外国人的技术封锁，橡胶产量开始极大地提升，海南、广东、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和福建南部等省份，开始大量种植橡胶，已经能够极大地满足制鞋工业的需要了。
有一次，我出差到海南兴隆农场，了解到，这里大片的橡胶树都是当年插队知青辛辛苦苦种植的，那时已经长得高大无比，进入了产胶旺盛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乳白色的原胶来。
同时，他们还开发出了温泉，将硕大的一片胶林一跃又成了旅游胜地。
如果你留心的话，你可以看看现在人们的脚底下，橡胶底儿的鞋各式各样，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每个人都有一双甚至数双胶底鞋。
现如今，别说是足球鞋了，什么登山鞋、旅游鞋、跑步鞋、慢走鞋，几乎每项运动都有每项运动的专业用鞋。
别的人咱不说，单说我夫人就可见一斑。
她今天想走路了，买一双走路鞋；明天想打羽毛球了，再买一双羽毛球鞋；过几天又想跳广场舞了，连舞步还没有学会，就先买回一双高跟的舞蹈鞋。她的鞋多得放都放不下，不仅堆满了家中大大小小的鞋柜或者储物间，有时还因为鞋太多却找不到那双合脚鞋而大伤脑筋。
因此我说，鞋在每个家庭里大都属于“过剩物品”，是最应该“断舍离”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也许有人会问，过去因为鞋，那现在并不缺鞋了，中国足球为什么仍然没有上去呢？
你说的中国足球上不去，与球鞋其实并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这种说法儿纯粹是生拉硬扯，是“歪理邪说”。
这个问题问得好。
那么，你问我，我问谁呢？我的“理”也许歪了些，但“邪说”也罢，“鞋说”也罢，也能算一种理由吧？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么，你倒是说说，中国足球总也上不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不过，现在，国家开始真正重视足球了，已把“振兴足球”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要求每一所学校都要开展足球运动，国家为此还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措施跟进——中国足球，鞋的“原因”已经解决（如果也算“原因”之一），剩下的，就看你们的啦！
《天天糗事》之107——下“馆子”（原二十重写）
在我的印象中，对儿时的回忆，大多与“吃”有关。因为：一是我们这代人正好处在食物比较短缺的年代；二是一个小屁孩儿，除了“吃”，还有什么能让其刻骨铭心呢？
儿时的我，几乎所有的智慧、机灵和聪明，都用在了“吃”上，用在了如何才能获得更多、更好吃的食物上。
因为动了脑筋，所以记忆深刻。
但凡不过脑子的，大多已经随风飘散，再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
在太原市当时最繁华的钟楼街上，有一家“老鼠窟元宵店”，想必太原人都知道。这是一家专门售卖元宵的地方。
元宵是老太原的名小吃，是太原人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老鼠窟元宵店”在当时的太原城里可谓是鼎鼎大名，始终生意兴隆，食客川流不息。特别是到了正月十五前后，那里更是人山人海。
当时的太原人，为了能够在元宵节的这一天吃上一次“老鼠窟”的元宵，甚至不惜托关系、“搬门子”，甚至不惜排长队，就为了那一口好吃的桂花馅儿的糯米元宵。
“老鼠窟”其实是一条街巷名儿，是一条非常仄逼的像老鼠洞一样的小巷，和“老鼠”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元宵店的实际店名叫“恒义诚”，是太原“老字号”。但老太原人并不这么叫，都叫“老鼠窟”，如果有人叫“恒义诚”，反而没有多少人明白。
提起“老鼠窟”的元宵来，人们都耳熟能详，就和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儿炸糕、成都的宽窄巷小吃一样有名。
当时让我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好吃的东东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呢？而且都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呢？其实，现在想来，这就是名店效应，和现在的做广告一样，名字起得怪点儿，为得是让人一听就能记住。
过去这些名店，都是靠口口相传，如果太拗口、太“文邹邹”的话，大多数人就记不住。
这就与我们小时候语文课本里学过的“王麻子剪刀”一样，主要是为了让人能够“过耳不忘”。
某年某一日，我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
母亲避着哥哥、姐姐，悄悄塞给我两毛钱，让我独自到老鼠窟元宵店吃元宵。
我兜儿里怀揣着这两毛钱，如哪咤脚下踩着风火轮般的，飞也似的就来到了钟楼街。
进得店来，先在门口买好了票，然后凭票到取餐口取出了元宵。
当时的价格是一毛钱买四个元宵，两毛钱就是八个。
这八个圆圆的元宵热气腾腾、雪白雪白的，盛在了一个粗瓷大碗里。
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地道的“老鼠窟元宵”。
煮熟后的元宵外皮儿软软的、粘粘的，里面的馅儿甜而不腻，吃到嘴里，还隐隐地散发出桂花的香味儿。
食糖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紧缺的，不能敞开吃，因此，想吃甜食的人怎么办？那就只能到元宵店里过过瘾。
更好玩儿的是，这里不仅元宵好吃，而且元宵汤也非常好喝。
因为，元宵是用糯米面滚制而成的，所以，在下锅煮熟时，就会有一些糯米面儿煮落在锅里，因而元宵汤里也十分诱人。
当人们在向服务员要求加汤时，常常会说一句话叫“原汤化原食”，其实，这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你想啊，几个小小的元宵，还用得着“化”吗？人们当时喝这种汤，更多的是为了多少顶些事儿。
更为关键的是，喝元宵汤是免费的。元宵不能管饱，但元宵汤却并不限制。来这里吃元宵的人大多都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
吃几个花钱买的元宵，再喝点儿免费的元宵汤，这一顿也就将就吃饱了。
这一幕，自然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我在吃元宵的同时，其他食客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了眼里。于是我也动起了小脑筋，为了能多喝一碗不要钱的元宵汤，我一改过去狼吞虎咽的毛病，竟然故意放慢速度，慢悠悠地吃起元宵来（不过元宵也不能吃得快了，容易烫嘴。太原人叫元宵为“烧心蛋”）。
就这样，吃几个后加碗汤，再吃几个后再加碗汤。
最后，我吃了八个元宵，足足喝了人家店里三碗元宵汤。
吃饱喝足后，把大粗瓷碗儿往旁边一搁，扬长而去。
这次的经历，虽然比起正式的“下馆子”来还差点儿，但这也是有人服务、有人“伺候”，感觉还是棒棒哒。
又过了几年，这就到了1975年。日子好像已经有了好转的迹象。十三岁的我，已经上了初二，少年初长成，虽然身体仍然略显单薄，但已经可以当一个“全劳力”使唤了。
他的祖籍四川，父母都是五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因支援内地建设而双双入晋，在我市一大型军工企业担任工程师。他的父母满口川音，家里的家俱陈设简单，家中也不太会打理，但却异常讲究吃。那年的一天早上，我受一位同学之邀，与他一起去东米市买“猪下水”。
他们家常常吃当时北方人还不太会吃的东西，比如腊肉、竹笋、干菜之类。特别是一些佐餐小食，除辣椒必备外，那些叫豆豉、郫县豆瓣什么的，别说吃过了，我听着都新鲜。
当时，在太原市区的东米市中段路北，有一家肉联厂的门市部，常隔三差五卖一些不要号证的“猪下水”或“猪头”、“猪尾巴”等。当时，太原市民吃肉要凭号证，每人每月一斤，逢年过节的再加供半斤或一斤。但“猪下水”或“猪头”、“猪尾巴”等这些猪的附属物却不要号证。
因此，为了能多吃些“油水”以补充营养，这些费时费工且不好打理的附属物，自然就成为当时“会吃”的人们争相抢购的紧俏商品了。
虽然是早上八、九点钟才开门，但需要早早去排队。因为“猪头”、“猪下水”等数量有限，去晚了，就卖完了。
我俩早上四、五点就出发了，六点以前就到了这家门市部。
但见现场的人已经很多很多。刚开始人们还是有序地排着队，有的人拿着大盆儿，有的人拿着铝锅，有说有笑，秩序井然。
但是，排着排着，队伍前面就出现了情况，嘈杂的人群开始躁动起来。刚一开门（说是“门”，其实就是一个小窗口），排队的人群顿时出现了异常混乱的场面。人们开始加塞拥挤，继而撕扯踩踏，吼叫谩骂，完全成了“身强力壮”者的天下。特别是当时同一条街上的人都是一伙一伙、成群结队的，他们人多势众，外人很难有得手的机会。
这种场面在当时太常见了。人们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抢”。只要是奇缺的东西，基本上都会发生这种场面。
抢不着，就吃不上；如果要吃，就必须抢。买豆腐要抢，买带鱼要抢，买馒头、饼子也要抢，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这种“抢”的壮观场面，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自由市场，各种物资玲琅满目，要什么有什么，太丰富了，也太方便了，人们购物的心情好，再不用担心商品短缺，脸上写满了淡定和从容。
话再说回来。由于我俩当时的身体仍然不够健壮，个头仍然不够高大，因此，“猪头”、“猪下水”自然是没有买上。只见卖“猪头”的窗口只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曲终人散”了。隔着小窗户往里瞧，里面虽然还摆着几个“猪头”，但心里知道已经名“头”有主了。
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下面。
我俩当时虽然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心中不免愤愤的，但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在柳巷、钟楼街瞎逛悠了起来。快到中午吃饭时，我同学突然说要请我吃饭。
我一时惊讶不已，也惊喜不已。
惊讶的是他竟然有钱“下馆子”；惊喜的是自己虽然“无功”，但因为帮忙而“赚”了一顿饭。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们俩竟然用两块多钱吃了一顿“上海饭店”。对。没错。就是钟楼街上那家大名鼎鼎的“上海饭店”。
要知道，那可是七十年代中期呀。那时，人们能下一顿“馆子”，特别是到太原的老字号：比如上海饭店、实习饭店、并州饭店、认一力以及林香斋等这些一般人不敢迈进腿去的地方吃一顿，那得有多大的勇气、多厚的家底儿呀。
我们两个人要了两笼“上海饭店”的小笼包子，还要了一份过油肉，外加两碗鸡蛋汤。两块多钱就可以“下馆子”，现在看来简直太“奇葩”了，但在当时，两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下馆子”，与几年前的那次吃元宵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
那个感觉，简直美妙极了。
我当时还在想，如果能再上一壶小酒儿，那就更完美了。就因为这顿饭，这位同学在我的心中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我甚至把他看成了“大哥”，当成了我无比崇拜的对象。
只是，听说他回家后，当时就让他爸爸揍了一顿。原因是他把买“猪下水”的钱都用来请了客了。哈哈哈，不说了，笑死我了……
作者吕大成，也是朗诵者吕大成（在山西大剧院《从这里出发》剧照）
曾在电台担任过业余播音主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在电台播讲过《高山下的花环》、《张铁匠的罗曼史》等中长篇小说。
现任太原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1983年担任北郊区小井峪乡副乡长，1993年任市农业学校副校长。
2002年担任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2012年，担任市防震减灾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担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市人大代表，十二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山西省干部合唱团副团长。
担任山西省干部合唱团《长征组歌》男领诵。声音浑厚，穿透力强。
曾参加山西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八十周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红军不怕远征难》演唱会，并担任领诵。
儿时聪慧伶俐，淘气顽皮。从小喜欢琢磨事儿，满脑子问号。虽然那时生活比较清苦，但也充满天真无邪的童趣。由于年龄小，阅历浅，当时的很多疑问是无法理解的，成为了“糗事”，甚至是“丑事”。把糗事丑事说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审视，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和自信。云卷云舒，花开花落。转眼间，已经到了宠辱不惊年龄……先生非常欣赏的一句话是：想好的事情就赶紧做。没做的事情大多都来不及做了。
另，业余时间作为长征组歌的爱好者与表演者，喜欢研究《长征组歌》以及背后的故事，翻阅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史料；目前作品《长征组歌探析》已经初步编辑整理完成，共6万余字；将是《长征组歌》表演者、演唱者、朗诵者的工具书和重要参考学习资料。很荣幸本公众平台在不定期连载全文！
作者吕大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一位二十郎当岁的“文艺青年”，青涩而热烈。创作并发表了当时看不懂、现在更看不懂的所谓“诗歌”。现撷取其中两首。诗中可以发现还有当时创作的一些蛛丝马迹。
点开以下链接，欣赏作者其它《天天糗事》：
45、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03、104（原《天天糗事》之三十三、八十二重写）
44、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一百零二 43、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一百零一
42、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00 41、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九
40、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八 39、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七
38、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六 37、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五
36、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四 35、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三
34、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二 33、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一
32、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 31、吕大成《天天糗事》之八十九
27、吕大成《天天糗事》之八十、八十一、八十二（补十）
11、吕大成 《天天糗事》——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6、吕大成 《天天糗事》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七待补）
4、吕大成（著）《天天糗事》系列十一、十二——缺十
22、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二十一 21、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二十
20、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九 19、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八
18、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七 17、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六
16、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五 15、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四
14、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三 13、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二
12、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一 11、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
10、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九 9、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八
8、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七 7、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六
6、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五 5、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四
4、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三 3、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二
2、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一 1、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长征”一词的由来》、《子弟兵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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