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13（原十八重写）、114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小故事。说得是清明节扫墓的事儿。
我们小时候，几乎每年清明节前后，都要到全市各大烈士陵园扫墓。
我在小学及中学的几年时间里，先后到过太原市的“牛驼寨”烈士陵园、“双塔寺”烈士陵园、“黄坡”烈士陵园以及儿童公园烈士纪念碑扫墓等。
再大一些后遂走得比较远了，先后到过阳曲县黄寨烈士陵园以及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等。
当时，如果到近一些的地方，同学们大多都是走路去；如果远一些的地方，就只好坐车了。这些车辆绝大多数为“大卡车”，同学们站在后马槽里，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在路上奔驰，风在耳边呼呼地刮着，同学们在车里嬉戏唱歌，好不热闹。
有些家长“有办法”，可以借用单位的车辆给学校，因此，这些靠老爸借到车辆的同学在班里就特别牛气，大家都对他们高看几分，有时他们甚至可以和老师一样的待遇，坐在驾驶室中风光。
因为有汽车坐，而且还能出远门儿，因此，同学们都是踊跃参加扫墓活动。
一方面确实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烈士陵园缅怀革命英烈，另一方面也可以外出见见世面，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
有一年清明节，我们来到了位于太原市东南部的“双塔寺”烈士陵园扫墓。这里安葬得绝大多数都是当年解放太原时牺牲的烈士。陵园里高大的针叶乔木十分茂密，大理石台阶洁白如玉。整个陵园显得庄严肃穆，宁静安祥。
那年的清明节，天朗气清，并没有“清明时节雨纷纷”的一点儿迹象。
这次活动是师生们徒步前往。由于路途较远，中午根本不可能返回，老师要求学生要带午饭。
我们班主任突发奇想：除了完成扫墓任务，还想借此机会组织一次野炊。其目的无非是锻炼学生的自理能力。
于是，全班以组为单位进行了简单分工。除了主食是家里自带外，还要在野外“埋锅造饭”，熬点儿稀饭、做点拌汤之类，热乎乎的大家共享。类似当时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野营拉练活动。
当时我自告奋勇，说我会做拌汤。
于是，同学们进行了简单的分工。有的拿锅，有的拿碗儿，有的拿勺儿，而女同学则主要负责扎小白花儿。我带的是一军用水壶的水和一小包面粉。
一路上，大家一边走一边就口渴难耐了，还没有走到烈士陵园，大部分同学就都把自带的水喝得差不多了，而我却始终没有喝一口水。
扫墓程序完成后，来到后山，同学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做起“饭”来。有的捡砖头，有的捡树棍儿，搭起了简易炉灶。点火加柴，火一会儿就上来了，我把所带之水全部倒入一口小锅里，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程序，面粉中慢慢加入凉水，并将拌好的“面疙瘩”轻轻地拨到开水锅里，稍后，竟然有模有样地做出了一锅热腾腾的拌汤，再加入提前备好的盐、酱油和葱花等，遂大功告成。
我们第三小组的同学都围拢了过来，争先恐后地把锅里的拌汤分而食之。
多年之后，我还偶尔回想起来这件有意思的“做饭”经历，想起自己竟然如此大胆，主动承担了众口难调的“做饭”活计，也不知同学们吃得好吃不好吃，反正记得同学们吃得都挺香的。我们小组的野炊活动比起别的小组来，是又快又好，我们都吃完了，而其他有的小组还在那里捣鼓火，看到小米还没下锅呢。这一幕，我们班主任范老师全都看在了眼里。
有的人也许会有疑问，烈士陵园里没有水吗？用得着自己带水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双塔寺”烈士陵园里面好大好大，办公区与烈士安息的地方离得好远好远的，根本无水可供。加上陵园里的树木茂密，也是不允许野外用火的。为了能够点火做饭，我们老师遂把我们带到了后山上一处僻静的开阔地，四周荒凉，不见人烟，因此，根本不可能有自来水供应，只能用自己带来的水。
以上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下面：
班主任范老师在总结会上，大大地把我表扬了一番。说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喝上热腾腾的拌汤，我在路上竟然没有喝一口水，是集体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云云。听着老师的表扬，我的脸烧得通红通红的。大家也都用赞美的眼光看着我，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我把水都喝完了，我就无法展示、特别是在女同学面前展示我做拌汤的“厨艺”了，和集体主义思想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这段让人忍俊不禁的糗事，已经藏在我心里近五十年啦，今天掰扯出来，为得是践履“讲真话、拒矫情”，也是博大家一笑而已。
那个年代虽然清苦了些，但仍然有许许多多好玩儿的事、美好的事被回忆起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美好回忆越来越清晰。
而那些令人心生苦恼、甚至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反到变得越来越遥远和模糊了。
这回不说“吃”了。说多了，怕大家误认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吃货”。这回说什么呢？说“看”吧！
小时候，我最向往的地方就是电影院了。当时的电影院几乎每天都有电影放映，有时是放映新电影，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放映过去放过的电影。
放映时间大多是在晚上吃完晚饭后。当时，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新建路礼堂，礼堂经常是白天用于开会，晚上的空闲时间放映电影。
因此，它也是我小时候最常去的地方，几乎每天晚上都泡在那里。没看过的要看，看过的也要再看，而且乐此不疲，从不厌倦。那些“老掉牙”的电影循环往复地看，我们几乎都能记住每一个细节，那些精彩的电影镜头直到现在，也还能常常清晰地回忆起来。
当时，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还有就是国产战争片如《奇袭》和《打击侵略者》之类。我最爱看的打仗电影是《南征北战》，真得是百看不厌。对里面反面人物的精典台词如：“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儿上，拉兄弟一把”，以及“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等如数家珍、脱口而出。每每与小伙伴们玩起“打仗”的游戏，这些台词都是我们必须要学说的。
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好看的电影不让上演了。七O后们以及以后的孩子们看到的，其实是经过重新拍摄的新版《南征北战》。
除了样板戏和不多的几部国产电影外，电影院还经常放映一些国外的电影，如阿尔巴尼亚的、朝鲜的电影等等。
当时由于多次循环往复地看，有些主要的精彩片段甚至能倒背如流，第二天再与小伙伴们切磋交流，也不啻是一次精神会餐。
当时朝鲜电影看得最多的是《卖花姑娘》和《摘苹果的时候》。对《卖花姑娘》当中的插曲我大多都能跟唱下来；对《摘苹果的时候》这部电影印象也非常深刻：说得是一大群长相漂亮的朝鲜姑娘嘻嘻哈哈、有说有笑的，在苹果园里做苹果酱，经过了多次失败后，终于做成功了的故事。
当时她们喜极而泣，也不知是高兴还是痛苦，搂在一起哭得那叫个“痛快”，而且一边儿哭一边儿还不停地跺脚，看得出她们真得是太激动了。
另外，我对那个“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的认知，也是最早从电影当中知道的。当时看得最多的电影是《伏击战》和《勇敢的人们》。
看完这些外国的电影后，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外国人都很富裕呀，活得都很幸福呀。特别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阿尔巴尼亚人，虽然战争那么残酷，还有面包吃，有牛奶喝，干嘛还要援助他们呢？
当时，每当电影开演前，几乎所有的电影院，都要加放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有时一放就是好几集，大人们不怎么爱看，总是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
可我们那个年龄的小伙伴们，却因为能免费加看电影而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这时的大人们，有的慢慢腾腾在后面“磨蹭”；还有的人站在电影院门前手持电影票在外面乘凉、聊天，听到《新闻简报》快放完了才进去找座。
所以，当时人们还编了一套顺口溜说：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
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说到这里，有人肯定会问，你看电影不买票吗？每天都看电影，那得需要多少钱呀？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好。
虽然在当时，看一部旧片子需要五分钱，看一部新片子需要一毛钱，彩色影片是一毛五分钱，贵倒是不算太贵，可那也架不住你天天如此呀。
说是糗事，必定有可糗之处。说出来您也许不信，我看电影从来也不买票。
为什么呢？
我说不买票可以看电影，是因为我与电影院有一个私下“交易”。而这个“交易”是不能给其他小伙伴们说的。
当时，由于电影拷贝少，几个电影院之间就要“跑片子”。也就是附近的几个电影院要联合放映同一部电影，然后由一人驾驶摩托车在几个电影院之间穿行，放下旧片儿，抱上新片儿。这种来回调电影片子，在太原叫“跑片子”。
因此，几个电影院的放映时间要互相错开，有的错开二十分钟，有的错开一卷胶片或两卷胶片的时间。
当时一部电影拷贝，短的要五六卷，长的要十来卷，甚至更长。由于各种原因，上一家电影院还没有放完，下一个电影院就要等。这就是那时电影院会经常出现“等片子”的原因。
“等片子”的现象在当时太普遍了，想必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电影院“等片子”的现象，大家一定都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电影片子没有来，大家就要等，有时一等好长时间，电影院干脆就把大灯打开，人们顿时嘘声一片，显得既无奈又毫无办法。
好。现在进入正题。
我不是直接与电影院“把门儿”的搞好关系，而是采取了一个“迂回”的战术，和“跑片子”的摩托车司机不知怎么就拉上了关系。
他在前面开着摩托车，我就在后座上抱着电影拷贝。
从宽银幕电影院到大中市电影院，再到新建路礼堂，这三家电影院就是我经常跑片子的地方。
摩托车一停稳，我就抱着电影拷贝大摇大摆地入得大门，把门儿的师傅不仅不管，而且还要为我打开门前拥挤的人群，让开道放我进入。
大家可能都听过侯宝林大师的相声里那段有关蹭戏的故事吧，说是为了不花钱听戏，他在地摊儿上买了一碗汤面，并端着碗大摇大摆进入剧场的精典片断。
对了，我当时就类似那个样子，所不同的是侯大师端得是汤面，而我抱得则是电影拷贝而已。
就这样，我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电影院。
看到我进来后，那些在外面“等片子”的观众，“呼啦啦”地就迅速回到了原座上。看着观众焦急等待我来到的神情，当时我那个得意呀。我甚至认为，自己真得很“重要”、很“高大”。其实，人家观众等得是“片子”，并不是等你。
这时，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楼上的电影放映室，放下拷贝，就在楼上的放影口安心看起了电影。
等电影放映员把放映过的电影胶片整理好后，再由我抱下楼去，坐上摩托车，奔向下一个电影院。
这时候的其他小伙伴们呢，则是眼巴巴地看着我如入无人之境，来得那么自信，去得那么得意。一个个都看傻了，眼里不时流露出“羡慕嫉妒恨”的眼神。
那个把门儿的师傅姓杨，有四十多岁的样子，长得五大三粗的，凶神似地把在大门口，他力大如牛，一只手甚至可以把一个小孩子轻松地提溜起来，小伙伴们都从心里惧怕他。
他们站在电影院的大门外，真真儿地听着电影院里放出的声音，可就是进不去，心急火燎，望眼欲穿。恨得小伙伴们牙根儿直痒。
其实，人家杨师傅只是履行职责，并无过错。
有时，杨师傅高兴，偶尔也能放一、两个孩子进去。这时，他们可看个电影的后半部分，甚至只能看个结尾。即使就是这样，小伙伴们也是高兴得不要不要的。而更多的情况则是，遇到杨师傅不高兴了，不管你在旁边如何苦苦哀求，低声呼唤“杨师傅，杨师傅，让我进去行不行？”杨师傅就是假装听不见。
有时还会怒目圆睁，无端地骂你一句。真是吓死人啦。
不付出就没有得到。自己付出了体力，同时也满足了看电影的愿望。成为了电影院的一个“编外”小劳力，也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一个角色。
有时，遇到我高兴，我会偶尔将这个机会主动让给与我过从甚密的小伙伴一次、两次，让他们也过过“瘾”。只是这样的事情可不能常做，时间长了，让杨师傅看出来就麻烦了。
电影放映结束后，我往往还与电影院的员工们一起，拿起笤帚、簸箕，煞有介事地帮着电影院清扫一下剧场里的卫生，也算是一项“感情投资”吧。
突然有一天，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大人们，要组织观看两部“内部电影”。这两部电影，一部是《三本五十六》，一部是《啊，海军》。
因为当时我的年龄小，所以不让看。和电影院关系再好也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呢？对了，当时把门儿的已经不再是杨师傅了，而是公安把门，戒备森严。大人们排队进入电影院，秩序井然，神情凝重。
电影放映期间，街面上静悄悄的，很难见到一个大人。
两部电影放映时间加起来总共有五、六个小时。大人们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而在外面的我，饿着肚子在外面干等。
直到最后，我也没有进去看上一眼。
父母回到家，都神秘兮兮的，闭口不谈电影中的任何细节。
当时，我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三本五十六》这个电影片名。此后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原来“三本五十六”是个人啊。心里当时还纳闷，怎么日本鬼子坏，名字也这么怪。他如果有个兄弟，是不是应该叫“山本五十七”呢？
后来才听说，原来这两部电影是林立果喜欢看的。据传林立果在家里经常看这两部电影。还模仿电影中的情节，和他老子一起组织了一个“联合舰队”，制定了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阴谋搞军事政变、谋害毛主席。这就与“批林批孔”联系上了，也是为什么要组织大人观看这两部“内部电影”的真实原因。
当时，有的电影好看，而有的电影则“没意思”。小男孩儿们判断一部电影好看不好看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打不打”，即“打仗”的镜头多不多。如果“打仗”的镜头多，就是好电影，百看不厌。如果“打仗”的镜头少，片子里人物的对话多，长篇大论、啰里啰嗦的，就是“不好看”的电影。
当时，小伙伴们相互描述起电影中“打仗”的情节，都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学起英雄来，义正词严，声音洪亮；而学起“坏人”来，大都是猫腰驼背，猥琐不堪。有时候自己还奇怪，为什么就连小孩子们玩儿的“打仗”游戏，也是模仿“好人”的，总是模仿“好人”；模仿“坏人”的，总是被“打死”呢。
最可气的是，在游戏一开始的时候，装坏人的小屁孩儿就被“打死”，眼看着其他的孩子玩得开心而不能加入。
儿时记忆最深刻的几部电影还有：《英雄儿女》、《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和《铁道游击队》等。
由于年龄小，所以，我常常就把《地道战》和《地雷战》的情节搞混了，也常常把《平原游击队》和《铁道游击队》里的情节张冠李戴。
作者吕大成，也是朗诵者吕大成（在山西大剧院《从这里出发》剧照）
曾在电台担任过业余播音主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在电台播讲过《高山下的花环》、《张铁匠的罗曼史》等中长篇小说。
现任太原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1983年担任北郊区小井峪乡副乡长，1993年任市农业学校副校长。
2002年担任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2012年，担任市防震减灾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担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市人大代表，十二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山西省干部合唱团副团长。
担任山西省干部合唱团《长征组歌》男领诵。声音浑厚，穿透力强。
曾参加山西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八十周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红军不怕远征难》演唱会，并担任领诵。
儿时聪慧伶俐，淘气顽皮。从小喜欢琢磨事儿，满脑子问号。虽然那时生活比较清苦，但也充满天真无邪的童趣。由于年龄小，阅历浅，当时的很多疑问是无法理解的，成为了“糗事”，甚至是“丑事”。把糗事丑事说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审视，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和自信。云卷云舒，花开花落。转眼间，已经到了宠辱不惊年龄……先生非常欣赏的一句话是：想好的事情就赶紧做。没做的事情大多都来不及做了。
另，业余时间作为长征组歌的爱好者与表演者，喜欢研究《长征组歌》以及背后的故事，翻阅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史料；目前作品《长征组歌探析》已经初步编辑整理完成，共6万余字；将是《长征组歌》表演者、演唱者、朗诵者的工具书和重要参考学习资料。很荣幸本公众平台在不定期连载全文！
作者吕大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一位二十郎当岁的“文艺青年”，青涩而热烈。创作并发表了当时看不懂、现在更看不懂的所谓“诗歌”。现撷取其中两首。诗中可以发现还有当时创作的一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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