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26《过大年》、127《 红帽子》
《天天糗事》之126——过大年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过于“吃”了。
《天天糗事》掰扯到现在，其中已有多篇拙文涉及到了“吃”，但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关于“吃”的话题如潮涌动，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那时候，虽然已经过了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是“吃”的问题好像仍然没有彻底好转，粮食匮乏、副食品紧缺仍然是个大问题。
民以食为天，做为最普通的百姓，大家每天都在为这“天大”的事情操劳，每家每户都要精打细算，不能有半点儿的疏忽。
比如，当时市粮食局按人头发放给市民的粮本、粮票、油票以及市商业局发放的副食号证什么的，家家户户无不小心翼翼地存放在极为妥当的地方，以防丢失或找不到；再比如，每逢过年过节，政府会额外多供应一点儿粮、油和副食，这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打问，或专门到供销社门口看贴出来的各种告示，回家后告诉父母并用笔在号证后面标记。
由于当时的日子普遍过得艰难，因此，大杂院儿中家家户户的伙食都是大同小异，谁家偶尔吃顿肉，做条鱼，都能引起不小的轰动。
人们见面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吗”？既是打招呼，也是真关心。
可想而知，“吃”在人们心头的份量有多重，以至于竟然成了人们见面问候的“口头禅”。
好在人们并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天天想，月月盼，就盼望着早点儿过大年。当时的人们对过大年的那种盼望是热切的、心急火燎的，也正是有了这种殷殷的盼望，才让人们有了动力，有了熬盼，支撑着每一个人生活下去的勇气。
记得我小时候学过一组关于感叹时间过得快的成语，其中有好几个词儿，我还对其产生过深深的怀疑。
什么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什么时光荏苒、去日无多，而我们却嫌时间过得太慢了，日子也过得太漫长了，一点也没有“似箭”或“如梭”的感觉，每天都在掐着指头算日子。
特别是刚进腊月，这种心情则变得愈发强烈了起来，天天就盼着正月初一快点儿到来。
太原属于北方，过年的习俗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大同小异，其关于过年的顺口溜也基本相同。如下是流传在北方地域的“过年歌谣”：
二十三，糖瓜儿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掸掸土；
二十六，炖锅肉；
二十七，杀只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出来扭一扭。
这首“过年歌谣”也许在北方地域已经存在了成百上千年，人们口口相传，代代传袭，千百年来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时间表”了。
除了个别地方有一些各自的地域特征外，其他方面都差不太多，大体上都是依照这个歌谣来进行的。这种民间歌谣不是法律，但胜似法律。
在我很小的时候，并没人专门教过这首歌谣，但在潜移默化中就记住了，而且“过耳不忘”，直至今日。
其实，现在想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仪式感”，人们把本地域内过年的普遍现象，用民间歌谣的形式固化下来，简单风趣幽默，朗朗上口，从而形成了人人遵守、家家照办的一种“仪式”、一种“文化”而经久不衰。
这其中不仅有严格的时间安排，而且还穿插着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真是太有意思了。
比如：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儿”这一天，每家每户都要送“灶王爷”上天，为了糊住“他老人家”的嘴，并且希望他向玉皇大帝甜甜地说尽好话，人们都要吃一种用麦芽糖稀加上面粉制成的糖。
这种糖叫做“糖瓜儿”，有的地方也叫“关东糖”。
我当时真得是有点儿懵懵懂懂，为什么说得是要糊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到天上乱说，但吃糖的却是我们自己？难道我们小屁孩儿们也要像“灶王爷”一样上天吗？虽然心中有疑问，但只要能吃上那种好吃的、略带芝麻香味儿的糖，谁还管到底是真上天还是假上天。
你再看看现在，房子照例是要打扫的，玻璃也照样是要擦的，但是人们已经不再严格按照这个歌谣口诀行事了，早早地花钱请个家政公司的上门服务就完，既没有了“仪式感”，也没有了“参与感”。
特别是那些鸡呀肉呀的，如今也不能按照歌谣口诀上的日子过早地做，做得太早了，往往到吃的时候就都坏了。
看来，这种过年的口诀，也得要“与时俱进”了。
当时，一家人对过年的心情，简单说就是两个字：“熬盼”。这两个字十分恰当，也十分形象。“熬盼”在老太原话中是经常会说的词，其语境指得是“熬”与“盼”两种心情。
“熬”在这里专指大人们对待过年的心情。
当时的大人们为什么将盼过年说成“熬”呢？现在想来，其实就是指平日里的日子普遍过得艰难，“熬”过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熬”到要过年了，终于看到了希望，“熬”出了头，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在过年的三天里（当时过年放假三天），可以有限地犒劳一下自己，打赏一下家人，憧憬一下来年的日子。
“盼”在这里说得是孩子们对待过年的心情。
孩子们对过年就是一个字——“盼”。
平时的日子过得再怎么苦，孩子们并不在意，未来的日子怎么过他们也不管，他们就知道过年能穿新衣，吃好的。
过年了，还意味着自己的年龄又长了一岁，离长大成人、挣钱养家又近了一步，当然美滋滋的。
越到临近年关，这种“盼”就越是急切，有时甚至急得都想对“老天爷”发火骂街。
总之，过年对大人们来讲，更多的是表明一年里那艰难的日子终于要“熬过去”了；而对孩子们来说，更多的是表明过年的好日子终于要“盼来了”。一个是“熬过去”，一个是“盼来了”，一个年两种心情。
由此可见，太原话里的文化底蕴是多么厚重。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看重的传统节日，中国人过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我由衷地佩服古代先人们的大智慧，是他们发明了“春节”。
假如一年当中没有了“春节”，没有了人们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没有了表达对未来一年的热切期盼和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每天都是周而复始地辛勤劳作，让人们看不到希望，也停不下脚步，“熬”不到头，那会叫人多么无望；假如没有了“春节”，让孩子们无所盼望，生活没有奔头，前面失去目标，那会叫人多么失望，那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
记得我小时候，盼望过年的心情是那么的强烈。
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儿”开始，我就在厨房里不停地踅摸开了。
平时，狭小的厨房里就是些不值钱的油盐酱醋、坛坛罐罐，但快过年的时候，厨房也成了最诱人的地方。
母亲炖好肉时，我先挑一块儿；做好鸡时，我先掰一块儿；炸好带鱼时，我先叼一块鱼尾巴；甚至炼油时留下的油渣，我也要先尝尝。
年馍蒸好后，母亲会在雪白的馍馍上，用筷子的大头沾上红色的印泥点个红点点，我也要率先尝个鲜。
做土豆沉淀下来的少量淀粉，母亲会用小锅在火上加工后并放一勺白糖，悄悄地给我一个人喝。
因为我是家中老小，哥哥姐姐都让着我，从不和我争抢。
甚至就连早晨起来水缸里的冰，都仿佛带上了肉的香味儿，我常常捞出一块儿那晶莹剔透的冰来，放在嘴里慢慢地抿上半天。
其实，当时过年的这些吃食或者平时难得一见的零食，并不是在年关临近才开始准备的，而是需要提前几个月就得准备。
如果当时没有来得及准备，恐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不像现在，到了年根底儿再准备都来得及。
为什么呢？对了，因为当时的供销社，也是严格按照计划供应过年的东东，如果供应季过去了，你没有买到，就往往再也没有啦。
有些东西易储藏，在上冻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东西包括柿饼、黑枣、瓜子、花生、蜜饯、水果糖、奶糖、果丹皮以及青红丝等。青红丝主要是用来做油糕馅儿。
小时候，我对家中的那一小包青红丝情有独钟，常常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吃上一点儿，那种甜甜的味道煞是诱人。
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青红丝是什么高档食品呢，后来才知道，原来，青红丝不过就是用桔子皮切丝后，外加白糖和食用色素加工制成的罢了。这种调味品现在已经消失好多年了。
再比如山西的名优特产核桃、红枣儿，也会有少量供应。
这些东西供销社会提前数月或数周预备好，让市民凭号购买。
因为准备得早，这些东西就需要有个放处。所以，母亲常常会把它们锁起来或藏起来。锁起来的东西自然吃不到，而那些藏在床底下的年货，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减少一些，其实，那都是我与哥哥悄悄地“拾翻”出来后偷吃了。
还有一件老物件儿，如果不是掰扯这篇糗文，我就差点儿忘了。说的是每到大年初一一大早，我母亲都要从她那个老箱子底儿拿出一个果盒儿来。
这个盒子正式的叫法儿应为“脱胎漆八边形九格糖果盒”。
它原本是我奶奶的陪嫁，五十年代中期，我父母结婚时，奶奶把这件器物传给了我的父母。
这个糖果盒儿做工十分考究、精致，至今算来至少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打开盖子，里面又有八个独立的小内盒，加上中间的圆型内盒一共九个。
每个内盒放一种零食（如上所述的零食），放满后搁在桌子上，主要用于招待客人，花样又多，又抬面子。
后来在“文革”闹得最凶的那几年里，我也不见大人们往出拿了，他们是怕人说这是“封资修”的东西而被“抄”了去。
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母亲才又在过年时拿出来用了。
后来由于生活渐渐地好了，各种吃食已经非常丰富，人们不再稀罕这些零食了，过年放在桌上也很少有人动，特别是柿饼、奶糖什么的粘在一起很不好处理，因此，母亲再一次把它收了起来，压在了老箱底儿再没有过。
前几天回去，我还让母亲把它拿出来并拍了照片。
看着这件让人眼熟的老物件儿，多少感慨油然而生，当年过年时的场面再一次真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当时，我们一大早就出门去，给邻居叔叔大爷们拜年的情形，仿佛就像是昨天一样。穿上刚刚做的新衣服，上上下下的口袋里，都装满了拜年得来的收获，幸福而惬意。别的小伙伴们也是如此，在我家的这个糖果盒儿里挑来捡去，同样是收获满满。
这里，我还想起了一件过年的糗事，就是过年贴“春联儿”。那时候贴“春联儿”用得都是自己家制作的浆糊，根本不用化学浆糊，也不像现在用胶带纸一贴完事。
制作过程是用白面少许，小锅或马勺盛之，用水调成糊状，在火上加热，待稠稀合适时最后加盐。加盐的目的一是为了增加粘性；二是为了防虫。那么，为什么要用白面呢？对了，因为白面的粘性大，粘贴的效果好。而粗粮不粘，是不能用来制作浆糊的。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儿，我与父亲将家中“春联儿”贴完后，发现小锅中还剩下少许的白面浆糊，我于是突发奇想，趁大人不备，就用手指刮锅边，把剩下的浆糊全部吃掉了。其实并不难吃，咸咸的，味道还真不错。
1975年的前后，太原街头突然出现了一批戴“红帽子”的年轻人。
这个“红帽子”可不是格林童话“小红帽儿与大灰狼”里的那个“小红帽儿”，而是地地道道戴在当时太原不少年轻人头上的、仿造军帽做成的“红帽子”。
戴“红帽子”的人，都是些半大小子，“混”在太原的大街小巷，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这种“红帽子”质地为的确良布，式样就和当时军人所戴的绿军帽高度相似，也是硬里衬、硬帽檐儿，用现在的话讲，就叫“高仿”，只不过布的颜色为深红色而已。
那时候，太原城里的男孩子，都以戴一顶“红帽子”为荣。
放眼望去，凡是戴这种帽子的小年轻人儿，大多都是每条街上“有名”的人物，用太原话说，都是“占地”的、“气粗”的。戴上这种帽子，那仿佛就是在向人们暗示，他们可是“不一般”的人物，就是“烦着呢，别惹我”。
小年轻人儿“追求潮流”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帽子给人感觉非常滑稽，既不好看，也不美观，实在是太“另类”了。
我觉得，是“文革”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怪现象。
这种帽子从审美学的角度上说，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可不知为什么，仿佛在一夜之间，我大太原的街面上就突然时兴起了这种“红帽子”。
记得当时，太原城里的年轻人都非常羡慕和钦佩解放军，威武霸气的军人在小年轻人儿的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头上能拥有一顶的确良绿军帽，那他就在装束上胜了大多数人一筹。
为此，在当时的太原城里，还经常发生“抢军帽”的不良行为。
当时，如果有人戴了一顶绿军帽，来到别人家地盘儿上，一不小心，头上的绿军帽就会被街上那些“占地为王”的主儿抢了去。
你如果不服气，他们就会凭借人多势众，而狠狠地教训你一顿。
这些人抢来军帽，常常会分发给自己的小兄弟们，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显示自己的“仗义”。
当时，几条街上的小年轻人儿，经常隔三差五地打群架，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抢军帽”。
当地的派出所，有相当一部分精力都要投入在这类“抢军帽”事件的处理上。
要说“抢军帽”也不属于重大事件，但它影响很大，后果也很严重。这些“不省油”的小年轻人儿，其中有很多人因此还受到过公安部门的训诫或处理。
当时，我也曾梦寐以求地想拥有一顶绿军帽，也想向外人展示一下自己的“与众不同”。因为那时，我内心已经有了一种“叛逆倾向”，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我正处于一种“心理逆反期”。我还常常羡慕那些“混”得油油皮皮的小年轻人儿。
看着他们戴上这种绿帽子，煞是羡慕和嫉妒。
心想，自己何时能拥有一顶真正的绿军帽呢？最让人纠结的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到哪里能找到这种让人威风八面的绿军帽。一是市场上也没有卖的，二是我们家里包括家里的亲戚朋友也没有一个人在部队。
我正在为没有绿军帽而沮丧发愁的当儿，没想到，一夜之间绿军帽突然消失，满大街“飘”起了红帽子。
这种颜色的帽子简直太“糗”了。
没有一点儿美感，戴上它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普通百姓，远远看上去不男不女的，给人一种怪里怪气的感觉。
我当时还想，它到底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有需求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它还得有工厂或者小作坊将它们制作出来啊。对！它一定是某个小鞋帽厂或者私人作坊私下里批量制作出来的。
要知道，过年穿的新衣服，当时很多家庭主妇都会做，但帽子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它不仅制作工序复杂，更关键的是制作帽子的辅料特别难搞到。
比如，那个做帽檐儿的硬衬板，就是用一种化工材料制作的，学名叫做“帽檐内板”。它不仅挺括，而且不怕弯折，个人是无法制作的。再有就是军帽的里衬，也是塑料制品，软硬适度，防汗防潮。当时，大多数人戴的帽子，都是用布做成的软里衬。
有人为了“臭美”，还专门用报纸或牛皮纸做个“人工里衬”，将软塌塌的帽子衬起来，看上去十分的滑稽可笑。可军帽就不一样了，都是正规的军队工厂制作出来的，用料考究，制作正规，要求严格，一般人也根本仿制不了。
由此可以断定，它一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鞋帽工厂或者个体的鞋帽作坊“炮制”出来的。否则，太原城里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冒出那么多顶“红帽子”来的。
这件事我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印证一下。说得是当时，太原市里不少的年轻人儿，冬天里还时兴穿“伞兵靴”。
这种靴子最早就是部队的军人所穿的，真皮半高腰，一对金属搭扣，穿上它既暖和又时尚，是当时太原城里的年轻人最盼望得到的。但问题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与“伞兵”有关系，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搞到一双真正的“伞兵靴”。
一方面，普通百姓难以搞得到，另一方面，人们又有迫切的需求。
那怎么办？于是，就有人在暗地里开始仿制这种靴子。
有些会做鞋帽的私人作坊就开始偷悄悄地制作起来。
说出来不怕您笑话，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不仅知道在哪里做，而且他还亲自参与过私下倒腾这种非常畅销的靴子，也因此而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因此，我可以断定，这种“红帽子”也一定是私人小鞋帽厂或者小作坊制作出来的。
当时，太原市里的半大小子们都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他们对军队的制式鞋帽充满了期待和向往。甚至在当时，这些小年轻人儿，冬天还时兴过戴“驼绒军棉帽”。
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在这种“驼绒军棉帽”的后面，还斜斜地贴着一片厚厚的护鼻罩。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其实并不知道它是用来护鼻子的，还以为它仅仅是一种装饰呢。它就像是一块儿伤疤似的斜斜地贴在脑后，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其实不然，那是在极寒冷地区，边防军人专门用来护鼻子的。
后来，我偶然间在电影中看到东北边防军人，在白雪皑皑的兴安岭站岗放哨时，所戴的正是这种保暖棉军帽。这时我才搞明白，放在脑后的那个看似没用的“累赘装饰”，原来是非常重要的“护鼻罩”。
当时的太原，冬天虽然也比较寒冷，但还不至于冷到冻鼻子。
所以，太原人戴这种“驼绒军棉帽”，其“护鼻罩”是用不着的，它只能像装饰一样斜斜的贴在脑后。
再回到这种“红帽子”上来。能搞到“绿军帽”的人毕竟是少数。搞不到怎么办？于是，有人就开始琢磨出了戴“红帽子”。因为“红帽子”卓尔不群、与众不同，而且红颜色醒目，能达到“设计者”们所要的效果。这种搞笑的帽子一出笼，就顿时引起了街上那帮游手好闲的半大小子们的青睐。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从众跟风的心理，所以，当“红帽子”开始迅速流行起来后，“绿军帽”也就突然间失了宠，不再流行了。
这种“红帽子”流行的确切时间现已无从考证，时间跨度应该是在1974至1975年，前后总共也就一两年。
那段时间里，由于绿军帽已经开始失宠，这帮小年轻人儿，又开始抢“红帽子”玩儿了。
不过，其声势和规模已经远逊于抢“绿军帽”了。再加上有地下鞋帽厂或私人小作坊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此物不再那么稀罕了，所以，大多数的小年轻人儿也都陆续有了一顶“红帽子”。
关于流行时间的问题，我是从四十多年前，我的一张老照片中得到确认的。
这张老照片儿，是我在上初三时，与一位同班同学各戴了一顶“红帽子”，来到了当时的西宫照相馆，两人合照了一张黑白照相。照片洗出来后，我们两个一看，顿时傻了眼。为什么呢？对了。黑白照片是根本显示不出帽子的颜色来的，外人看了，还以为我们俩戴得都是绿军帽呢。我们两个人当时真得是“怅然若失”，他埋怨我，我埋怨他，好长一段儿时间都没缓过来那股子“邪劲儿”。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多亏没有彩色照相。
当时的所谓彩照，其实都是人工着色上去的。如果那种相片留存到现在，一定会让后生晚辈们笑掉大牙的。
好在这种“红帽子”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它有违大众审美观、带有明显的叛逆标记，所以，退出公众的视野是迟早的事儿。
作者吕大成，也是朗诵者吕大成（在山西大剧院《从这里出发》剧照）
曾在电台担任过业余播音主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在电台播讲过《高山下的花环》、《张铁匠的罗曼史》等中长篇小说。
现任太原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1983年担任北郊区小井峪乡副乡长，1993年任市农业学校副校长。
2002年担任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2012年，担任市防震减灾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担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市人大代表，十二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山西省干部合唱团副团长。
担任山西省干部合唱团《长征组歌》男领诵。声音浑厚，穿透力强。
曾参加山西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八十周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红军不怕远征难》演唱会，并担任领诵。
儿时聪慧伶俐，淘气顽皮。从小喜欢琢磨事儿，满脑子问号。虽然那时生活比较清苦，但也充满天真无邪的童趣。由于年龄小，阅历浅，当时的很多疑问是无法理解的，成为了“糗事”，甚至是“丑事”。把糗事丑事说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审视，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和自信。云卷云舒，花开花落。转眼间，已经到了宠辱不惊年龄……先生非常欣赏的一句话是：想好的事情就赶紧做。没做的事情大多都来不及做了。
另，业余时间作为长征组歌的爱好者与表演者，喜欢研究《长征组歌》以及背后的故事，翻阅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史料；目前作品《长征组歌探析》已经初步编辑整理完成，共6万余字；将是《长征组歌》表演者、演唱者、朗诵者的工具书和重要参考学习资料。很荣幸本公众平台在不定期连载全文！
作者吕大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一位二十郎当岁的“文艺青年”，青涩而热烈。创作并发表了当时看不懂、现在更看不懂的所谓“诗歌”。现撷取其中两首。诗中可以发现还有当时创作的一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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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25——老豆腐与高跟鞋
53、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19——做“好人好事”——120、121
48、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11、112（原八十八、二十八重写）
47、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08、109、110（原三十七、二十三、三十一重写）
46、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05、106、107（原八十三、四十五、二十重写）
45、吕大成《天天糗事》之103、104（原《天天糗事》之三十三、八十二重写）
32、吕大成《天天糗事》之九十
27、吕大成《天天糗事》之八十、八十一、八十二（补十）
11、吕大成 《天天糗事》——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6、吕大成 《天天糗事》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七待补）
4、吕大成（著）《天天糗事》系列十一、十二——缺十
1、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长征”一词的由来》、《子弟兵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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