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工业化”问题党内论争

转载按语：

关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异同争论从未停止过，本文转自杜建国先生所著的文章，围绕“工业化问题”论证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思想与斯大林等官僚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只有认识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才能更加清晰地去看清那段历史，以便于我们正确地总结一百多年以来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导和促进今后的实践。

墨绖而歌     

2017年11月22日

 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

列夫·托洛茨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历史中最受诬蔑、最受歪曲的人物了。长期以来，由于极少能接触到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及与其有关的可靠作品，因此，“超工业化”、“掠夺农民”、“世界革命的幻想家”等由斯大林、布哈林强加在他的头上荒唐罪名，便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我国读者眼中的形象。

一九九九年初，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伊萨克·多伊彻所著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先知三部曲》驱走了包围着托洛茨基的种种奇谈怪论，终于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清晰的、而不是被歪曲了的托洛茨基了。

《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发表了郑异凡先生的文章《由“先知”引起的话题》，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和布哈林进行了比较分析。郑异凡先生一方面承认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但另一方面又认为除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以外，两人的主张并无多大不同，因为“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欲速则不达”的“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集体”，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一样，“把整个希望都寄托在计划经济上，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争论才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

果真如此的话，“超工业化”、“掠夺农民”等帽子戴在托洛茨基头上倒是名符其实了，斯大林实践的后果也该由托洛茨基来承担一部分责任了。托洛茨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郑异凡先生“盖棺论定”了。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主张大同小异，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共戴天的呢？

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郑异凡先生竟是在读了《先知三部曲》后来重复这种评价的，因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如果不是说诬蔑的话。

历史事实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代表了截然对立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在工业化、集体化、计划经济及其他们方面，他们是针锋相对的，他们之间绝非大同小异，只有“不共戴天”。

下面，让我不屈从偏见，不依靠臆测，打开托洛茨基的著作，回顾历史，看一下托洛茨基是怎样与斯大林“不共戴天”的。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布哈林所争论的问题，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如何在一个孤立、落后的国家中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这也包括着的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经济具有落后国家的基本特点——工业落后于农业。这一方面造成了工农业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国营工业与私人农业的交换（即城乡结合）的不稳固，加剧了农村的社会分化。另一方面，在内战中耗尽了体力与精力的工人阶级人数锐减、生活恶化、失业严重，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时期曾富有的政治主动性已所剩无几。

从历史上看，农业国要想工业化，首先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摆脱发达工业国廉价产品的竞争，同时，采取各种方式使工业品在与农产品的交换中保持更高的利润来加速其发展，从而最终使本国工业能向农业提供廉价商品，并用新的技术装备促使农业实现现代化。反之，农业若不愿做出暂时的牺牲，只愿与更便宜的外国货进行交换，那么本国工业将无法发展，农业也将缺乏进一步改造的基础，从而使本国永远依附于发达工业国。

美国可以算是后进转先进的典型。独立后的美国经济仍属半殖民地性质，资产阶级主张贸易保护，发展本国工业，而南方种植园主，大商人等则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以棉花、烟草等交换廉价的英国货。双方斗争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后，才以北方战胜南方、工业战胜农业而告终。美国迅即崛起为世界头号工业国，避免了成为美洲大陆北端的巴西的命运。

托洛茨基认为，单纯地靠恢复战前的工农业并不能使国家自动渡过危机时期。经济初步恢复后，在对外贸易、工业、运输、财政信贷等部门都由国家掌握的情况下，只要合理地分配国民收入，就能以较快地速度实现工业化，并同时解决以下任务：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消除失业并吸收农村的剩余人口，从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质量和数量；降低工业品的价格，缩小剪刀差；遏制农村的社会分化；提供现代技术装备帮助农民组织集体农业。

在既无外部贷款、又无内部储备的情况下，单靠工业自身的积累，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工业化的资金必须从其它部门，首先是农业当中获取。但这一资金是有限度的，决不意味着农业的停滞甚至倒退，就像后来斯大林时期那样。这只是说农民的收入也是提高的，但不如在纯粹市场作用下所能达到的那样多。国家应通过各种税收政策，使工业化资金的负担，主要落在富家身上，而广大的非剥削群众——中农（农民的上层）、贫农将负担较少，甚至不予负担。

至于工业化的速度，也就是资金如何在积累与消费中分配，托洛茨基不象斯大林那样认为最快的增长率只取决于最大的积累率，还要取决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来自于工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首先改善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更应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过于压低消费以加大积累，在初期可能带来较高的速度，但生活水平长期停滞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不能达到应有的最佳效果。因此，最快的增长速度，不需要最大的积累率，而是需要能兼顾消费的最合适的积累率。这样虽然在初期不能达到最高速度，长远看来，却能一直保持较快的速度，并同时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其饱受诋毁的《新经济学》一书中，早就向我们描述了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工业积累增加、工资提高、物价下降这三者同时实现的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式。（《新经济学》，三联书店，作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工业的增长和物价的降低，使工农产品的剪刀差逐渐缩小。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落后于农业的状况将根本改变，勿需再从农业中取得积累资金，农民不必再为工业的发展作出牺牲，将进入工农业平衡发展的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将能提供工业化的产物——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化肥等，来帮助贫农和农业工人组建集体化农业。建立在现代化技术基础上的集体农业，无疑会拥有比个体农民更高的生产率，会向城市提供更多、更便宜的粮食和原料。集体农业的示范作用将使个体农民认识到加入集体农业将会比自己单干要划算得多。这样在自愿加入的基础上集体农业更进一步扩大。最后富农因为无法与集体农业竞争，为避免破产而沦为贫农，也不得不加入集体农业。托洛茨基的主张与列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有这样（即实现工业化——引者注），城市才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集体的、机械化的大农业上去。”（《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由此可见，郑异凡先生说托洛茨基赞同以消灭富农开始全盘集体化，是毫无根据的。托洛茨基主张的是自愿的、循序渐进的集体化，而非强迫的全盘集体化；托洛茨基仅仅只是要求加大富农的负担，决没有企图消灭富农并以此为集体化的起点，富农是在因不得不加入集体农业的情况下而消亡的。

奇怪的是，郑异凡先生曾参予了《托洛茨基言论》一书的编写，其中收录的《反对派政纲》及其文章已将托洛茨基的观点说的清清楚楚了，但不知为何，郑先生却视而不见、仍旧在重复消灭富农等无稽之谈。

我们再来看一下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所作所为。

新经济政策本来是通过“退却”再转入“进攻”。但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却将“退却”当成了目的，只知道“面向农村”而“背对工业”，想依靠从农业这一端来解开落后的死结。布哈林宣称，只要有对外贸易垄断，既便是工业跟在农业后面用“乌龟速度”也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则嘲笑反对派试图建立第聂伯水电站，就象一个农民不买牛却买了一个留声机一样。反对派的倡议被讽刺为“超工业化”、“掠夺农民”而置之不理。工业只限于恢复战前设备而不建立新的部门，以避免打扰农村的自发发展。农村的自发发展迅速导致了农民的分化，农村的余粮，即向城市提供粮食，集中在了富农手中。而为了讨好富农，并未实行累进税，税收负担大都压在了贫农身上。但是，仅仅向农民让步是不够的，提高粮价、减少税赋并不能满足其另一要求——廉价、丰富的工业品。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的荒唐之处就在于：既实行最极端的贸易保护——对外贸易垄断制，又不大力发展工业；既不允许农民买外国货，又不能向其提供本国货。随着工业靠战前旧设备而农业靠旧工具的所谓恢复时期的结束，矛盾也就必然公开化了。

1928年春天，在刚刚将反对派送到西伯利亚后，一场粮食收购危机（这是反对派所事先警告的）将斯大林和布哈林吓呆了。为了抗议工业品的匮乏，富农带领中农向城市摊牌，拒绝出售粮食。长期的让步竟得到了这种结果。如果继续让步，只有取消对外贸易垄断，让富农直接向国外出口粮食，从国外进口工业品，从而建立富农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俄国也将变为半殖民地国家。

这无疑威胁到了统治集团的生存，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斯大林派战胜了主张继续让步的布哈林派。官僚的盲目的狭隘的经验主义，由其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迅速转变为它的反面——冒险主义。“大转变的一年”开始了。

在农村，采取了征收富农甚至中农的余粮的非常措施。而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粮食问题，暂时的非常措施又逐渐地变成了消灭富农阶级和全盘集体化。官僚们昨天还对富农的存在加以否认，今天却突然又要去消灭富农了。不仅富农被消灭了，由于政府、农民都无任何准备，对中农、贫农的集体化也变成强迫的了。而此时才刚刚开始的工业化并不能向集体农庄提供大规模农业所必需的技术装备，这样集体化便成了一场既无心理准备也无物质准备的经济冒险。“掠夺农村”曾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讽刺，现在他毫不犹豫的付诸行动了，企图通过向集体农庄榨取“贡税”以获得工业化的资金，但由于农业的长期停滞，并未完全达到其目的。

斯大林粗暴地推行农业集体化给农民带来大量的饥荒和灾难

但在宣传中却是农民举着领袖的头像在丰收中欢庆

工业方面，在抛弃了“乌龟速度”的无为而治后，斯大林又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开始“纵马疾驰”了，企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由于过迟地进行工业化，本来由托洛茨基反对派所建议从1923年起用10—12年完成的任务，被压缩到5—7年来完成，同时由于农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预计从农业中得到的大量“贡税”也大部分成了泡影，于是斯大林便极力压低消费资金、增大积累资金，以图实现工业的最快速增长。但事与愿违，既不给牛吃草，又要牛多拉犁是不可能的。过度压制工人的生活水平，使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这就大大抵消了投资的预期收益。最大的积累率并没有自动地带来最高的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诸多指标，就因为工人低下的生产率而没有完成（厄奈斯特·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十五章）。这又产生了另一恶果。为了加强劳动纪律，克服工人对生产的抵制，就需要扩大官吏、警察、监工等部门的队伍，这些部门吞噬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这本来是可以投入到生产中去的。压制消费、强化工人的体力与精力的投入，扩大“监工”们的队伍，这一切不仅没有让工人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再次恢复其政治主动性，而是让工人阶级陷入了更加消极的状态。斯大林的工业化“不是使农民无产阶级化，而是使无产阶级农民化了”。

斯大林的实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工业化开始的晚了，而农业集体化则在没有具备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之前就过早地进行了。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托洛茨基的主张与斯大林的实践可为有天壤之别了。他们之间为何有如此区别呢？“问题不在于正在做的是什么事，还在于谁在做这些事。”（《斯大林评传》，作者：托洛茨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问题不在于工业化的速度和集体化的速度，问题在于这一切是由官僚在不让工人阶级参予决定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呢，还是由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完成。也就是说，政权是被官僚们独占了呢，还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这才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不共戴天的根本原因，这才是理解苏联历史的关键。而对这一切郑异凡先生却避而不谈。

托洛茨基反对派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而不能由哪一个政党、集团或领袖来代替他们完成。他们捍卫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反对政权的官僚蜕化。而斯大林则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和代表人物，则极力剥夺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以将政权全部抓在自己手中。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就是说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概括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工人阶级正是通过苏维埃这一最贴近自己的民主组织中才获得了（对资产阶级）行使专政的权利。布尔什维克正因为是苏维埃的最忠实的捍卫者，才在其中获得了领导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斯大林统治，在当时根本无人能想像出来。

由于未能及时得到欧洲工人阶级的支援，内战中又遭受了极大损失，再加上物质生存条件的恶化，俄国工人阶级在内战后陷入了极端的被动状态，工人阶级能使苏维埃充满活力的政治主动性已几乎不复存在。

为了避免资产阶级利用苏维埃民主权利威胁革命，布尔什维克便决定暂时取消其它政党，进而又禁止党内派别存在，等渡过难关后，再恢复苏维埃内和党内的民主。

意想不到的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利用这一非常措施迅速崛起，企图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暂时局面加以永久化、制度化。这样，手段就变成了目的，外人又变成了主人。（托洛茨基后来在对这一措施进行自我批评时，指出不可过分的指责布尔什维克，假如德国革命胜利了，这一措施就根本不会执行。否则就会将斯大林主义当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当然继承者了。）

托洛茨基反对派则继承着十月革命的传统，从1923年起就开始奋起反抗官僚集团的篡权，要求恢复党内民主，进而恢复苏维埃内的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通过民主权利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恢复民主和加速工业化是一个统一政策的两个方面，只有将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才会进行合理的工业化，也只有加速工业化，才能使工人阶级获得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起码的物质基础。而官僚集团则在农村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镇压了反对派的抵抗，此后又完成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统治。俄国革命就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蜕化成“干部决定一切”了。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官僚集团和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打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斗争中并肩作战。这一任务完成后，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斗争。……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以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没有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们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所特有的重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1—572页）

苏联历史的实质就在于：工人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因孤立而难以实行自我统治，官僚集团就趁机窃取了政权，剥夺了工人阶级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权利。官僚集团，不像资产阶级那样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靠政治上的垄断以获得物质特权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官僚的统治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它要么被工人阶级推翻，要么因孤立状态的持续而蜕化直至垮台。

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制，而托洛茨基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仅仅国有制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由工人阶级来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由此也产生了对计划经济的不同理解。

计划经济基于一种最朴素的认识，即人类应该且能够预先确定自己的各种需求的重点或优先顺序，然后将资源按此顺序来分配。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一优先顺序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用什么方式来确定的。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是专制的计划经济，工人阶级被剥削了参予制定计划的权力。一方面是群众的基本需求在计划中受到忽视，而官僚们的需求，以豪华别墅到鱼子酱则一项也不被忘掉，另一方面则以按劳分配为借口来按官价和职位分配产品。从车间到中央，都是“干部决定一切”，这无非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工厂或一家垄断公司扩展到了全国的规模，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福特或盖茨们的理想而已。

托洛茨基主张的是民主的计划经济，由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民主地决定其需求的顺序和资源的分配。

计划本身意味着集中，但集中并非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制的意志，也可由多数人民主地决定。只有民主地、自下而上的集中——计划，才会获得必需的充分信息，才会符合广大劳动者需求，才会在计划的执行中获得动力——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官僚们专制的、自上而下的集中——计划必定破产。通过前边对苏联工业化的比较，可以肯定由工人阶级自己决定工业化的进程，将会产生与官僚的独断专行完全不同的结果。

冯·哈耶克们称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其实，苏联早在计划经济实行前的新经济政策——市场经济时，官僚专制就已确立了。而最早提倡计划经济的托洛茨基却是要求恢复民主的。而主张市场经济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则是专制的捍卫者，后来又将其专制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计划经济中。历史证明，不是计划，而是在市场的条件下苏联才走上了奴役之路。

郑异凡先生称只有借助价值规律——即市场作用，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以“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其实不然。

市场经济是通过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获取最大的利润，那么资源自然首先被配置用来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谁的支付能力多，简单地说，谁的钱多，谁被配置给他以满足需求的资源就多；谁的钱少，自然被配置得少。这只有对富人来说，才是资源的最佳配置，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决不是最佳配置，决不会“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冯·哈耶克们声称市场保证了个人选择的自由权力，但只有对充分具备选择的前提——金钱的人来说，才具有选择的自由。而对不充分具备这一前提的人类多数而言，能自由选择的范围则大大减少，仅仅具有选择愿望而没有选择的能力。市场自由无非就是金钱的自由，对于穷人来说则是金钱专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此而已。不是别的，正是市场才是“通向奴役之路”。

民主的计划经济则与之截然相反，有限的资源不按支付能力的多少来配置，而是由劳动者共同决定其人人必需的、最基本的需求，资源首先被配置到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中，让每一个人都能免费地分配到这些产品或服务而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即在基本需求方面，如衣、食、住、行、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方面实现“按需分配”，以保证每个人享有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条件。只有在免费分配的领域，才能使人人享有自由。剩余的资源再被分配到次级需求及奢侈需求等并非人人必需的方面。这样金钱所能起作用的范围就减少了，不平等在基本需求方面不再存在了，只保留在金钱能起作用的领域。人类也逐渐开始摆脱对生存的恐惧和由此产生的积累的必要。随着生产的发展，免费分配的产品逐渐增多，“按劳分配”的范围更趋缩小，最终将完全排挤掉市场和金钱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才是更为人道的资源配置方式。冯·哈耶克们会说这是对需求的专制。是的，象蒂托先生花几千万美元到天上玩了一遭，这样的自由肯定不会存在了。但是千百万人的基本需求不是比少数人的奢侈需求更重要吗？难道这样会使他们失去自由吗？

郑异凡先生承认“列宁联合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不争的事实”，又认为布哈林与列宁晚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与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的却正是布哈林，他怎么又会成为列宁思想的捍卫者呢？

事实上，布哈林这时也“开始欣赏鞭子了”，他已成为列宁所憎恨的“杰尔席摩尔达（果戈涅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警察，动辄打人，列宁以此讽刺斯大林集团）”当中的一员了。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与斯大林不同，除了官僚式的强辞夺理外，他还更擅长繁琐哲学式的诡辩，那些官僚们用于剥夺工人阶级民主的理论大都出自他的创造。

斯大林是毫无理论创造力的，在反对托洛茨基时，他倚仗布哈林；在与布哈林分道扬镳后，他又不得不剽窃托洛茨基以反对布哈林。但这决不能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主张相同。不仅斯大林剽窃托洛茨基，这时面临着自己也将被剥夺发言权的布哈林，也象反对派那样要求恢复民主了。而斯大林则以禁止派别、维护党的统一为借口，就象布哈林当初对待托洛茨基那样，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布哈林，并对其发出了恐吓：“你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从托洛茨基那儿抄来的！”（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页）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分歧是官僚内部的分歧，他们之间是能互相原谅的，而不会不共戴天的。布哈林被击败后，很快就变成了斯大林的吹鼓手了。随着斯大林模式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布哈林又被抬了出来，被推崇为一种不同于斯大林的选择。但事实是，恰恰是布哈林帮助了斯大林的崛起。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新思维”后，树起了布哈林这面大旗，但不幸，这面大旗没有引导着苏联走向光明，而是走向了毁灭，走向了黑暗。继1928年其思想破产后，布哈林又经历了一次思想破产，想必九泉之下，他也不会欣赏这种推崇的。

郑异凡先生称托洛茨基之所以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将与农民阶级发生冲突，因而必须依赖西方工人阶级的援助。但是，只要我们打开郑异凡先生编写的《“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争论资料》一书，看一下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章，就会发现工农冲突论其实是斯大林与布哈林抓住他在1906年所说的一句话加以夸大歪曲罢了。托洛茨基驳斥了这种指责，并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是不顾生产力的世界性质——各国服从生产力的国际分工及其之间有机地相互依赖的乌托邦，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再来一次长期繁荣的压力下，苏联必将垮台。一国社会主义与剥夺工人民主权利一样都是蜕化的官僚集团的理想。看来，同斯大林、布哈林一样，不依照对方的本来面貌，而按自己所希望的样子来描述，成为郑异凡先生进行历史研究的原则了。

郑异凡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能够进行“自我调解”，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也就不会灭亡，因此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不现实的。

好一个自我调解，就象一个人疲倦后，美美地睡上一觉，又重新变得精神焕发了一样。就象布哈林等人曾认为资本主义将自动崩溃而注定灭亡一样，今天郑异凡先生又认为资本主义因自我调解而注定不会灭亡了。庸俗的唯生产力论（也可以称作机械唯物论、宿命论或自动论等）就这样走向其反面了。

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关系。是没有进行自我条件的能力的，它只能通过构成这一关系的双方或几方的斗争来进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只能通过组成这一生产关系的具体的社会力量，首先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来决定。

托洛茨基其实比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来回顾二十世纪的郑异凡先生要“现实的”多，他比任何人都更早且更准确地预见到具备了一定条件，资本主义世界是能够渡过其自1914年开始的长期危机的，而世界革命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取得胜利。

1921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这一报告中，托洛茨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革命的失败而解决其矛盾，只是暂时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之中，新的更严重的危机将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在危机中既不会自动崩溃，也不会自动地再恢复到长期的繁荣。危机的结局，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谁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假如共产国际作为工人阶级的新生的领导力量，能够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假如欧洲工人阶级能够具备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的勇气，将本阶级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从而将革命危机变成革命现实，那么等待着资本主义的将是灭亡。但是假如资产阶级打垮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抵抗，强行恢复资本积累的国内条件，再同各国之间的斗争以确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秩序（或这两种斗争同时进行），“假如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容忍资本主义为恢复国内的正常秩序而进行种种实验，那么不出20年或30年，欧洲就要牺牲工人2000万到3000万……只有牺牲一代工人，以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为首的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平衡才能恢复。到那时，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如同过去西班牙与英国的关系。欧洲文明也将受到这个刚刚复兴的资本主义的束缚而只能苟且偷生”。（这一预言与实现相比，不须做任何改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两种可能性是都存在的，两种可能性将通过斗争来决定谁最终会成为现实性。就象十月革命前夕，俄国资产阶级的思想领袖米留科夫所说的“不是科尔尼洛夫，就是列宁”一样，欧洲此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不是苏维埃的欧洲，就是法西斯的欧洲”。

1922年，墨索里尼刚刚上台，托洛茨基就警告“一个德国的墨索里尼”可能出现，这将决定欧洲的命运从而也决定苏联的命运。象魏玛时期，资产阶级对强大的工人运动无可奈何，而工人阶级又不能夺取政权，这样的局面是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要么是工人运动被摧毁，要么是资产阶级被推翻。不仅是德国，整个欧洲到处是魏玛时期。

遗憾的是，欧洲工人阶级援助的迟缓，导致了俄国革命的蜕化，俄国的蜕化又引起了共产国际的蜕化。面对着日益临近的灾难，社会党在不能改良的时代却又不愿进行抵抗，成为对危险视而不见的驼鸟，而共产国际则是忽左忽右，自吹自擂，仅仅起到了一个社会党的激进变种的作用。欧洲工人阶级就在希法亭、考茨基、鲍威尔、阿德勒、勃鲁姆、斯大林、台尔曼、加香、多列士、狄亚斯之流的领导下，走向了自我毁灭，被希特勒、陶尔富斯、佛郎哥、贝当们踩在了脚下。革命在西班牙曾经变成了现实；但由于社会党、共产党盲目执行人民阵线政策——也就是十月革命中孟什维克的政策，从而为佛郎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危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而工人阶级主观领导的不成熟，这一矛盾决定了二十世纪人类的命运。面对着危机形势，托洛茨基不停地向工人阶级发出警告，并向其指出了避开危险走向胜利的道路，但这一切都被工人“领袖”们置之不理。“他的雷鸣电闪都虚掷了。”托洛茨基目睹着工人运动的毁灭，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老医师，明知按基本的服药规则肯定能把一个心爱的人治愈，却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看着那些江湖骗子把它药死。”（托洛茨基：《我的生平》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页）

在击溃了欧洲工人运动后，资本主义世界又创造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德累斯顿的轰炸，广岛的核试验等最新型的人类文明成果，踩在数千万具尸体上，开始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一轮繁荣（斯大林在大战中替资产阶级火中取粟，也为此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能将这一切称为自我调解吗？

郑异凡先生说列宁认识到欧洲革命无望后，转向了东方。列宁在什么时候说过欧洲革命无望呢？郑先生能够拿出一点可靠的证据来吗？在此我们就不拿大量的引言来反驳郑先生了，以免读者们厌烦。至于说起东方，那么中国人民更不应该忘记托洛茨基。当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布哈林的“英明指导”下去充当国民党的“苦力”时，不是别人，只有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并指出了军阀们即将开始挥舞屠刀。（“苦力”政策最终）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付出了血的代价。

由于持庸俗的唯生产力论，郑异凡先生既便是表示同意不断革命论符合俄国革命的实际时，也表现出与托洛茨基的思想实质格格不入。郑异凡先生认为由于大战期间“生产力的破坏，民不聊生，才出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拯救俄国的客观需要”。托洛茨基则多次嘲讽了这种十月革命是由于生产力的破坏等因素所造成的“理论”。早在1904年，这时既无大战，又是无生产力的破坏，托洛茨基就预言，俄国工人阶级将在资产阶级还未充分行使其统治职能之前，率先夺取政权，而这仅仅取决于俄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果真如郑异凡先生所说的那样，1922年大萧条后，德国的生产力也遭到了极大破坏，那么上台的不会是希特勒，而必定是德国工人阶级。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托洛茨基既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死敌，也是欲与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妥协的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死敌。斯大林将其驱逐出境后，各“自由”、“民主”的国家也纷纷落井下石将其拒之门外，整个世界对于他成了个“没有鉴证的星球”，甚至托洛茨基的脑袋被斯大林的刺客打碎后，最自由的美国也不许其骨灰入境安葬。

郑异凡先生称斯大林将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捏在一起审判是个罕见的闹剧。其实，郑异凡先生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捏在一起，才是个罕见的闹剧。

二十世纪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托洛茨基更“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但是资产阶级和官僚或是对其进行肆意的歪曲，或是故意对其保持恶意的沉默，使托洛茨基变为最不被理解的人了。

当我们抛弃这一切歪曲和沉默，重新打开他的著作后，就会发现这其中蕴藏着二十世纪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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