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前沿｜电子医疗的时代到来，你是否担心隐私问题？
撰稿｜邬丹妮
All that may come to my knowledge in the exercise of my profession or in daily commerce with men, which ought not to be spread abroad, I will keep secret and will never reveal.
——Hippocrates Oath, 4th century
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
——希波克拉底誓言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电子健康档案能帮助生理信息记录、沟通、处理信息，是电子医疗中一种显著的科技进步。然而，即使考虑到了这项技术的预期价值，由于健康档案电子化扩散会涉及到隐私问题，对此技术仍然存在普遍的担忧。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使考虑到存在显著的隐私议题的隐患，是否一个人会被说服去改变他们对电子健康档案的态度和行为意向，并最终甚至愿意采取行动，让自己的身体信息被电子化记录？
一个人采纳电子医疗技术的意向会受到隐私担忧（CFIP）和接受说服消息后对技术本身态度（Post-Attitude）的影响。前期对于说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块，要么是消息内容本身，比如论点质量、消息长度、信源可信度；要么就是研究消息的受者：比如说个人的议题参与程度、动力、个人相关程度和前期的专业程度。在本研究中主要探讨的就是消息本身的特征（Argument Framing）和受者的特征（Issue Involvement）。为了调查这一问题，本文将拓展ELM模型，将对于隐私考量纳入模型变量去检验态度改变和最终采取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ELM精细处理可能性模型
ELM精细处理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是由Petty和Cacioppo提出的一种关于态度形成（Attitude Formation）和改变（Attitude Change）的双轨处理理论（Dual-process）。ELM为人们接受信息后可以被观察到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化的解释。简单来说，当一个信息在不同语境环境下呈现给个人，接受者会因为他们理解信息投入精力的不同而产生最后态度的不同，这些认知处理中的变量影响了信息的影响力。在一些情况下，一条消息的内容会被理解，而另一种情况下同一条消息的内容可能会被直接忽略无视。接受者不同理解投入也是源于人们不同的能力或动力。
因此ELM认为说服的过程可以通过中心处理（Central）或边缘处理（Peripheral）的路径，而每个人的不同个性化特点决定了这种说服的相对有效性。ELM认为，当处理能力很高时，消息接受者其实是在历经说服的中心路径，但是当处理能力比较低时，主要说服路径是边缘化的。所谓边缘化，即指消息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受到简单的标准或者线索影响，比如说信息内容包含了名人的背书、名人的语言表达魅力效应或者消息传者的外表。通常一个人会选择屈服于边缘化的处理主要是因为要么他不想要投入自己必要的认知能力或者他没有能力处理理解信息包含的内容。非专家的平民一般很少关注消息的论点框架，而是更多关注一些边缘线索，比如只看信源的可信度。
值得介绍的是还有一个与ELM非常相像、可以作为补充的模型——HSM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在这两种模型中，态度（Attitude）都被认为是一种随着接受者获得和处理信息时被形成的、可以被修改的存在。HSM模型与ELM的模型区别主要在于，首先能够支持HSM模型有效性的经验性研究较少；其次，HSM假定启发式处理路径可以与系统化的处理并行，换句话说，就ELM模型而言，说服对于人们可以同时激发中心和边缘处理路径。HSM模型中的启发式处理（Heuristic Processing）对应于ELM 的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而系统化处理（Systematic Processing）对应于中心路径（Central Route）。
议题涉及程度（Issue Involvement）,论点框架（ Argument Framing）
论文将ELM模型中影响态度改变的变量——议题涉及程度（Issue Involvement）和论点框架（Argument Framing）——理论化。同时由于过往研究发现接受者的认知能力（Ability）也是信息处理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由于此变量不是论文关注的重点，所以只将其纳入作为控制消除的变量。而对于变量信息隐私的担忧（CFIP-Concern For Information Privacy），研究认为隐私担忧能够影响（moderate）上述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且能直接影响态度。就此研究提出了如下的概念模型。
议题涉及（Issue Involvement）可以被认为是自我参照（Self-Referencing）、或个人相关性（Personal Relevance）。一般认为当人们可以把说服信息联系到自己的情况和经历时，对于信息的处理更加强。
论点框架（Argument Framing）指的是人们对于一个消息论点是否强而合适、而不是弱而可疑的认知印象（Perception）。这一变量来源于以往对论点质量（Argument Quality）和态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此处强调的是消息本质与影响结果的直接因果关系。正面框架（Positively Framed）的消息包含可靠的内容，也强调了消息的积极效果。相反，负面框架的消息（Negatively Framed）则会包含很多消极的结果。
由于大部分负面框架的消息主要就是出于隐私的考量，而我们需要检验的正是直接隐私担忧对说服和态度转变的影响，避免给人们有偏见。
因此在本研究调查中的366个对象只被分为两组，一组调查对象只接受正面框架的信息：
• 一次调查中，通过使用电子计算机化的健康系统，重大事故发生率下降了55%（Partner HealthCare System,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Bates et al. 1998, as cited in Angst & Agarwal, 2009, p.367）。
• 在一个城市或者乡镇医院实施电子档案系统每年可以拯救6万生命，预防50万重大医疗失误，还可以节省97亿美元（Birkmeyer and Dimick,2004, as cited in Angst & Agarwal, 2009, p.367）。
另一组只接受了中性框架的消息：
• 我已经使用一个软件程序来管理自己的健康档案两年了，这确实对我有帮助。（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user, as cited in Angst & Agarwal, 2009, p.367 ）
• 电子健康档案是未来之势。（anonymous user, as cited in Angst & Agarwal, 2009, p.367）
• 大部分学生说她们想要使用电子医疗档案来保存自己的健康信息（yahoo weblog，2003, as cited in Angst & Agarwal, 2009, p.367）
• 美国政府正在认真推行电子健康档案使用。
无论正面、中性，消息都是准确的、有确实引用的数据。
如何说服人们采用电子健康档案？
研究者发现，当控制其他变量时，隐私担忧越明显，人们就越不愿意用电子档案。而消息框架越积极，人们态度越能被说服，越愿意使用电子健康档案。积极框架的消息比中立框架更能说服更关注隐私问题的人们，并使他们倾向于采用电子健康档案。总的来说，隐私担忧会能很大程度上地调节论点框架和个体参与对于说服后态度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说服，高度相关参与的个体会更加愿意使用电子健康档案。高度相关参与的个体在在接受到中性框架信息后，说服后态度改变非常小，而在接收到正面框架信息后，态度净变化非常显著，这也说明这类与议题更相关的人群对消息的框架更敏感。
同时也可以关注到，积极框架的消息对于任何人群都能产生更好的态度变化的说服效果。可能的解释是，高度相关的人群更加主动想要得到电子健康档案的正面价值，而低相关的人群则更加被动、需要被更加强有力的论点说服。还有一种解释来自于ELM理论，高相关的人群会中心处理消息内容，而低相关的人群不愿意投入更多的信息处理精力，于是采取了边缘路径，简单粗暴地依赖信源可信度来判定是否改变态度。
无论是否关心隐私隐患，积极框架的消息比中性框架都更促进能人们的态度变化。虽然对于不在意隐私问题的人群，中立框架和积极框架的影响差别并不显著；但是对于那些非常关心个人隐私的人来说，只有积极框架的消息能说服他们。当将三者变量交叉处理并依据态度转变大小排序后发现，说服效果最好的情况发生在很关心隐私、对于电子健康档案也有一定相关的人群接受了积极框架的消息。其次则是很关心隐私，但是对于电子健康档案并不相关的人群，接受了积极框架的消息。令人振奋的发现是——最担心的隐私的一群人也能够是最能被说服的人。
因此研究用关于ELM的经验性研究支持了论点：不同的信息会影响说服态度的变化，合适信息的传播将最后有利于推广电子健康档案的结论。
在理论意义上，论文的意义在于：首先，以往文献疏于关注意图与ELM的关系，本研究将行为意图（Intention）纳入了ELM的模型中，且证明经过精细化消息处理后的态度与最终的行为意图有较大的相关性；其次，隐私议题此前还未受到明显关注，本研究将隐私担忧组织纳入模型中，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
在实践意义上，对于技术推行而言，泄露隐私的隐患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障碍，但不足以完全阻挡电子健康档案的推行。只要通过合适的消息内容，我们可以说服人们对电子医疗采取积极态度。传统的医疗系统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随着电子医疗技术获得关注、大数据时代信息电子化的到来，即使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不强调隐私保护，该结论有助于电子健康档案在当今隐私担忧背景下的推广。
参考文献
Angst, C. M. & Agarwal, R. (2009). Adoption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in the Presence of Privacy Concerns: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and Individual Persuation. MIS Quarterly, 33(2): 339-370.
（图片来源于网络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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