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寒门的胡春华和力挽狂澜的王岐山
新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身寒门，在西藏工作23个年头
两会新华社3月19日快讯：大会经投票表决，决定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为国务院副总理。
资料显示，胡春华已任国务院副总理。
一、山里娃子上北大
▲ 翻拍于1983年7月9日《光明日报》头版
首先我们从1979年的高考说起。关于当年的高考，《湖北日报》和《宜昌报》的有关报道不多。1979年7月11日的《宜昌报》报道说，7月7、8、9三日，宜昌地区和宜昌市有3万2千多考生参加了这一年的全国高考。
当然这3万2千多的考生里，就有一名考生，他叫胡春华。
当年他仅仅16岁，是宜昌地区五峰县二中的一名学生。
按照报道说，当年全国重点大学是在当年的八月下旬陆续发出录取通知书。那就是说，胡春华应该是在1979年的8月下旬拿到的北大录取通知书。
不过《宜昌报》是在1981年6月23日、也就是在胡春华已经上北大两年后对该事进行报道，标题是《山里娃子上北大》。
胡春华以360.6分成绩考取北大，当时报道是这样写道的：“五峰山区一个山里娃胡春华，1979年以360.6分的好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但是大家只要提起这事，总是说“农民家里出‘状元’”。
于是“宜昌报记者在1981年6月上旬又一次来到渔阳关公社马岩墩一队，走访了胡春华的父母亲。”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当时胡春华的家乡是宜昌地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公社马岩墩一队 （现在的渔洋关镇马岩墩村）。
文章接着说：“胡春华的父亲母亲说，当年录取通知书下来，前来家里祝贺的人每天推进涌出的，屋子里像过节一样热闹。
“县文教局的同志还说，春华上学途中的车船和住宿费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周边的乡亲们也给春华送来了钱、粮票和学习用品。
“石柱山公社的许老师特地走了几十里山路送来了十元钱和十斤粮票，并对春华爹说：‘党培养孩子上了北大，我们当老师的也高兴’。”
▲1983年7月胡春华在首都高校毕业生大会上的发言
二、上大学前的暑假，工地背河沙挣了100多元
2009年02期《廉政瞭望》有一篇关于胡春华的报道。这篇报道说，初中离家8里路、高中离家13里路。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胡春华初中高中他都走读，脚板上的茧有铜钱厚，穿烂的草鞋有一大堆。
而拿上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后的这个暑假，胡春华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他每天都背上背篓，到水电站工地干活，背河沙。一个暑假挣了100多元。
《宜昌报》报道说：“当时十六岁的春华，个子不高，又没有出过远门。春华的大哥把他送到武汉后，遇到了一位上北京进修的肖老师。肖老师虽然与他们萍水相逢，却主动提出来带春华到北京去。“到北京后，肖老师先把春华安排住下，第二天帮春华取回行李，亲自送他到北大。入学后，学校给春华评了甲等助学金……”
▲1983年5月4日的《光明日报》 以及对胡春华的报道。
三、主动申请到西藏工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专门报道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1983年5月4日的《光明日报》报道说，胡春华是北大中文系学生，曾担任团总支副书记，并在1982年被评为校三好学生。学习期间经常翻阅《西藏日报》、《西藏文艺》等报刊杂志，他认为自己从小在山区长大，身体素质好，家里有兄弟姐妹照顾父母。去年（1982年10月）他在填写毕业生分配调查表时，就表示毕业后愿意去西藏工作。
此后，他每周两次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文，并天天坚持锻炼身体，为将来赴藏工作做准备。寒假回家时，专门征求了家人意见并得到同意。今年三月，他向系领导正式提出去西藏的申请。
1983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以《北大毕业生胡春华自愿去西藏工作》为标题做如下报道：
“据新华社电 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胡春华到西藏去工作的要求最近已得到正式批准……
这篇报道尽管文字不多，但是作为《人民日报》单独对一个北大毕业生的去向做单独报道，应该是属于罕见。而且《人民日报》是根据新华社电来的。
▲左上图是当天《人民日报》的版面，右上图是有关报道的具体内容。
光明日报1983年7月9日头版以《我要求到西藏工作不是一时的冲动》为标题大篇幅报道了胡春华的事情：
《光明日报》对这篇报道还加了“编者按”：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应届毕业生胡春华，主动要求毕业后到西藏去工作的消息在本报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最近北京大学中文系团总支的《团旗》编辑部，组织一部分学生与胡春华座谈。
下面是这次座谈的摘要。这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充满了一个赤子对祖国的真诚。它反映了党培养出来的新时代大学生对人生、对社会深刻的认识和成熟的思考，很值得一读。
问：你才20岁，还是个毛小子，你敢担保你的思考是成熟的，不是一时的冲动？
答：我自己认为我的思考是成熟的，不是一时的冲动。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我在去年三月决定不参加研究生考试后，我就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了。我有目的地阅读了一些有关西藏的报刊、书籍，又找了一些从西藏来的同志交谈，向他们了解西藏的情况。在去年十月我向系里提出这一请求后，老师和同学们又给我提出了许多问题让我思考。我的决定是在对西藏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对自己的客观情况作了一定的分析后作出的。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我对西藏的了解还很不够，对自己的认识也会出现偏差，在个别问题上考虑会有所欠缺，这是完全可能的。
问：一个青年人应该具有责任感，一个大学生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你是不是认为去西藏才能体现出这些来？
答：我认为国家的需要并不仅仅在边疆，内地也需要人。需要留在内地，留在大城市、留在名牌学府，也同样是国家的需要。在这些地方同样可以尽自己的责任，同样可以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体现责任心。服从国家分配，并不一定非得去边疆、去西藏。去西藏那只是我个人的选择。
问：你去西藏似乎是给人一种个人奋斗的嫌疑。
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正是这种希望促使我们不断地进取。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奋斗。个人奋斗是指那些以我为中心，一切为了个人利益的奋斗。我不太注重个体的作用，而是重视集团的价值。因为个体离开了它所依存的社会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人的奋斗是否有价值，他的前提就是在于其有目的是否在为社会服务。
问：倘若专业不对口，把你分去做社会工作怎么办？
答：专业对口不能片面的理解，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文科和理科不大一样，文科不仅要培养专门学科的研究人员，而且还要培养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才。广义说来，我们被分去从事社会工作同样应该算是对口。在四年的学生中，这两个方面的能力我都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搞专业研究，从事社会工作，都有一定的基础。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来说，我倒倾向于从事社会工作。
问：你是否打算在西藏干一辈子，对于那些要求回内地的人你怎么看，你最后是不是也会和他们一样？
答：在西藏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内地，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西藏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差，有许多困难是我们内地无从设想的。一些同志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后要求回内地，是合理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他们在西藏工作期间，为西藏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是应该受到人们尊敬的，对他们进行非难是完全不应该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没有在西藏工作过的人来说，更没有资格非难他们。至于我自己，现在还难说，因为未来还是个未知数。
问：你对照顾父母的问题是怎么考虑的，你的父辈、兄弟姐妹是否真支持你？
答：我家在湖北五峰县山区，父母都是农民。兄弟姐妹六个，大哥在当地县文化馆工作。嫂子就在本生产大队。大姐出嫁在本生产小队，离我家只有两里多地。小姐是也在家里，虽成家，但仍住在一栋房子里。弟弟在宜昌师专读书，他属于定向招生，可以分回到本县。妹妹现在家务农。他们都在父母身边，照顾父母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至于说到父母兄弟是否支持我，我想引两段家里人的话回答。
父母在给我的信中说：“你上西藏的申请我们知道了。你听党的话，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是好事，是很光荣的事，我们都支持你。”
大哥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看到了《光明日报》关于你毕业后赴藏工作的报道。既然你下了大决心，那就勇往直前吧！”
《光明日报》1983年7月19日以《王震在首都高校毕业生大会上号召同学们——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再次对相关新闻报道。
报道说，由教育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联合召开的首都高校一九八三届毕业生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
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领导有习仲勋、王震、姚依林、邓力群、胡启立、乔石、郝建秀、伍修权等。教育部长何东昌主持大会。
最后是三位毕业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们是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系毕业生李利平、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生陈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胡春华。
▲《光明日报》当天的报道。《中国青年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至于在首都高校毕业生大会上，胡春华说了什么，当时的报纸没有报道。不过《湖北日报》2006年12月7日三版上关于当时胡春华在大会上发言的一段内容：
胡春华在大会上发言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占国土总面积的60%，且大部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天地。我的家乡，也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我可能至今还封闭在大山里，从事刀耕火种的生产劳动。所以说只有汉民族实现了现代化，不等于中华民族实现了现代化，不等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
四、从五峰到西藏走了23天
每年的7、8月份，是高校毕业生们离校的日子。
1983年8月20日，胡春华从五峰出发，从宜昌乘火车经洛阳到西宁，换乘汽车到格尔木，穿过柴达木盆地，翻过唐古拉山，行程4000公里，历时23天，9月13日到达拉萨。
在1983年9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有一篇文章《在报到处门口》，文中说，这几天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人事处很热闹，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毕业生都开始陆续报到，有来自北师大数学系的林富祥，有来自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王涣春，有来自西南师院体育系的宋毅，有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的俞江……。
当然其中就有来自北京大学的胡春华。不过胡春华应该是在10天以前就到了拉萨。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家乡。
在胡春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后，《湖北日报》2006年12月7日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人生乐趣在攀登——记五峰走出的山里娃胡春华》。
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得出，西藏工作期间，胡春华很少回家探亲，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家乡的爱。
对父老乡亲说：“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家乡，那里有我的亲人和兄弟姐妹，有辛勤培育我的老师，有我年少时的伙伴。”
1992年正月初，胡春华携爱人、女儿回到五峰。这是儿媳和孙女第一次到五峰。他对父母说，这次是组织上批准他几个月的假期。但是三月初二，自治区党委打来电话说“有重要工作，速回”。第二天凌晨5点携带妻女踏上返藏的路程。
走过一山又一山，翻过一岭又一岭。胡春华说：“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家乡，那里有我的亲人和兄弟姐妹，有辛勤培育我的老师，有我年少时的伙伴。”
对师弟师妹说：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
他曾在母校校刊《文心》上为师弟师妹写下这样的寄语：“我是五峰二中七八级的毕业生。
《文心》取名于《文心雕龙》，自然是陶冶学生的文学素养。爱好文学的人未必就能成为文学家，但许多人却正是从爱好文学走向成才之路的。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年轻人需要有些幻想、需要梦想。总有一天，你们中间会走出一群人来。我衷心祝愿有这样美好的结果”。
五、很好地与藏族官民打成一片
西藏，他历任区团委组织干事、拉萨饭店人事部副经理、党委副书记兼人事部经理等职。1987年8月，年仅24岁的胡春华出任西藏共青团委副书记。消息人士说，由于当时他实在太年青，并未相应地把他提拔为副厅级，仍是正处级。直到1990年2月，胡春华的级别才变为副厅级。但当时不足27岁的胡春华，仍是当时全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官员之一。在雪域高原，他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干部，走上了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的领导岗位。
1992年3月，他被派到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任行署副专员，9个月后，便升任西藏共青团委书记，29岁的胡春华成为最年轻的正厅级官员。
两年半后，也就是1995年7月，胡春华再次到地方政府工作，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年零两个月后，胡春华被派往中央党校培训部一年制中青班学习，毕业后不久，便升任山南地委常务副书记（正地级，主持地委工作），但1个月后便调回北京工作。
1997年12月，胡春华被安排进入共青团中央，出任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34岁的他又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之一。在这个职位上，他干了3年，其间再次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
三年之后，胡春华又返回西藏。2001年7月起，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兼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书记，2003年3月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2005年起任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党校校长。
公开报道显示，胡春华在西藏工作的十多年里，西藏７个地级市去了６个，７５个县市跑了５０多个。对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他步行前往检查工作，一来一回走了１５天。
有媒体报道，胡春华在西藏工作期间，稳重、持平、爱下基层、精明能干、办事能力极强，而且能说藏语、跳藏舞，很好地与藏族官民打成一片。
▲2006年12月7日 《湖北日报》对胡春华的报道
六、执掌共青团，“烧了一把火”
胡春华出掌共青团后，在履新３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先后考察了赣鄂皖闽４省。“只有走到老百姓的身边，我们才能与老百姓的心靠近。”这是胡春华在西藏工作时的座右铭，而现在胡春华则是努力走到青年身边。在江西，胡春华前往江西蓝天学院、南昌理工学院等民办高校对学生嘘寒问暖；今年春节期间，胡春华则与首都高校的留京学生一起包饺子过年。
2007年３月１７日，在共青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胡春华“烧了一把火”。他痛斥部分团官员心态浮躁、忙于应酬、夸夸其谈、行为张扬等作风，要求团官员低调做人，少说多干。其措辞之严厉，在共青团领导的讲话中，颇为罕见。
“现在社会上对团干部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浮躁：学习上懈怠，不认真学习理论，不用心汲取新知识，不深入思考新问题，跟风，人云亦云。工作漂浮、敷衍了事；活动花样翻新、形不成项目品牌；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喜欢出彩上镜，急于出成绩、出政绩。归根结底是对团的岗位认识有偏差，没有树立正确的成才观。”胡春华认为，部分团干部太看重个人的所谓进步，总是在算计任职年限，总是在比较自己和别人成长的快慢。“更有甚者，来了就想提，提了就想走。”胡春华警告说：“如果听任这些不良之风蔓延，势必严重损害共青团的良好形象，最终会损害党的事业。”
七、在多个岗位上磨砺成长
胡春华除了在西藏和共青团工作外，他先后在河北、内蒙古、广东多个省份任职。
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媒体到河北代表团旁听全体会议。据记者报道，当天时任河北省省长的胡春华“持续着低调的风格，整个下午一言未发，只是倾听”。
两会闭幕后不久，胡春华即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随后也成为内蒙古团的人大代表。
201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他率团参加会议。据媒体报道，在会议讨论中，无论其托腮倾听代表发言，还是提笔记录，都会引来快门的“咔嚓”声。
中新社的文章描述了一个小插曲：
讨论过半，胡春华起身欲去卫生间，不明就里的记者以为他要提前退场，立刻蜂拥围堵。工作人员不得不大喊：“是去卫生间，还回来，还回来。”如此，胡春华才得以如愿。
此次会上，一些媒体留意到十八大后胡春华将到广东履职的传闻，胡春华笑着说：“首先感谢媒体对我的关注，但大家都看到，我现在还是内蒙古的书记、内蒙古代表团团长，我在这里只回答你们关于内蒙古的问题。”
这一年，胡春华南下广东任职。广东的反腐和扫黄引发全国关注。也是在两会期间，身为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回应“东莞扫黄”问题时明确表态，广东绝不允许黄赌毒泛滥而坐视不管。
十九大后，胡春华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进京工作。此次，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胡春华，男，汉族，1963年4月生，湖北五峰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1979－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
1983－1984年，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
1984－1985年，西藏青年报社工作
1985－1987年，西藏饭店党委委员、人事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人事部经理
1987－1992年，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1990.02副厅级）
1992－1992年，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
1992－1995年，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书记
1995－1997年，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其间：1996－1997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2001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
（1996－1999年，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2000.09－2000.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1－2003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
2003－2005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2005－2005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2005－2006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
2006－2008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2008－2009年，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
2009－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2010－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2－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201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综合整理新华社、《人民网》、《新华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宜昌报》、《廉政瞭望》2009年02期 、《北京青年报》、广州旧闻、政知见、百度百科等资料。今年的全国两会有些特殊，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一场“史诗般的两会”——5年一次的国家领导人换届选举、首次进行宪法宣誓、宪法修正案、国务院机构改革等，创下了25年来的最长会期纪录。
我们把镜头定格在3月17日，定格在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的那一瞬间，定格在习近平向修改后的宪法宣誓的那一刹那，定格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握手的那一时刻。
从这个镜头往前，是宪法64年的变迁和国家主席制度在时代中的演进。
王岐山的知青岁月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张蕾
发表时间：2015-03-19
“文革”时他是下放延安的北京知青，改革时他是摇旗呐喊的理想青年。他的经历是一代共和国同龄人的样本，也是不可复制的个人道路
地质学者、西北大学副校长张伯声先生曾向前来请教的学生这样讲述自己最著名学术成果的得来：20世纪20年代，坐船赴美。旅途漫长，他坐在船头，天天看浪，看大江大海的“涌”，突然冒出个想法：为什么这浪涌不是直上直下的？根据既往所学，他认为，海浪这种涌动的方式，从力学上讲是最省力的，进而想到，“大自然地壳的构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运动。”受此灵感启发，他推导出“地壳波浪镶嵌”学说，获得国际承认。
向张先生请教的学生中，一名历史系学生事后回忆说，老校长的讲述，“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的潮流与大自然实际上有一样的属性。那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赢；逆历史潮流者亡，或者叫败。因此，要顺潮流而动。”
这位善于吸纳和推演的学生，叫王岐山。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就读，时年25岁。从波中一叶到浪中掌舵，老校长的启迪“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饥饿的现实感
北京学生郭路生1968年底写下这样一首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
这是知识青年启程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情景。浪潮中，北京35中高二学生王岐山也被送往延安，那是1969年元月。
冯庄公社的刘姓副书记在北京提前与知青见面时，言之凿凿：我们那地方可好，满山果树，有苹果吃。他怕这些年轻的娃娃知道冯庄穷，不肯来。到达延安后，老乡们用毛驴车，把学生们接到各自所属村落。
娃娃们一看，有高山是不假，但光溜溜的，根本没树。此后每见到刘书记，就俩字：骗子。
王岐山被分配到康坪生产大队，同来的还有女朋友姚明珊。在时任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的记忆里，王与姚的关系，当地人是听北京娃娃们说的，“他们在北京就认识”。队里的北京知青，男娃奔着王岐山，女娃跟着姚明珊，一起来到康坪。
“知识青年来了，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也不会吃，囫囵地吃，粮食的壳儿还留着，没有磨成面，就那么煮着吃。饭也不会做。最后我们派了一个老婆儿，给他们做了大概半年。陕北那些杂粮，乱七八糟的做法，他们不会（做）。城里是炒菜，这里一锅烩。”尹治海说。
那种饥饿的感觉王岐山一直记得，日后他曾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知青们呼噜呼噜吃掉大烩菜，开始学习干农活。适应了一年，像那么点样子了。在尹治海眼里，城市娃娃们粗活不惜力，但细活干不来。女娃能甩开膀子用手拾粪，但扶犁耕作、开手扶拖拉机这种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只有个别男娃学得来。
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
“有时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尹治海说。
康坪村知青张佩侠还未报到就跟其他生产队人员打架，老乡们听说他在北京时就顽劣。到了康坪之后，王岐山负责“教育”，吃住看紧，其他知青与他配合，不时冷落与关禁闭、罚体力劳动并济，“人家（其他）11个知青都争气，就他一个小混混。”延安知青尹大才说：“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样的，后来也当了老师。”
因着强大的号召力，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还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
尹治海觉得，王的号召力是从首都带来的，听说其在学校里便是风云人物。
“你要让王岐山打架，他谁也打不过，他体质弱。但谁也说不过他。人家能把知青都拢住，知青都服气，老百姓都服气，我比他大3岁我都服气，比我成熟。”尹大才是下放较早的延安本地人，带着老婆孩子插队，住在北京知青的隔壁。尹大才夫妻两人跟北京知青们一样，管组里的领头人叫“岐山”、“珊子”。
“王岐山把政策学得（透彻），人家就不像个知识青年，比蹲点干部都渊博。”尹大才记得，一季枣子成熟时，公社来了干部，“抢枣”，“队长挡不住，王岐山去，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就是）搬政策、讲道理。”
生产队对王的敬意，也来自于明白人的引领。“原来我们生产队长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老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那人见过世面，（知道）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有知识，队上有个啥事，咋个适合不，让王给他把把关。”尹大才很为自己是康坪生产大队知青的一分子感到骄傲，虽然也被北京知青“连累”，自留地分在水边，难养活，他也自认为充当了北京娃和延安老乡之间的桥梁。
北京知青们顶着农村户口，思忖着“扎根一辈子”的誓言，但老乡们却意料他们待不长远。村里的赤脚医生空缺，他们找来尹大才顶上，想着北京娃娃文化虽好，说不定哪天就回城，指望不上。
底层社会的艰苦和无序，多少还是让知青们失望。尹治海动员大家写入党申请，没一个人应承。即便如此，王组长带领着青年突击队，干活表现还是不差。尹大才和尹治海记忆中，康坪大队的知青从未有过不良记录。
一周劳动6天，学习1天。“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尹治海想着，主要是让知识青年们得一日喘息休息，读读报纸就可以了。知识青年们倒真有学习的积极性，村里的《红旗》杂志等读物都是他们订的。但体力劳动终究辛劳，年轻人下工回来下下棋，打打扑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做个桌子”，“他就看他的那些物理化学数学。”尹大才不以为然，对王说：“这个屁用也不顶。”尹记得王回答说："文革’期间，这个也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
尹治海也夸王岐山学得好，“他看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对这稀罕物，村里有人议论：哎呀他看的是什么书？外国的书，是不是不正确的书？
对于这稀有之书的来源，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知道一些。他曾为写作习近平延安插队经历而在延川县梁家河采访，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习近平。他曾听习谈起，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就合了一床被子。当时习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王岐山给留了下来。
尹大才也记得王岐山跟他说过自己和习近平的友情，“我知道他们好。”王曾问尹：习仲勋你知道吗？尹答：知道，西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王：他儿子也在延川，他们那边如果请你过去你去吗？尹：我去你给我挣工分啊？
康坪知青里，数刘捷字写得好，他在村口的土墙上题过8个“可大的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王岐山用刀子把字刻了下来。
“那时候乡政府说，那几个字写得好，知识青年写下的，要保存好。结果（后来）修路都铲了。”尹治海说。
尹大才也为那8个大字可惜，他更可惜的是冯庄公社没有宣传康坪知青的优良作风。他想写本书，暂定名《康坪村的北京娃》，“王岐山是知青小组长，我要写知青小组，任何一个人的事情都离不开他，每个人的故事都跟他有关系，就是做配角，也不可能没他。”
苦虽苦，赤脚医生尹大才却也觉得：“插队是个双刃剑。学习误了……可是，来锻炼也达到了好处，像王岐山这样，来生产队，方方面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参与过了。”
丰满而谨慎的理想主义
1971年9月，林彪的飞机掉了。尹治海去地区上开会，市委副书记千叮咛万嘱咐：保密保密。一回村，北京知青就围上来：开会是不是通报林彪的事？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段，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早早关闭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5年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博物馆便到延安招上来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队上有两个名额，据尹治海说，大家都去面试，口才上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此时，姚明珊因父亲的问题，无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暂别女友，来到西安。
其时“文革”虽进入平稳期，博物馆复工，但集体生活中吃饭前早请示晚汇报、排着队念毛主席语录、每周一日的政治学习闭馆也都是不能少的。好在业务学习也没荒废。西安碑林有一块景教碑，世界闻名，介绍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馆里一位老先生单给年轻讲解员讲授有关该碑的知识，就讲了两个月。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平平（化名）比王岐山等人晚4个月入馆，是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同北京知青一起做过8个月的讲解员，与王岐山交好。2011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西安调研期间，特意安排一晚上的时间，约上8位（实到7位）友人在老博物馆（现碑林博物馆）叙旧。那一晚，王岐山提起，他至今还记得关于这碑的知识，“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那一晚，老友们从7点半聊到10点多，王平平跟王岐山直说着陕西话，后者则举着水果给这个送给那个递，香烟不离手。此情此景让王平平觉得，“有些东西和几十年前一点都没变。”
王岐山将叙旧与工作的界限严格划定。馆长邀他顺道看一下新的石刻馆，他没答应；馆里送他碑帖作礼物，“一块真的碑帖都上万块钱”，他一口回绝，“一点面子没留。”王平平拿着卡片机，让茶室的服务员帮忙拍了几张照片，而馆里专门负责拍照的工作人员没能进入王的叙旧局，馆长和书记都只能在外等候。陪同的常务副省长和陕西文物局局长虽得进门，也只能远远拉两把椅子，互相说说话。
在王平平看来，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在陕期间，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知识储备、观世视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维度变得多元起来。
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特殊历史时期中的陕西博物馆，像一座中国大舞台的微缩，纷纷繁繁，闹闹哄哄。其下情景，时而残酷恐怖，时而啼笑皆非。
青年人们四处搜集书籍，地下读书会成为他们结交志同道合的平台之一。从阅读心得到当下时事，人们在迷雾中摸索，生存与未知是他们的原始动力，以隐秘而又难以抑制的热情讨论着中国的现实和出路。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员，他还带着一如既往的号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博物馆找他探讨问题。一次军代表在大门口堵到他，说了几句：今天从早到晚来了几十个人找你，都不买票就进门，你给博物馆造成了损失。
西安人葛岩在他的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提到他在此时结识的王岐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际亲和力。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
擅交朋友的王岐山同时也显示出稳重谨慎的一面，虽然西安各个派系他都有接触，但绝对不介入具体事务。
王岐山、王平平等一圈朋友，在互相掩护、互相帮扶和互借“禁书”中度过前途未卜的岁月。《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袖章、语录、社会的疯狂曾令他们震惊，对应着认知中国的现实；也曾在深夜里扳着手数，开国元帅10人、大将10人以及众多上将，当下境况怎样，命运如何。
这个时期的王岐山仍然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今后道路的规划。他依然没有入党。
"文革’的时候你能把命保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国的前途谁都看不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有个人的命运呢？”虽然带着悲观，王平平不认为“文革”对于他这代人来说，只有负面意义。“文革”逼着大家在风暴式的环境中迅速认知事物、辨明是非，经历人生的磨难后变得更加坚强。
"文革’中能够最后认识到这些，或者在这个过程能有所领悟的（人），是比较少的。大多数人就是经受苦难。还有少数人没有挺得过来，人都不在了。”对于日后走上仕途的王岐山来说，“他这种成长经历不是后来很多其他技术官僚能够体会得到的。”
穿梭于不同话语体系
王岐山早年的一位朋友曾以某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描述王岐山的特质：大城市里百十个团体，有知识分子、高干子弟、文艺界子弟、军干子弟，还有各种地域性团体，各个圈子之间鲜有往来，甚至隔阂颇深。只有一个人，不属于任何团体，却能在各个团体中周旋，不管是否意见一致，也不论阶层是否平等，总能相谈甚欢。
王的社交能力在他返回北京后愈发凸显出来。他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结交了更广泛的朋友。
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等人，对当年的实习研究员王岐山的评价为：实在、平易、学术功底尚好。80年代初期的社科院高干子弟云集，光近代史研究所里就有陈毅的儿子、贺龙的女儿、董必武的儿媳妇、朱德的秘书等，而王岐山表现得比普通老红军将领的后代还更显踏实。
“（只）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当时骑个雅马哈。”社科院的老员工回忆，这辆扎眼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当时算奢侈品。
这辆摩托车对王当时的活动能力贡献不小。在他结识了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3人并联名提交经济研究报告之后，逐渐得“改革四君子”之名。
黄江南在《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1979年，黄等人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友人李银河听到黄的分析后非常着急，觉得为避免国民经济危机，应让上层领导知道。经李银河与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朋友林春介绍，黄、翁、朱3人结识王岐山。
“他（王岐山）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4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报工作。”
报告提交后，4人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史称“老青对话”。“老青对话”对同时代热衷探讨中国道路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少杰描述当时他们那代年轻人的心情为：“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
从此，王岐山的道路转向经济领域。
1984年莫干山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人员是从全国各地提交的论文作者中选拔出来的青年才俊，会议就国民经济的热点进行了激烈讨论。但在当时，这种讨论与集会，带有一定风险。据柳红所著《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黄江南这样谈风险应对：“政府是由人和部门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他们来，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没几杆大旗不行。没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历史又一次呈现出剧烈与复杂的局面，全国上下依旧在探索。1982年，王岐山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次年入党，6年间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正局级研究员。1988年起，历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并力主建行改制、中金公司的组建等中国金融界大事。从此兼备对中国根本问题（农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潮流（金融）的把握。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王岐山被委任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为消除消极影响，他曾接受“联办”旗下《财经》杂志的对话专访，阐释“窗口公司”历史使命的结束，强调“谁的孩子谁抱”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确立。
王岐山更为人熟知的危机处理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从海南任上被急召入京，上任第10天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次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向百姓呈现、解释当下抗疫局势。一句口头禅“说实在的”广为人知。
2004年，南方传媒集团原驻京办事处主任、原驻京首席记者方进玉曾在面访王岐山时提出：“去年（2003）抗击非典的记者会，面对全北京、全中国的大恐慌，面对国内外记者那么多刁钻问题，你的应对太精彩了……只有一个地方，你公开赞扬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愧为《纽约时报》’，还赞扬美国记者‘提的问题就是尖锐’，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以为你在暗讽国内记者提的问题不尖锐。电视直播一出来，我就担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回答，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呢？”
王岐山回答说：“没有啊。去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中央领导都表扬了啊，说我是放得开、收得住。”
据方进玉所知，“王岐山为那次新闻发布会做准备时，他的那些发言提纲—特别是针对外国记者必然会提出张文康、孟学农被免职的问题，其答复的核心内容，应该已经得到了当时市委书记刘淇，甚至是中央高层的认可。”
王岐山的张弛有度、应对得当也曾让世界卫生组织的媒体专家印象深刻。2003年劳动节这天，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邓小虹在参加世卫组织培训时碰到代市长王岐山。据当时媒体报道，邓小虹说，在模拟发言环节，王岐山主动要求第一个来，回答法国老师模拟的外国记者提问。重放录像时，“王市长的录像几乎成了讲解的样本。”法国专家对王的评价是：“一个非常有主见、有见地和有决心的领导，他不会让记者牵着鼻子走，而是用自己的思想引导记者从政府工作和政府努力的角度去问问题。”
王的话语能力由此可见。吸纳民情，讲解官方，直面舆论监督，对老百姓说市井之语，对外国友人讲述人情故事，穿梭在各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不回避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自传《峭壁边缘》中记述了自己亲历的2008年金融危机，多次提到他跟王岐山打电话。当时王岐山是主管外贸和金融的副总理，多次与保尔森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打交道。保尔森称，自己视王为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保尔森曾这样评价王岐山：“我所认识的王岐山行事果断，好学好问。他是一个执著的历史学家，喜欢哲学辩论，还有着略显顽皮的幽默感。”
跟保尔森类似，美国第24任（2001至2009年）劳工部部长、同时也是第一位美国华裔部长的赵小兰女士，对王岐山的外事交往能力和风格，同样印象深刻。
赵与王第一次真正接触，是在2008年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赵对王的第一印象是“开朗、有风度、健谈，让每个人都觉得舒服”。
“王先生的自信、坦诚，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轻松地交流。他不惧怕承认，甚至是非常开诚布公：中国面临着许许多多挑战。他把这看作是帮助别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积极途径。”赵在回复本刊的电邮采访时说。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闭幕会上）他把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一边，这是前所未有的场面。他坦承，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这么做是冒有风险的，但他的脱稿讲演‘来自真心’。”赵小兰说，“这一点尤其为美国为政者们所赏识，他们更喜欢这种非正式的交流，有助于建立一对一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来，领导人之间的交谈会非常坦率，难点突出。”
一个典型例证是，“他以他的丝绸领带来解释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看法。他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产权是个比较新鲜的问题，人们第一次知道它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而现如今，全球的人们都戴着中国丝绸制作的领带，因为中国人把自己的发明与世界分享了。”这个故事尽力消除美国人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淡漠的批评甚至愤怒，让赵小兰记忆深刻。
“他讲故事，甚至讲笑话，我们以前从未想过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会运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在美国，为政者用故事或者笑话作为他们演讲的开始，以便让受众放松，是很常见的。所以大家非常喜欢王副总理的方式！……他的演讲直率、有趣、见解深邃—这真是让观众难忘！”
2009年赴美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其不意，赠予王岐山一只篮球作为礼物。王年轻时确是篮球爱好者，还在记者面前秀了转球技法。王平平曾开着玩笑问过王岐山，奥巴马送你那个篮球要不要交公？王登时表现得像个孩子：凭什么？
同样在这次赴美谈判期间，王岐山和美国财长盖特纳接受PBS（美国公共电视网）《查理·罗斯秀》的联合专访。时政访谈资深主播查理·罗斯问王岐山：有人说美国要遏制中国发展，你相信吗？王回答：“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多次说，希望中国繁荣发展……我相信你们总统说的话。”
老到的主持人又问：你觉得中美之间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王直接说：“美国人对中国不是误解，关键是不了解。”
在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查理告诉王岐山，他最近拜访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说你是他最爱打交道的中国人。他对你好一通表扬，说希望你永远履职，永不退休。”接着播放了一段查理与李光耀的对话。
李：我愿意跟王岐山做生意。
查理：……有人说他会继续供职于政府，尽管他已经65岁了（此处有误，2011年王岐山63岁—编者注）。
李：是的，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让他一直留任。没有人（在一些特定方面）能胜过他。务实、强硬、幽默、机敏，做正确的决定—就中国的立场而言。
镜头转回演播室现场，王岐山自然地接过话头，问查理：“你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桌子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孔子的像？”在场3人一起大笑起来。
“我在90年代到他办公室和他谈话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个谈话桌子上摆了一个中国的孔子像。李光耀先生应该说是，走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国家’的发展之路。他既用了东方的文化，也用到西方的文化。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上用东方的多，而在制度上用英国的多。”
扭转了剑拔弩张，访谈在轻松愉快中接近尾声，王岐山指指自己的耳麦翻译器，一语双关：“我现在才习惯这种谈话方式。”节目在查理“希望我们下次谈谈历史”的邀约中结束。
该严肃时强势、威严，该放松时大声说话、大声笑骂，王岐山分寸感极强，公职与私人领域界限分明，上得庙堂，下得田间，中间理顺得各样关系，强硬与妥协并济，以求问题解决。
2004年面访时，王岐山曾和方进玉聊起中央电视台新址规划问题。王说：央视新址建在北京CBD的核心区，这里本来就很拥堵了，但央视和广电部报送给北京市的规划图，仍然希望把央视新址整体围成一个封闭大院子，我只好不断与他们协商，请央视一定要对新址的规划作些修改，给市政留出两条路。
“我听他说，尽管当年的央视台长和广电部负责人反复说，央视的安全警卫很特殊，留出公共道路不方便，希望把央视新址及其附属设施全部封闭起来，但王岐山一直坚持说：不行。不能因为你们的新大楼，就把CBD本已拥堵的交通，搞得堵上加堵。还好，经由王岐山的一番劝说和坚持，央视和广电部的领导终于同意修改规划了。”方进玉说。
新的历史使命
十八大七常委亮相后，王平平接到电话：岐山怎么分管中纪委了？
这是执政党新班子上台后被舆论热议的话题。中纪委书记一职，跟王岐山副总理任上的职责无直接相关，他的工作履历中也没有类似情况。惟有“救火队长”的“称号”一脉相承。腐败问题是当前中国政治的最紧要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王岐山履新，雷厉风行的行事方式也一起到任。中共中央贯彻“八项规定”，改进文风、作风、会风的新气象，对王来说，这是多年来一直的行政方式。
据农研所时的同事回忆，王在联络室主事期间，“不说废话”。到杜老（杜润生）那里开会，了解完情况，交代下去待办事宜，就散会，“简短”，“办事风格非常明快”。
通报纪委系统自行清退会员卡的会议，只用了20分钟。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为防止秘书代笔，王岐山现场给大家布置作业，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写一篇学习党章体会。他在见外国友人时笑称：以前就怕念稿子，现在得了济了（编者注：得济，北方方言，指有益、得利）。他在与相关专家座谈时，也要求学者们不要念稿，简短、直接表达观点，去掉“尊敬的王书记”之类的寒暄。座谈末了，还推荐大家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引发一场中纪委内外、全国读史热。
据中纪委工作人员说，他在中纪委办公的时间远远超过在中南海。
2013年1月，王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发言中说，治腐“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显示其现阶段的工作思路。
综合媒体已有报道、接近中纪委人士的介绍以及《纪委监察干部工作手册》等方面的信息，中纪委原来设置8个纪检监察室，1室管国有企业，2室管金融机构，3室管教科文卫，前三室不涉的其他中央机构及国企由4室监管。5-8室分管各省、市、自治区。王上任后，新成立9室、10室，将5、6室拆分，新的对应方式为：5室对西南，6室对华北，7室对华东，8室对中南，9室对西北，10室对东北。
“（比如）原来一个室下面三个处，一个处要管两个省，现在可能一个处只管一个省了。（查处）力度肯定大了。三四个人只盯一个省，一个省能有几个省部级干部？……这几个省的官员肯定都睡不好觉。”上述知情人士说。
在这次中纪委监察部内设构架的调整中，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所以机构总数保持不变。
“……绩效室原来就是做行政审批、效能监察、行政问责。（王认为）效能这个应该（多）是国家公务员局的事情。这个科室是2011年才成立的，他来了立刻就撤了。”接近中纪委的人士说。
除了立竿见影的查办案件力度和富有效率的网络反腐举报反馈，学界和坊间更期待反腐领域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改革上的稳步推进，诸如官员财产公示、反腐败立法等正在试点或筹谋的长效机制能够逐步确立起来。在改革推行过程中，在面临复杂局面时，极高的政治智慧、果敢的决断力和中央高层的同心联动都甚为重要。
廉政专家任建明说今后十年为“反腐成功的机遇期”，“这十年我们一定要跳出过去的怪圈，越反越严重的怪圈，要让人民看到希望，要找到出路”。
王岐山的老朋友们也对他的新使命抱有很高期待。
农研所的老同事评价王是个“非常尊重纪律，遵守纪律的人”。
有一例证。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期间，一次周末私人驾车外出时，在某停车场停驻时间较长，出场时被收费师傅认出，后者执意不肯收取停车费。王岐山跟他纠缠了几个回合，后车已经开始不耐烦地按喇叭，王只好驾车离开，周一便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顺道去把停车费补交上了。
方进玉曾听一位知情者说，“王岐山到北京工作后（2003-2007），市政府给过他一套房，但王调离北京、到国务院做副总理后，就把那套房交回去了。”
2004年，王岐山对方进玉说：“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抗击SARS—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在广东做副省长也罢，到北京做市长也罢，都是历史机遇。……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从1980年代开始，我调来调去，工作经历确实很杂，但我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
王岐山的这番自述，在今日更艰巨、被寄予厚望的历史使命面前，或许仍然适用。
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延伸阅读更精彩））
本文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田亮
消息来源：新华网
王岐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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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老王 | 他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他的理想，以及对于“不想腐”的史鉴思考
王岐山爱读书，也爱荐书。王岐山读过的、荐过的书，单是被媒体报道过的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书单上有严谨的政治、经济类书籍，也不乏小说、人物传记等轻松却不乏深意的作品。正如王岐山经历过历史、农业、金融、纪检等领域的跨界人生一样，他在读书上同样涉猎很广。清朝人张维屏说：“读书何所求？将以通事理。”虽然鲜有人知晓王岐山的读书心得，但通过他的书单以及人生经历，我们足以感受他的“学思悟践”，足以观察阅读给他留下了什么。
卸任北京市长之际推荐《大清相国》
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领导，王岐山说过，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他的书单中，从不缺少历史类书籍。2007年底，王岐山辞去北京市长一职，即将调往中央工作。临别之际，他向同事们推荐了《大清相国》。当时，这部由王跃文创作的历史小说出版不久，正在热销，可以想见，王歧山的读书书单随时都在更新。
王跃文曾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大清相国》写了清朝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于官场上所做出的种种抉择。他这样评价陈廷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但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但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但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但不乏铁腕。
对某个文学形象的推崇，往往寄托着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荐书之时，王岐山刚刚卸下市长一职，即将出任主管金融、商贸等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离他成为中纪委书记，整肃官场，还很有些时日。时隔十年回头望去，从当初阅读陈廷敬已见其端倪：王岐山对不贪不腐能干事的干部、对清明的政治风气，推崇已久。
陈廷敬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末期——康熙一朝虽有盛世之名，也无法避免官场的种种积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流传甚广，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奢靡成风。在这种风气下，陈廷敬成了一股清流。他出身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的巨富之家，如今位于山西省阳城县的皇城相府就是陈氏家族的祖宅；几十载政治生涯，他做过工、户、刑、吏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尽管如此，陈廷敬却能严于律己——家世显赫，一日只求三餐；浸淫官场，从未随波逐流。
若论自律，不论生活还是为官，身为山西天镇人的王岐山和山西老乡陈廷敬颇有几分相似。王岐山的老相识黄江南对他的简朴印象深刻：“王岐山的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王岐山戴名表、穿名牌。年轻那会儿，他只穿最简单的棉布衣服。1980年，我去日本学习，回来时给他带了一条呢绒裤子，被他挤对了半天，说这裤子太时髦了，不穿。”此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王岐山已经结婚，岳父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岳父家只有几步路，但他从没在工作日到岳父家吃过一顿午饭，而是排队在食堂打饭。这一吃食堂的习惯保持到数十年之后。王岐山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有记者在一次会议上亲耳听到他批评官场上的跑饭局。“有些干部一到饭点就不见人，跑去参加各种饭局，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食堂吃饭！”
自律者亦律人。30多年前，王岐山有一次到河南出差，黄江南当时任河南省经贸委副主任，两人结伴到某县考察。在接待的饭桌上，一名当地干部看中央干部来了，头顶酒杯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按规矩，您要喝了这杯酒，否则我不能起来的。”王岐山当即说：“我不喝。”黄江南见气氛尴尬，解围说道：“我来喝。”王岐山一摆手：“你也不要喝，他愿意跪就跪着吧。”
这些早年经历让人联想到，王岐山主持中纪委工作后，中央很快出台八项规定，对干部作风做出了严格要求。人与历史，总是互相选择，互相成就的。当年陈廷敬也曾在国家逐渐富裕、社会奢靡之风盛行时提出过整顿礼仪制度的建议。
2007年，王岐山荐书时，出版社也想过蹭蹭热度，被王跃文制止了。几年后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有报道重提此事，导致《大清相国》一度在网购平台上卖到断货。王跃文说：“我知道书中陈廷敬的形象影响了很多公职人员，还有干部找我探讨这个人物的一些历史情况。尽管新时代对官员有新的要求，但历史中总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发掘、吸收。”
“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刚刚半个月，就与国内廉政、法治等领域的专家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大约持续了100分钟，涉及的话题很广。讨论结束后，王岐山向专家们推荐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王岐山第二次公开推荐此书，上一次正是他从北京市政府离任时，连同《大清相国》一起推荐给同事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由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是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托克维尔自述写作目的时说：“我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经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既是研究，便注定不是一本通俗畅销读物，但这本书在知识界已久负盛名。
在讲到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特权”是托克维尔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的政治权力后，仍然占据着高官显爵，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顽固地维护着封闭性的既得利益，加剧了社会不公。
30多年后，2013年1月，习近平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权意见很大”。此时，王岐山已是中纪委书记，反对特权的责任直接落在他的肩上。仅以用房、用车两项特权为例，当年底，中纪委网站发文宣布，要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办公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2014年，干部的超标住房成了中央各巡视组工作的重点，辽宁多占住房的几名省级干部完成腾退移交，住房超标较多的干部补交购房款。当年7月，公车改革方案出炉，副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用车被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也被取消。不少厅局级干部因违规使用公车，或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而受处分。中纪委一名人士曾透露：“以前几十个文件管不好住房和用车，现在我们把一条条要求抓住不放，就管住了。”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提出一个现象：大革命并没有发生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恰恰相反，法国的这些现象相对较轻。他给出的理由是，桎梏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加无法忍受，废除了部分特权，“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按照托克维尔这一逻辑，更能理解这5年高歌猛进的反腐态势——坊间每一次出现“反腐到上限了，足够了”的流言，都以更高级别的官员落马、更严厉制度的出台而终结。“刑不上常委”的传言被打破，纪委自除“灯下黑”，凡此种种，都是要把“残留的特权”挤压出去。
在某网站的读书平台上，对《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一段评价：“这本书学术性很强，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王岐山本是历史学科班出身，而且王岐山那一代人，本身就是中国剧烈而复杂的变革时代的参与者、探索者、推动者。他们在青少年时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工作之后又逢改革开放的大潮，不少人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中国持续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决策者。因而王岐山在读这本书时，必然加入了对改革路上的中国命运的思考。
王岐山所经历的，首先是经济和金融的变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王岐山受命南下，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当时，“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是对他的考验。在激烈争论中，王岐山拿出了重组方案，并妥善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使广东在改革开放道路上保持平稳前行。
此后，王岐山为人们所熟知，是他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过程中推动的历史性变革。2003年4月，非典肆虐，海南省委书记任上的王岐山紧急赴京，出任市委副书记，随后被任命为代市长。当时，因瞒报疫情，他的前任孟学农引咎辞职，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临危受命的王岐山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向市民公开最新最准确的疑似感染人数；对疑似感染的人员、场所采取隔离；小汤山医院迅速开工……王岐山上任几十天后，北京从疫区中除名。以此为契机，中国逐步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制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文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岐山，怎么还不睡”“我看会书”
上世纪60年代，王岐山还在读高中，偶然听老师提起哲学家艾思奇的观点，马上找来艾思奇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这本书是一些大学哲学课的教材，王岐山读完后有自己的思考：“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
1969年，王岐山21岁，来到延安插队。在“累了还吃不饱”的日子里，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和精神慰藉。有一次，同在延安插队的习近平到王岐山那里借宿，结果被王岐山“顺走”一本外国经济学书籍。有人质疑“外国的书，正确吗”，也有人不以为意地说“看这些书有用吗”，王岐山只回答道：“这个没学好，得再啃啃。”在动荡年代，知青的命运如浮萍一般，前途难料，而王岐山却沉下心，甘当一个“公社里的读书人”，为将来迎接时代的巨变储备能量。4年后，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更是握紧手中的书本，读范文澜、读郭沫若……据他的同学吴永琪回忆，半夜上厕所经常看到王岐山屋里的灯还亮着。“有时我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他说：‘我看会书。’”
31岁那年，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王岐山被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在那里他继续读书，也修书、编书，《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民国人物传》等书籍中都留下了他的工作印记。同时，王岐山开始思索改革开放中的新现象。他曾和同事讨论：“你愿意每个月赚90块端泥饭碗，还是每个月赚60块端铁饭碗呢？”这样的问题让同事觉得“很新”，一时没人答得出来。
带着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王岐山来到国家农委，站在了改革开放第一线。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后，王岐山也没忘了读书，还喜欢给同事开书单。据他当时的同事回忆，王岐山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讲述了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之后的日本历史。彼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关键时期，王岐山推荐这本书是希望提醒大家避免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弯路。
日后王岐山从政的履历，为人们所熟知：从金融干部，到主政一方，再到中央工作，最终执掌中纪委、位列国家领导人。数十年中，职位在变，他读书的习惯从未变过。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已经辞去北京市长一职，暂未在政府系统中任职。他前往山东代表团参加讨论，有人问他“最近在忙啥”。他说：“读书学习，认真思考，待业上岗。”当时，王岐山的书单上有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有《胡适：努力人生》。“离任北京后，我一直在‘充电’，以便‘再就业’。”王岐山笑言。
2013年初，有报道说王岐山正在读美国政治学家桑德尔的《公正》。桑德尔在谈及这本书时曾说：“在经济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发展和强化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凝聚力是很重要的。”王岐山那时履新中纪委书记不久，相关人士透露：“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两难的问题。王岐山读这本书，是在思考如何在两难之间找到一个选择点。”
一个人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他的理想。13年前，王岐山在北京市长任上曾说过一段话：“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13年后重读这番话，他已经完成了更艰巨、被寄予更大希望的历史使命，他留下的反腐成果达到了5年前人们难以想象的高度——“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紧，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不想腐的自觉，终究源于人的内在世界，王岐山的书单，读的是史鉴，叩问的是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的价值取向如何安放。这，或许是王岐山留给中国当代历史的最深远的东西——不想腐，是史鉴不远，更是人生之最高价值。
本文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李静涛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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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老王 | 他打造了一支铁的队伍，执行了一套铁的纪律，留下“不能腐”的铁面风纪
现在流行直播，而王岐山早就有过这个想法。那是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严重，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频繁在媒体上露面。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说：“我那天跟我的秘书长开玩笑，给我的办公室架一台直播电视吧，老百姓就踏实多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的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
14年后，参加完党的十九大，王岐山又写下一句话：“为人民谋幸福是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以及由此积聚起的民心民意，是党执政最根本的政治基础。”数十年来，王岐山一直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人民痛恨的害群之“虎”，他不放过；人民需要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他孜孜以求。
铁腕带队：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
政治清明，首先需要一支铁的执纪队伍。“我一上任，就看了《忠诚与背叛》，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在当时极端严峻、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党决定成立中央监委，就是为了严惩叛徒、纯洁队伍、严格党的纪律、保护党的组织。”2013年11月22日至23日，王岐山在湖北省调研。调研第一天，他就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参观。
90年前的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就是中纪委的前身。成立后不久，监委主席王荷波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坚守党的秘密，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安定门外。在那个血淋淋的白色恐怖年代，面对生死抉择，这10位委员无一人叛变，其中8人相继牺牲，用生命诠释了何谓忠诚。“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王岐山说。
在反腐斗争中，纪检监察队伍中出现了背叛者。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第一次住进一名商人的别墅就“看傻了”。“他们得挣多少钱啊！后来，他们给我钱，我心里就想，你给我进贡，进吧！反正都是朋友，你也有实力，出得起。”魏健说。就这样，他一步步滑向深渊，四川等地的商人再送他钱财，他想都不想就收下了。
中纪委对魏健早有觉察。2012年7月，魏健由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调任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不再联系西南片区。2014年3月，中纪委调整内设机构，纪检监察室由10个增加到12个，魏健改任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同时新设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王岐山在当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了四川省代表团审议，专门谈到了这个新设立机构的作用：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仅1个多月之后，正在办公室上班的魏健被带走调查，成为十八大后中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局级干部。
2016年12月，王岐山在江苏召开部分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时说：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中纪委法规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曾在他联系的山西办过不少大案要案。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通过饭局认识曹立新后，想用钱收买他。“当时他也是死活不要，但是禁不住我硬劝，给他扔到车上我就走了。”曹立新此后多次收受冯朝辉的变相贿赂。广东省化州市纪委原书记陈重光想讨好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国，得知这位领导每年清明节都回海南五指山家乡扫墓，就借这个机会去看望他，“有时候50万，有时候100万这样地送”。纪检监察队伍中的这些违纪干部一一被查处。2016年底，王岐山公布了“清理门户”成绩单：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机关共处理38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人。
正人先正己，严管就是厚爱，这是王岐山对纪检队伍常说的话。一直以来，他也是这么做的。1998年8月，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参加一次工作会议。会场不时传来移动电话和BP机的铃声，还有人在座位上接听电话。王岐山发火了：“我敢断定，上午这么多电话多数是没有什么正经事的。”此事之后，广东省的干部再开会，会场上安静了许多。
2003年4月22日，王岐山在非典疫情肆虐之际出任北京市代市长。此前不久，解放军总医院一位退休外科医生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上任第三天，王岐山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半小时，王岐山对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严厉强调“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谁也不允许‘贪污’信息。”
在地方上屡担重任，为王岐山赢得“救火队长”的称号。担任中纪委书记后，这种雷厉风行的风格也影响着中纪委的工作队伍。某年夏天，中纪委机关正在举行篮球比赛，比赛还没结束，一名场上球员突然下场——他接到通知，马上要赶火车去外地办案。一名接近地方纪委的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有个朋友在某省纪委工作。有一次到外地办案，只带了当季的衣服，没想到一去就是两个月。没办法，他爱人只好带着换季的衣服，坐火车给他送了过去。类似的事情，这几年在各级纪委不算新鲜。”
2017年9月，在十八届中纪委即将完成使命之际，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97个单位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荣誉，50人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受到表彰的北京市纪委纪检监察员亓光森，曾连续1年多坚守在工作一线，无暇顾及家庭，圆满完成了6个大案要案的纪律审查任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9亿余元。王岐山为“亓光森们”颁发证书，并告诉他们：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队伍，用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是每次召开中纪委全会时，王岐山都会强调的一句话。
铁腕问责：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此后，王岐山多次强调落实“两个责任”，密集时1个月之内为此召开了6次专题座谈会。特别是主体责任，王岐山称之为“牛鼻子”。“为什么叫‘牛鼻子’？放牛的时候只要牵住了牛鼻子，小孩子牵着牛绳就能让水牛这个庞然大物跟着自己走。主体责任再简单不过了，党委书记只要看看党章就明白了，这是使命，要竭尽全力。”王岐山说。
主体责任没有落实怎么办？那就问责。2016年元旦前后，中纪委网站陆续公布各地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典型案例。至少40名党委、纪委书记被点名曝光。例如，青岛日报社原党委副书记王海涛严重违纪问题，已于2015年11月26日在中纪委网站曝光。2016年1月8日，中纪委网站对其进行二次曝光，除王海涛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外，负有主体责任的青岛日报社时任党委书记、负有监督责任的青岛日报社时任纪委书记，也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党内警告处分。
在2016年1月的中纪委全会上，王岐山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此后不到两个月，辽宁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珉接受组织调查。他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作为省委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此前发生的辽宁省大面积贿选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2016年6月，王岐山专门到辽宁调研，召开座谈会，就制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在会上，他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当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该条例。王珉先是在当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犯了错就要追责，这是王岐山一贯的作风。他还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责。2004年底，北京库存天然气只剩4.7亿立方米。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考虑，这些气要一直用到2005年全国两会，太紧张，于是在一周之内将天然气用量从2200万立方米—2400万立方米/天减少到1700万立方米/天。结果，市民冬季供暖出了问题，个别居民区出现短暂的停气。王岐山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多次在公开场合检讨北京气荒。他说：“刚开始供暖投诉在历年来是最少的，老百姓满意。但这一下忘乎所以了，打盹了，忘了这天然气是死数。”“我有错，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如果说，在没有《问责条例》之前，追责主要看官员的自觉，是随机性、偶然性的事件，那么有了《问责条例》之后，追责就成了刚性的制度力量。如王岐山所说：“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写上的就要管用。”《问责条例》自2016年7月8日施行以来，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正在成为常态。2016年8月，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纪委对该县民政局职工石海全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这事本身并不特殊，但其处理情况引起了广泛关注——天镇县纪委对县民政局前后4任局长及两任纪检组长，共6名领导进行问责。这源于《问责条例》的一条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铁腕巡视：每一届都要全覆盖
十八届中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巡视的作用可见一斑。2017年7月14日，中央印发的《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向社会公布。不少人问：2015年8月不是刚修改过吗，怎么不到两年的时间又改了？这源于巡视工作实践在不断积累经验和成果。
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出席十八届中央首轮巡视工作动员会。彼时，八项规定刚刚出台不久。王岐山对中央巡视组的要求是，当好党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法违纪问题要早发现、早报告。此后几年，他多次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从突出监督一把手，到细化“四个着力”重点，到强调检查执行党纪情况，再到第十二轮即最后一轮巡视强调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巡视重点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变化。
2014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上海反馈巡视情况：少数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8个月后，这个意见得到了制度性反馈：上海市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引发广泛关注。这是巡视制度剑指问题、助推制度完善的一个生动范例。
王珉的问题线索就是在巡视中发现的。2014年第一次巡视辽宁时，他已经担心起来。他后来承认，当时“千方百计地打听巡视组的一些动向，比如找一些什么人谈话”。巡视组发现了辽宁省委常委换届选举和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但没有发现王珉与选举乱象有关。王珉心想：“从政治上考虑不会抓一个省的，只会抓一个地级市的，抓一个县级市的。我也觉得我老书记了，在两个省当过省委书记。”于是，王珉主导辽宁省方面对调查整改采取敷衍态度，让中央感到问题可能更严重。2016年2月，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强调要对已巡视过的地方杀个“回马枪”，开展“回头看”。辽宁列入4个首次“回头看”的省份之一，王珉成为重点“照顾”的人，随后他的问题暴露无遗。王岐山让“王珉们”明白：不是躲过一次巡视就万事大吉了，巡视要常态化。
5年中，以王岐山为组长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115次会议，组织开展了12轮巡视，共巡视了277个党组织，完成了对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中管高校等的巡视，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对16个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这些数字和成绩，被写入十八届中纪委向十九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
完成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不是终点，只有每一届任期内巡视均完成全覆盖目标，才能保证步伐不变、力度不减、震慑常在。为此，2017年新修订的《巡视条例》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铁腕执纪：“从严治党就是我的信条”
2013年3月，王岐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问我：‘你到底管什么了？’我说，我管8300万中共党员的纪律问题。基辛格说：‘这是伟大的工作。’我理解他的话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我的观点就是从严管党，从严治党，这就是我的信条。”王岐山后来回忆说。
怎么管、怎么治？抓一个“老虎”或许不难，而破除“腐败文化”的积弊绝不容易。王岐山的办法是，从小事突破，以小制度瓦解经年陋习。
早在2004年2月，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就曾在北京市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痛斥了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把它们概括为“挡不住的风情”“禁不住的诱惑”。“现在在家做主的领导干部不多了，一切权力归配偶，但领导干部的耳根一定不能太软。子女本来就不好管，独生子女更不好管，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不懂事，不知道社会上有人为什么对他好，还以为自己长得俊、有魅力呢。”他现场承诺：“从我做起，从市政府领导班子做起，时刻警惕和防止权力的蜕变，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思想上筑起坚强防线。”
王岐山曾在多地任职，故旧友人多，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出任中纪委书记后不一样了，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一概不赴。《环球人物》记者曾采访过王岐山的大学同学，前不久，同学们想着王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了，总算可以参加同学聚会了，但这个计划至今仍未实现。
中秋节期间，朋友们送来的月饼，王岐山也坚决不收。他的妻子也将朋友妻子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总是如此，难免让老友间生疏。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可以适当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除非出了问题被革职，否则当官就像上保险，只会升不会降。如今这种思维惯例已经被打破。2014年7月16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当时就有人说：老王又有新招了。媒体将之命名为“断崖式降级”。此后，一个个高级干部被“断崖式降级”。截至2017年5月，共有22名省部级干部“享受”了这种待遇，其中3人被降为科员。
正如王岐山13年前所言：魔鬼就在细节之中。制度的“笼子”有没有效，就看它编得够不够细。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为例，一名中直机关的中层干部在填写时忍不住感慨：“这种表格以前也有，但是好填，婚姻状况有无变化？有和无，画钩就行。房产情况有无变化？还是有和无，画钩就行。但现在，变化详情、变化时间、变化原因……不花半天都填不清楚，太细了！”
就是在这些小事上下功夫，王岐山剥离了人情和面子，敲碎了所谓的“腐败文化”。他以铁腕编织制度的“笼子”，是要让领导干部不能腐。如果说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只是不敢腐的震慑力量，那么越扎越紧的制度的“笼子”就是不能腐的刚性制约力量。
考量一个政治家，固然有成就、口碑、品格等诸多指标，而能否建立一套运转不息的制度，更是一个重要指标。王岐山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有很多思考和实践。2016年12月，王岐山再次会见了基辛格，话题触及他对制度问题的更深思考：“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正在推进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当月，王岐山出任新成立的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甫一上任，他就马不停蹄地到3个试点地区调研。他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改革后，北京、山西、浙江的监察对象分别增加了78.7万人、53万人、31.8万人。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3天后，中纪委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密切配合研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在全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与此同时，王岐山发表了十九大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确保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航船行稳致远。”这既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肯定，也是百姓心中对王岐山和中纪委的肯定。
国家副主席简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岐山简历
王岐山，男，汉族，1948年7月生，山西天镇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8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大学普通班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9－1971年 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知青
1971－1973年 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1973－1976年 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
1976－1979年 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1979－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1982－1986年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副局级研究员、联络室副主任
1986－1988年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代所长、所长
1988－1989年 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1989－1993年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其间：1992.09－1992.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3－1994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1994－1996年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6－1997年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7－1998年 广东省委常委
1998－2000年 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
2000－2002年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2002－2003年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3－2004年 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4－2007年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7－200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8－2011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1－2012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2012－2013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2013－2017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书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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