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义
对于尼采的研究者来说, 最有兴趣的问题莫过于探索蕴含在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中的深层意义。流俗的见解通常是在基督教乃至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来思考“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义。比如, A. 彼珀认定: “在严格的意义上‘上帝死了’这个句子是指古代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哲学介绍给我们的有关上帝的看法是错误的。” 不能说彼珀式的这种思维方式是荒谬的, 因为确实应该先从基督教乃至形而上学的角度来阐释尼采赋予“上帝死了”这句话的含义, 但同时必须指出, 仅仅停留在这个阐释范围内是不够的。而要对这句话的意义做出充分的阐释, 重温海德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仍然是必要的。
海德格尔主要是沿着以下两个不同的侧面来阐释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义的:一方面, 海德格尔认为, 尼采文本中的“上帝”概念并不是基督教领域的专利品: “上帝这个名称表示的是理念和理想的领域。从柏拉图以降, 更确切地说, 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阐释以降, 这一超感性的领域( dieser Bereich des Uebersinnlichen) 就被当作是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 而与这一超感性的领域相对峙的则是变动不居的、表面的、非现实的感性世界。假如人们把这一感性世界理解为物质世界的话, 那么超感性世界也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
于是, 海德格尔引申出了如下的结论:“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 超感性世界已经失去了作用力。它不再有生命力了。形而上学, 即被尼采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已经终结了。尼采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形而上学即对于他说来的柏拉图主义的对立物。
在海德格尔看来, 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真正深意在于, 它颠覆了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 从而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
另一方面, 假如两千年来人们在超感性的精神领域里赖以安身立命的整个传统的形而上学大厦倒塌了, 作为这一大厦的根据和标志的上帝死了, 那么,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失去了任何有效的约束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海德格尔写道:“上帝死了”这句话蕴含着如下的规定: 这种虚无( dieses Nichts) 展现出来了。在这里,虚无意味着: 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已经不在场了。虚无主义( der Nihilismus) , 这个所有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 已经站在门前了。
有待于追问的是, 海德格尔在这里提到的这个最可怕的客人——虚无主义, 究竟和尼采的哲学有什么联系呢? 这种虚无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本人为我们提供的解释如下:尼采认定自己的思想是以虚无主义为标志的。“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为尼采所认识的、贯穿于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尼采在“上帝死了”这个短句中概括了自己对虚无主义的说明。
在海德格尔看来, “上帝死了”这个命题的最本质的含义是: 虚无主义降临了。作为历史性的运动,虚无主义并不是哪个民族或哪个人的产物, 而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普遍命运。与其他哲学家不同, 尼采非但不逃避虚无主义, 而且还自觉地把它理解为自己思想的标志。在他那里, 虚无主义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积极意义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中, 而价值设定和重估的根据则是权力意志。所以, 海德格尔写道: “唯有从权力意志的本质出发, 尼采的虚无主义概念和‘上帝死了’这句话才能得到充分的思考。”
我们上面叙述的是海德格尔对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阐释。与流俗的见解不同, 海德格尔没有停留在单纯宗教领域中去解读这句话, 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 理解为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运动, 从而深化了这句话的内涵。
然而, 在我们看来, 海德格尔的阐释依然没有触及到尼采在“上帝死了”这句话中所感受到的、内蕴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根本性悖论, 即人性本恶与上帝救赎人类的行为之间的悖论。假如人性本恶, 那么人和人类根本上就是不可救赎的, 沿着这一思路探索下去, 必定会发现上帝是无能的和多余的, 从而谋杀上帝, 把他作为整个人类恶行的替罪羊和避雷针; 假如上帝救赎人类的行为是明智的, 也是有效的, 那么人性本恶的理论和原罪说就必须被抛弃。这样一来, 整个基督教文化赖以安身的基础就被抽掉了。
无论人们在这个悖论中选择哪一条思路探索下去, 其结果都只能是导致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大厦的倾覆。或许可以说, 面对这个致命的悖论, 尼采最终失去了理智。尽管在意识的层面上, 尼采虚构出“超人”来取代上帝, 然而在无意识的层面上, 他仍然像他所指责的康德那样, 归根到底是一个隐蔽的基督徒。在1889年1月4日发自意大利都灵的、致丹麦文学家乔治·勃兰兑斯的信中, 尼采在自己名字的落款处写的是: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 the crossed man) 。 这个所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难道不正是被尼采宣布为已经死亡的上帝吗? 同样地, 海德格尔也没能走出这个悖论。他之所以把1966年9月23日自己与《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标题确定为“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 不正表明他晚期的全部哲学运思仍然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吗? 因此, 在这里依然有待于思索的是, 不从根本上化解基督教文化内蕴的这一悖论, 西方文化能够脱离自己所处的危机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