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魂不朽到向死而生│柏拉图与海德格尔生死观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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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生死观
西方哲学史最早将死从宗教神话中解放出来并付诸哲学思维的是柏拉图。柏拉图以其理念论之两个世界的划分为原则对生与死亦做出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在其《菲多篇》、《菲德罗篇》等多篇对话中,具体论述了生死问题,其思想可大致表述如下:
首先,是灵肉二分,这是柏拉图论证灵魂不朽的前提,也是柏拉图两个世界划分之必然结论。柏拉图坚信人是处于现象世界多变的一种复合体,即由灵魂和肉体组成,柏拉图把灵魂的运动比做一股合力,“就好像同拉一辆车的飞马和一位能飞的驭手” ,可惜的是拉车的两匹马中,一匹马有着谦逊和节制,另一匹马则容易冲动,不守规矩而又骄横。再加上驭手驾驭马车的本领不高,导致灵魂从天庭的悬崖上跌落人间,附着于人之肉体上,使得人被赋予生机与活力。柏拉图认为现象界的物体本来是不动的,而“灵魂的本性是自动”,因而灵肉的结合促成了人之产生,灵魂使得人得以思维与运动,肉体为灵魂提供五官感受。
其次,是灵魂不朽。在《菲多篇》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临死前的对话,具体论证了灵魂不朽。柏拉图认为:“活的东西和活人是从死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这是对灵魂不朽的一个主要论证,并进而谈到学习就是回忆起在另一个生命中所获得的知识。但最后,柏拉图对所提到的论证皆予以抛弃,直接提出一种简单而带有强迫性的想法: 真、善、美这些东西是永恒的,而灵魂在人出生之前就曾对这些东西有所领悟或直观,因而灵魂也必得同真、善、美一样,是不朽的。柏拉图以两匹马象征人之二重性,即感性和理性,灵魂承载着柏拉图对人性的刻画,可惜他以“灵魂不朽”将人性概念化、永恒化了。
再次,柏拉图提到哲学家的生活就是“死亡练习”。这是柏拉图死亡学说的关键,也是其人生价值的突出反映。通过人的灵魂行为的描叙,柏拉图将现实社会之人性充分地予以张扬。灵魂是自由的,虽然受到神灵的监管,但他有选择善恶的自由,两匹马之设定正是这一用意所在。因而灵魂一方面受到现象世界金钱、权利、色相等诱惑,另一方面,又能回忆起理念世界之真、善、美而在诱惑面前保持理智,不至于沦落到罪恶的深渊。所以,灵魂若想早日得救,重返理念世界得以直观真、善、美,须得对现象世界之种种诱惑坚决予以抵制,而约束自己努力回忆理念世界的景象。惟有如此,方能在肉体死亡之时,灵魂能在神的指引下,重返理念世界。柏拉图认为这种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就是进行哲学学习。因此,哲学家的生活就是“死亡练习”。在《菲多篇》里,柏拉图写道:“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免除所有对自己灵魂将来命运的担忧,这就是在生前抛弃肉体的快乐与装饰,对他的目的来说,这些东西带来的损害大于好处,献身于获得知识的快乐,以此使他的灵魂不是拥有借来的美,而是拥有他自身的美,使他的灵魂拥有节制、良善、自由、真理，使他自己适宜旅行去另一个世界。”
在柏拉图的描叙中,现象世界,尤其是人之肉体,是灵魂的牢笼,惟有舍弃肉体之重负,方能自由重返理念世界。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一是自杀,二是“死亡练习”。柏拉图首先便对自杀予以否认:人是诸神看管之下的“财产”,“如果你想要你的某个财产去死,但它在没有得到你的通知的时候就自我毁灭了,那么若还有办法, 你岂不是要对它表示愤怒而惩罚它吗?”故人之自杀实是对诸神之不敬。柏拉图特意提到自杀,一方面反映了其理论的缜密,另一方面,表现出其在生死观中透露出的强烈的伦理学的倾向:即不是为了纯粹地描叙人之死后境遇,而是有目的地为现世生活提供一套有意义的伦理标准。这种对“生”的强调在中国古代得到响应,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死之价值与意义维系于“生”之修行与培育。两人皆表达了对此岸世界的关注,不过,这种此岸生活于柏拉图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不具备本体意义,那个真实的生活世界被他放置到彼世的理念世界中。
柏拉图在多变的现象世界之上设立了一个真、善、美的世界,为人的现世生存提供了一个自足的意义世界,心灵得到安顿。如果说“死”是对“生”的否定,则理念世界之真、善、美便是对这种“死”之不幸的补偿,因而有效地克服了人对死亡的恐惧,并激发人在有生之年维系一段有意义的生活。由于柏拉图尚未摆脱当时奥菲斯教的影响,柏拉图对人的生死问题的界说是一种披着神话外衣的目的论的世界观。柏拉图开创了西方哲学认识论传统,以“彼世”之完满来批判现世之种种不幸与罪恶,这在尚未祛魅的时代,无疑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故柏拉图之生死观被后世基督教所采纳,影响西方文化几千年。但启蒙运动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的理智思维的提高,那个美好的天堂及上帝不再熠熠生辉。叔本华对人生的悲观看法,尼采对基督教的严厉抨击和“上帝死了”的断言，越来越让让人体验到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物欲的膨胀,个人占有意识凸现,而“占有越多越怕失去,越怕死” 。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传统哲学已无力再为人之生存提供意义,而且其自身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提供了一线希望。
海德格尔的生死观
海德格尔无意去探求存在本身,其最终目的 着落于存在之意义上。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作为我们称为此在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意义,时间性将被展示出来,时间性总让人联想到生与死,故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二篇中讨论时间性时专辟一章来讨论死亡。不过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论述有别于传统时间观,故其生死观也是对传统生死观的超越。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将在场理解为现在,而现在只是时间的一个向度,从现在出发来考虑时间,时间被物化为一种永恒的现在。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也只有在这样的传统时间观念背景之下才有可能存在。康德那里作为先天形式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现在的时间:以现在为中点,时间被机械地划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每一时,每一刻,只是计时单位的不同,而不是本身性质的不同,它以质的稳固凸显万物的变化存亡,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海德格尔是从存在的基本样式中得出时间性概念的3个划分的:将来(先行于己)、曾在和现在。但它们与传统时间概念无关。此在是一种可能性,“此在需要某种能自身存在的见证,即见证此在按照可能性向来已经是这种能自身存在”,即此在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而这种可能性之方向便是死亡,先行于己即是面向死亡、领会死亡,惟此,方能回到本己的曾在。当然,也只有此在曾在,此在才能有从将来回来之归宿,即此在必须先被抛入世界,沉沦于世,他才能回到自己。
这样,海德格尔将此在界定为被抛入世、领会死亡的存在者:首先,死是生的一种“可能性”。“在此在中,始终有某种东西悬欠着,这种东西作为此在 本身的能在尚未成为‘现实’的,从而,在此在的基本机制的本质中有着一种持续的未封闭状态。不完整性意味着在能在那里的悬欠。”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生是一个实现“可能性”的过程,这些可能性在没有实现之前,人是不完整的,而“死”作为“生”的一种“悬欠”,也和其他可能性一样,有待于“生”去终结,在这种意义上,人之生存即是一种对无限可能性的开显。其次,死是命中注定,不可超越的。“死亡绽露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超不过的可能性。”死亡是无法代替的,是一种绝对的可能性。这种绝对之可能性,决定了人的有限性。而正是死亡,或人之有限性,确保了此在无法取消的自我性及其结构的个别性。最后,人是“向死而生”的。人一出生就意味着死亡,人是在走向死亡的旅途中生存着的,但在这表面的话语中又暗含着深刻的意义:即人须立足于死的视角来“筹划”生———以对“死”之畏而使“生”更高远更深刻。正如海德格尔所言, “此在把自身的一种从他的此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持续的威胁敞开着,向须寄身于这威胁中而且不能淡化这威胁存在。”
人可以不怕死,但不能无视死,这里须凸现出生存的智慧与勇气。因此,向死而生不仅更具完整性,而且更具高远性。
两者生死观之比较
海德格尔以“向死而生”实现了对柏拉图灵肉二分的宗教式生死观的超越,这种超越深刻体现了从传统本体论到现代生存论的思想跃迁及其所显示予人的生存意义。正如法国作家蒙田所言:谁教会人死亡就是教会人生活。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对死亡的不断演进的观点彰显了人之本质的开显与完善。海德格尔深感现代人在理性与主体性不断膨胀的时代那种深切的无家可归的命运,而以死作为背景为人之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这种后现代视角下对人之生存多少有着掩饰不住的无奈与凄凉。但惟有这种以死来领悟人生,以“思”的方式“诗意地栖居”方是拯救之道。海德格尔这种生死观的转变源于其对柏拉图式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因此,比较二者之差异须于存在论基础处予以澄清。
首先,在柏拉图那里,是灵与肉的截然二分,但海德格尔则通过时间现象学,将生、死统一起来。柏拉图那个时代,经过智者派、怀疑派的几番否定与消解,社会生活缺乏坚实的基础,而柏拉图深感现象世界的流动多变,不易把握,因而坚持理念世界与意见世界的划分,在生死观上则表现为人的灵肉二分,灵魂本质上属于理念世界,因而是不朽的,死是对生的否定,生与死截然相对,惟有灵魂是不朽的,他在肉体腐朽后上达理念世界得以直观真、善、美,承载起人类对善的价值追求,但即便如此,人终究是死了,一切都已结束。相对于这种宗教式的解释,海德格尔认为死不是对生的否定,死即是生,活着即是在死去。死是生的属性。“只要此在生存着,他就实际上死着。”柏拉图构建一个真实的理念世界来彰显对现象界的超越,以灵魂来见证生的另一面,这正好落入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即把死亡固化、概念化了,死被当成了生的对立面。因此德格尔将生、死二重性于此在的“生—死”历程中统一起来, 实现了对传统二元论的颠覆。“绽放的时间性原始地敞明‘此’” ,“绽放”二字真正蕴涵着革命性的思想因素,在这种意义下,生乃是一种出位的生,即在生之对立面———死中生,这样,本来是生、死两个世界的对立在此在的出位状态下统一了。
其次,两种生死观展现出不同的生存态度。在灵魂眼里,现象界尽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它们都是流变的、虚假的,且如牢笼一般阻碍其对理念世界的直观,因而对现象界持一种蔑视的态度,而且,那真、善、美得以居留之所是高高在上的, “上”本来就带有一种价值诉求。这种生死观必然生发出一种拒斥自然、悲观厌世的没落情绪,世间皆浊物,惟留心中一方净土。这种无视自然的态度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在的看护者,是在的邻居,而在传统主客二分的模式下,自然成为人之加以改造利用的对象,计算性思维不断滋长,且造成技术的“座架”统治,人类在疯狂的“逼索”中忘了真正的存在,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因而解救之道须以死相挟:此在乃从死而来,已经被抛入存在了,这存在就是真正栖居的家。“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因为他们拯救大地”,“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因为他们接受天空之为天空” 。海德格尔以诗意的语言告诉我们,死可以使个体的人走进天、地、神、人共在的作为“大道”的存在,这正是一种“诗意地栖居”。
我们皆知自身终不免一死,但,那终究是很遥远的事,我们还没碰上,于是,该干啥就干啥,生并快乐着,在这个喧嚣的尘世中,何曾真正有所“思”呢?海德格尔的救赎似乎有点精英思维、高处不胜 50 30981 50 15534 0 0 3427 0 0:00:09 0:00:04 0:00:05 3426之嫌; 相反,柏拉图许以“灵魂不朽”,倒是更贴近于芸芸众生。但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我们可以无意于做一位诗人,但须倾听诗人的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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