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叛到苍凉



■ 在一个给定了生活方式、价值判断、思想观念的社会中。真正致命的已经是：人已经通过意识甚至无意识的被控制而具有了控制物的种种属性，他已经无法反抗自身了。......人终于成了机器，成为被统治意志所操纵的物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广播公司搞了一个十五集的电视系列节目，邀请十几位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在节目中直接同广大观众见面。这一方式使一些观众直接变成了哲学讨论的参与者。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马尔库塞也在被邀之列。不过，比起其他没有“左派”色彩的哲学家来说，他在这里受到的“礼遇”是不同寻常的：主持人是在与其他哲学家进行哲学探讨，而他则是在与主持人、一个得意洋洋的资本主义辩护者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问题上进行辨论。他再一次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他的思考没有结束，他的批判没有终止。

　　然而，1955年，他发表的《爱欲与文明》和弗洛姆在这同一年发表的《健全的社会》，在看穿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技术的五脏六腑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悲观。这种悲观在他的晚年著作《审美之维》中暴露无遗。在法兰克福学派中，他是“本能革命”的倡导者，而这个工作本来应该由开创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这一新弗洛伊德主义学派，并且有几十年的精神分析实践经验的弗洛姆来完成的。在整个20世纪的精神分析历史中，相对于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表现出了他无以伦比的深刻，但理性、平和、并且相信人的“内心的人道主义渴望”的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绝望。

　　在《爱欲与文明》这本算是精神分析著作的书里，马尔库塞清理了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这样，压抑虽然是文明的产物，但不是罪过。真正的罪过不是“基本压抑”，而是“过度压抑”。“基本压抑”乃是文明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但“过度压抑”却是统治秩序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统治者在维护最基本的文明秩序时，不仅把人的动物本能、人的破坏性，而且把人的许多有助于自由的实现以及潜能的发挥、最终使他活得像一个人的东西也一起压抑掉了。其结果，非但不能抑止人的破坏性，反而呼唤出了更多的破坏潜能，只不过这种破坏不再采取那种纯粹暴力的形式。而悲哀的是，我们无法区别压抑是基本压抑还是过度压抑，它们都构成了统治秩序的压抑功能中的一个系列。这些压抑已经深入人的本能结构，使人的批判性和主体意识再也无法在一个给定了生活方式、价值判断、思想观念的社会中苏醒。真正致命的已经是：人已经通过意识甚至无意识的被控制而具有了控制物的种种属性，他已经无法反抗自身了。

　　精神分析的一个经典理论是：童年经验影响到了成年的种种行为。当统治者的意志转变成人的意识的自动表达时，一切都已经迟了。人是文化动物，如果人存在的文化属性渗透了统治者的意志的指令，甚至直接就是这种意志的另一种存在形式，那么，人终于成了机器，成为被统治意志所操纵的物体。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理性结构已经与“理性”的统治秩序具有了同构性，作用于人的理性结构的东西能将人的被压抑的东西呼唤出来吗？马尔库塞感到绝望。这不可能。那么，很显然只能望期人的本能结构的变异，只能期待人的心灵深处的东西了。弗洛姆认为必须将无意识变成意识，这除了精神分析的方法外，禅宗也大有可为。而马尔库塞同样认为，被压抑到心灵深处的经验代表人类的普遍性经验，将它呼唤出来就是批判和反抗的有效性的开始。那么，还有什么能将人的心灵深处被压抑的东西呼唤出来？

　　艺术。马尔库塞终于痛苦地得出了这个结论。他的《审美之维》，主要就是这方面的阐述。不过，这种艺术的“美”不是庸俗的感官刺激。它是真正的艺术，不仅具有美的形式，而且必须与社会既定规范和秩序保持一定的距离，其批判性渗透于其整个存在属性之中。这种艺术，无论其是有声还是无声的语言，都必须与日常语言和规范的意识形态体系具有异质性和疏离性。一句话，这样的艺术必须具有一种未被统治意识形态和庸常的生活所染指的特质，它与人内心最质朴、最原始的情感、最代表一个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感触、形象、意绪对应。这样，艺术所营造出来的一切，才能提供一种“真理性抉择的记忆和意向”，即通过艺术形象，让人看到自己的存在困境，并将自己内心被压抑的东西呼唤出来。它也许会导致一种“美的感伤”，但排除人的非理性的意绪，是一种“人的解放”。

　　艺术是对心灵的安慰。不过弗洛姆早已指出，审美与认知是不同的。审美的世界无论怎样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变形。虽然我们由现实世界本质上的虚幻性可以推断出审美的世界具有真切性的可能，但这种审美机制能否转换成一种认知方式而洞悉世界的真相，是令人怀疑的。的确，有许多例子可以为马尔库塞的理论提供证明，比如当我们听《阿姐鼓》时，我们听到了天籁之音。当《蒙古人》响起时，在我们的心也生出了苍凉、辽远的意绪。我们就像是置身于高山深谷中，远离了让人迷失的“文明社会”，真切地体验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状态，或存在的本体论困境。但审美的功能也就仅此而已。

　　事实上，审美机制只能让我们面对“原本”的我们，面对未被理性所压抑的、与自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是已经失落而永难唤回的世界。这是一个无意识的世界，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个体无意识的世界，而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世界，是一种“原型”。的确，通过艺术，这个无意识的世界被我们呼唤出来了，但它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肮脏黑暗的虚幻的世界又有多大的联系呢？它们之间不仅异质异构，而且存在着历史性的断裂，对那个无意识的世界的体验，能否切入我们对这个由统治秩序加以编码的世界的洞悉呢，或者说，能否让我们重新拥有人本身，在激发人的自由、批判、超越本身的同时，通过对这个世界的编码技术的洞悉而对它加以“重新编码”呢？这太难了。

　　重要的一点是，艺术与世界之间的的关系如果仅仅是一种感知关系，它只是作用于人的感官和心灵，虽然能让人接触自身的存在，但却无法触摸到这个世界的结构，以及操纵的神秘法术。要想做到这一点，艺术只有变成一种认知模式，作用于人的思维结构。不过由此一来，这种认知模式却无法穿透这个世界的幻像，即这个世界已经提供出来，并通过社会化而构成人的存在的属性的东西。用弗洛姆的话来说，这些东西主要是语言、逻辑、社会禁忌。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用社会给予的认知模式、理解模式看问题，即使我们能勇敢地破除“禁忌”，我们所说的另一套话语也已经受到了这个社会提供给我们的逻辑和语言的染指，其结果，我们仍然是在被操纵的状态下自觉地重复社会控制主体的声音。在同一个思维模式下，即使换了另一套话语内容，实质还是一样的，在不同的表现方式中，从这些也许不同的现象中可以概括出一个共同的东西，并且可以用一个概念加以界定。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艺术本身的认知能力已经被纳入了整个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的模式中了，也即已经与整个文化传统，以及由这一传统构造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人的人格结构、思维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人的人格结构的变异是相当难的，期待文化的批判而导致既定的社会认知和理模式的分崩离析，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但即使如此，马尔库塞的批判仍然未能走向建构乌托邦。他只是感到苍凉，虽然悲观，但并没有绝望。弗洛姆曾经说只有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变革，一个健全的社会才可能出现。这是一个拥有精神分析这一认识工具的人对人心的洞悉后的天才预见，正如弗洛伊德对人的“破坏本能”的分析导向了他的悲观主义。不过，在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一个人若放逐他内心的乌托邦，他也就对现实失去了批判和超越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讲，苍凉是批判、超越，即反叛的一个结果，反叛本身就内含了苍凉。当反叛在乌托邦和现实之间徘徊不定，并受到这两者的夹击时，一个人便走向了一种激情后的悲壮。从反叛到苍凉，也许这就是宿命。《哲学与批判理论》的马尔库塞，经过《单向度的人》的激烈，走向了《审美之维》的悲观和苍凉。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开启中国的摇滚时代的《一无所有》，采用的背景音乐就是陕北的唢呐。无论是在“一无所有中的呐喊，还是在“单向度社会”中的出击，一切的一切，到后来都像是一种“无能的力量”。

　　当马尔库塞这个永不妥协的反抗者终于老去，他的读者也开始了迅速的苍老。苍凉被点燃了，燃烧地点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所留下的一片精神废墟。这是一个直追夸父、西西弗斯、苏格拉底、唐吉诃德的人，这是一个一直不放弃保证文明不致在一片赞誉中向危险走去的批判力量的人，他的人格就此让人肃然起敬。张楚的歌声响起了，不过他不是为反抗者唱的，而是为苍凉而唱的：“我读不出方向/读不出时光/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风吹来/吹落天边昏黄的太阳”。

　　本雅明说，正因为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了我们。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说：“我们所疑惑的并非遍布大地如同地狱一般的现实图景，而是没有冲破这种现实的合适机会。在今天，如果还存在着我们可以把传递讯息的责任交给他的人。那么，我们决不馈赠给那些‘大众’，也不馈赠给个人（他已无力），而是馈赠给一个想像中的证人――只要他不与我同归于尽。”

　　当反叛走向苍凉时，我们仍然在拒绝绝望感，却看到了前方的绝望――虽然我们将绝望的火光，通过对批判过程本身取得价值的确认，当成了希望的光芒。

哲人哲语

单向度的人即所谓的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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