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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宇:与崔永元和窦文涛一起呐喊,反对“优胜者历史”暴力丨毒药专访

2016-04-19 毒药君 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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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踪·迹”系列影展于3月28日正式启动。


这次影展安排了《路边野餐》、《冈仁波齐》、《十二公民》、《家在水草丰茂的处所》、《辞别》、《我的诗篇》、《北京卡门》、《塔洛》、《喜马拉雅天梯》、《少年巴比伦》等艺术电影/文艺电影与观众见面,并在放映后都安排了导演交流环节,毒药君参与了其中一些影片的放映,并带回了导演对话的实录与大家分享。


这一期的主题是秦晓宇与吴飞跃联合导演的《我的诗篇》。



两位导演通过互联网寻找到六位特殊的工人,有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有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他们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敢于从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站出来表达自己,用诗书写劳动、吟咏爱情,也用诗抒发悲欣、直面死亡。他们的诗是一个个不平凡的平凡故事,也是这场繁华演进的人类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这些工人诗人在电影中一一现身,你会看到一个令人震撼的、关于“中国制造”和“中国奇迹”的全新故事。



导演秦晓宇


毒药:什么想到要拍这样一部纪录片?


秦晓宇:“优胜者历史“是一种历史暴力,一些有生之年受压抑、被遗忘的人,会在历史的凯歌中被再次的碾碎,我们所继承的历史,其实满载着不被表征不被承认的灵魂。《工人诗歌》就是一种献给无名者的记忆,让那些默默无名的劳动者,成为有灵魂的个体。他们生活的痕迹和生命的细节跃然纸上,这是对历史的补充和矫正,也是对我们人类未来的启示,所以基于工人诗歌的这份价值,我们决定来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电影。我觉得在院线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和现实无关的作品,可我们活生生的人关系不大的一些光怪陆离的虚构的作品,但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些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作品。



毒药:工人阶级很多时候是被代言,没有自己发声的渠道,《我的诗篇》就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拿请问您在拍摄时遇到了那些困难,有哪些感触?


秦晓宇:我们形容自己的拍摄基本是《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因为大家知道投资一般不会特别青睐纪录电影,拍摄过程也特别艰苦,因为你会下到地下的深处——当然那是工人的日常生活,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一种体验。我一直觉得纪录片的拍摄有一种基本的诚意,就是你要到眼睛的火线上去,只要那样你才能拍到有价值的素材。这和故事片中你谋篇布局好了之后的那种创作有所不同。困难其实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的放映,我特别感谢导演协会做了这次的组织,纪录电影走进院线很困难,他们不太愿意排片,所以我们这部电影正在通过一些观众众筹的方式在全国发起包场,就是任何个人觉得这不影片还可以,那么他就可以联系我们,作为一个众筹发起人,我们会跟你一起在你所在的城市推动这部影片的放映,现在全国大概有六七百人在支持我们的影片走向院线,能够得到更多观众的参与。我做个广告吧,如果今天看了这部电影,并愿意推进这部影片走进院线,可以跟我联系,我特别希望我们一起,让这部电影走的更远,谢谢大家。


毒药:这部纪录片的同名诗集已经发行了,您能谈一谈这部诗集么?

 

秦晓宇:诗集是我编的,其实去年这部电影获了几个奖项,算是一点点肯定。诗集的话我个人也是非常看重,去年腾讯跟中国图书商报有一个“华文十大年度好书”也选入了这本书。它可以和电影构成一种互补和共振的关系,电影中只是六位诗人的故事,如果想了解更多优秀工人诗人的作品,可以读诗集。如果读了诗集想了解更多诗人背后的人生故事,那么可以看电影。它们是两种载体,但我觉得都可以作为我们当下工人阶级精神世界、命运处境,包括悲欢离合的一种书写。当然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本诗集,我为它写了大概五万字的序言。



毒药:影片中这些工人诗人在影片拍摄后,生活有改变么?

 

秦晓宇:我大概第一百次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电影会牵动我们的心,这是纪录片和故事片不一样的地方,故事片像做梦——影院灯一亮,观众从梦中醒来,回到自己的生活如同一切从未发生。但是纪录片的话,你知道影片中的就是现实,并且这种现实与你有关,因为其中的人物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我们用的所有的产品,都来自他们双手的创造,而且他们也有精神世界的创造力。


其实会让我们反思自身,我特别支持一句话,叫做“诗意是存在的特别本性”,第一它是本性的一部分,第二在我们的时代显得更加珍贵。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是现实的,其中的人物就生活在社会的某一个角落,它呈现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但是用一部电影去改变某几个人的生活不是我们的创作初衷,我们是希望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能够形成对话,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有赖于这种对话的深入,如果没有这种对话,如果每个人之活在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亩三分地里,我觉得这是个没有希望的社会。


这六个人的生活——除了许立志,我们为许立志的诗集做了众筹,包括也和富士康进行过谈判,给他的家人争取了一些抚恤。其它人因为这部电影,他们的生计包括被认可的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改变。但是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他们仍然生活在相对窘迫的处境下。这只是《我的诗篇》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外两部我们也在拍摄和制作中,会把其中一些诗人比如说陈年喜,他做了一个手术,那之前非常繁重又危险的爆破工作可能不能再做了,他是脊柱压迫神经,从身上取出一块骨头又用金属打进去,因为拍摄这部电影,他的知名度有所提高,比如四川卫视做过一期挺火的文化类栏目叫《诗歌之王》,就是诗人和歌手搭档,把诗人的作品改成流行歌曲,这个栏目他全程参与了,还进入了前四强,这类的生活改变包括进入了文化产业的分成之类的情况我们会继续跟踪拍摄,春节我就是在年喜家过的,他家在半山腰,也没有WIFI什么的,手机信号也特别差,这就是他平常的生活。



毒药:为这部名片配音的有崔永元和窦文涛等名人,想问导演是怎么请到他们为影片献声的?


秦晓宇:那是我们总策划晓波的功劳,这个项目的缘起就是来自于吴晓波的一个动议,他跟这些人算是有交情,所以请得到,我其实都不认识。

 

毒药:影片中的一些镜头感觉和配乐配合的很好,是有现场导演的可能吧,想请问导演如何看待导演与记录的关系?

 

秦晓宇:我们电影的最后一句叫做“相遇的都是亲人”,诗歌从古至今都是知音文化,需要的可能不是那种泛滥的粉丝,需要的是懂它的知音,我自己对帮助影片进行众筹的人们都非常的感激。至于“导”的问题,你看到的是因为剪辑的因素,就是素材是一样的素材,但是剪辑会有很多方法,我们的难点在于我们拍摄的六个人人生并没有交集,你看到戏剧、文学都是矛盾推动着人物往前走,当矛盾被解决或者象征性的被解决掉的时候,故事可能就结束了,而我们的这些人,如果我们不拍摄他们彼此都不认识,他们散落在中国各处,那么如何把这六个人结合在一起不像一盘散沙?像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其实挺花心思的。比如我们拍摄的朗诵会,它就是一个外在的结构,它记录了一个历史事件。


并且朗诵会上,下一个朗诵者和上一个之间可以没什么关系,而且可以不断从朗诵会现场拉到他们的生活现场,再从生活现场不断拉到朗诵会现场,这是个外在结构。还有我们影片中用不同人物讲述了一个人们从乡村来城中打工的经历,一个工人在其中会经历各种状况,有不同的人来展示不同的命题。还有一个结构就是音乐的结构,音乐会赋予它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段落中呈现,会让影片有一个结构在里面。第四个结构就是我们贯穿全片的诗歌,比如第一首叫“大雪压境狂想曲”,带点荒诞和预言色彩,由乌鸟鸟来朗诵这样一首诗,紧接着就是四首以工人视角书写的全球化之诗,和知识分子描述的资本视角的全球化是不同的。我认为没有他们的视角,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不完整。所以我们用这四个结构,让影片形成一个整体,所以有时用音乐来解析诗也没有办法,因为要用音乐的节奏来剪这个片子。


拍摄的时候确实有摆拍,因为我们的工人都不是专业的朗诵诗歌的人,但是我很讨厌所谓的专业的诗歌朗诵,那种话剧腔、播音腔的效果,那个很扯淡,他们的朗诵只是有一点,就是有时候害羞,有时带有口音大家听不太清楚,他们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朗诵效果,我们就不停地拍,直到我们在旁边看着,那个触动我们的效果出现,我们才会拍板。至于他们生活中的展示,也有一些摆拍,但她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的重复,还有些朋友说“乌鸟鸟是不是你们找的托啊”,这个是绝对没有的,纪录片的真实性按我的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乌鸟鸟在人才市场的场景,我选择的素材都是有意味的,并且他们最起码也是表现自己,并不是在表演自己。

 

毒药:这些工人初次上镜头肯定会有些不适应,你是如何帮助他们化解的?

 

秦晓宇:告诉他们忘记镜头就好了,不过他们也没有太忘记,你能注意到他们有不太自然的地方,但这个很难避免,不过我觉得也是一种真实,中国有不少关于底层打工者的纪录片,我们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既要拍到他们工人的一面,又要拍到他们作为有自己个个性的诗人的一面,这两面都成立,我们这个影片才算成功。

 

那诗人的个性那一面怎么表现?我们选用的音乐甚至字体,都包含在我们的考量里,比如陈年喜的诗出来时,我们配的是正黑,粗壮有力;配给邬霞的字体就比较秀美。音乐方面也一样,我会用不同的音乐来配合诗人不同的风格,以便烘托他们作为诗人的一面,帮助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而不只是看到他们生活的外观。这是我们跟其它纪录片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能会更感动,因为诗句是有穿透力的。

 

毒药:方便透露电影的成本么?现在回本了么?

 

秦晓宇:拍摄加上宣发的前期投入,大概460多万,至于回本的情况,因为后来有一个企业给了一笔钱,加上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众筹的放映,众筹放映收入的3成是属于影片的制作方的,所以100万的票房大概有30万属于制作方,现在的票房大概是100万,对于一部这么偏门的影片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在完全没有排片的情况下。

 

毒药:影片中展示了一些工人的生活,有美的画面,也有些脏的、落后的地方画面,您对诗与美的关系是怎样的看法?

 

秦晓宇:美不是有标准答案的,也不是有一个清晰的形象,所有写诗的人、所有拍电影的人,都是用自己的作品来寻找什么是美、什么是诗意的问题。比如这些工人,我觉得他们工作的样子是挺美的,所有艺术品的价值都在于更新大家保守的、陈腐的对于美的认识,如果你的心灵感到这种震撼,那它应该就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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