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 问 ] 死亡与新生的“摆渡人”
5月19日的上午，小陈(化名)换上了一件白衬衣，来到了高安市大V小镇文化创意园，参加一场特殊的见面会。这场见面会规模不大，参加的人也不多，但大多数人都和小陈一样，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几年前，小陈的妻子不幸遭遇车祸去世，那时，他作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
“协调员跟我的家人在一起谈了。所有亲戚都过来，谈了好几个小时，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看到好多捐献者，希望她的器官也延续下去，对社会做点贡献。最终还是全部同意了。”
最终，小陈签字同意，捐献出妻子的两个肾脏。
在高安，迄今共有8例这样的器官捐献和1例遗体及眼角膜捐献，让25名濒临绝望的患者重获新生。在这场见面会上，小陈见到了另外几位捐献者家属，也见到了高安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刘炜。他们算是“老朋友”了，每年过年，刘炜都会带着慰问品去看望小陈。
左为刘炜，右为小陈（化名）
刘炜还有另一个身份，也就是小陈口中提到的：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些年，他参与协调了高安近20例器官捐献，但最后成功捐献的只有3例。2013年，整个宜春的第一例器官捐献，就是由刘炜协调的。当死者的妻子找到他时，他对捐献政策甚至还了解得不是很清楚。他拨通了省红十字会的电话。
“为了保证公开透明，我就直接把电话按免提，所有情况省红会都向我们介绍得很清楚。她知道器官捐献可以挽救别人的生命，也很愿意做这个事情。完成捐献之后，我就陪着她去火化。他所有的亲人加起来只来了四五个人，突然就开始下雨，就我一个人陪着他们。当时这个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忆非常深刻，有几次做梦都还会梦见。”
这个场景，成为刘炜心中永远忘不了的画面，也是很多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常年需要面对的。他们一头面对着丧亲之痛，另一头寄托着重生之敬，成为死者与生者之间特殊的“摆渡人”。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却大多不为人所知。
在省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爱问记者见到了另一位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单若毅。就在这次采访的前三天，他分别在省人民医院、南大一附医院、二附医院协调了三起器官捐献，并见证了器官的摘取。一天24小时，单若毅的电话都必须保持开机状态。因为器官捐献者大多是由于车祸等意外身亡，事先可能毫无征兆。电话一响，他随时就要出发去和病危者家属协调器官捐献事宜。
“我们最早其实不叫器官捐献协调员，叫劝捐员。但现在我们不用‘劝’这个意思了。因为‘劝捐’就有一点违反自愿无偿的基本原则。主要还是看家属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宣传普及，把器官捐献这条路的选择告诉他。”
家属正在填写器官捐献登记表，左为单若毅
2008年，医学专业毕业的单若毅，进入省红十字会工作。2年后开始参与遗体器官捐献协调，是目前省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仅有的两名负责器官捐献的工作人员之一。近10年来，他参与协调了上千次器官捐献，成功协调的有200多例。
三十出头的单若毅，和其他这个年纪的青年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在言谈之中，却总是透露出几分淡然。在他的办公室，摆放着几个他亲手拼成的变形金刚，闲暇时，他喜欢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减减压”“静静心”。他说，常年在死与生之间“摆渡”，协调员需要有一颗很强大的心脏。这份工作让他们见证了亲情、爱情、友情，感动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每一次捐献，都是一幅真实的人间世态。
“我到他(捐献者)家里面去的时候，他两个小孩就冲着过来抱着我，就叫我救救他们的爸爸。一个五岁一个八岁，就比我的腿高一点点。其实那个时候我好难过，我根本救不了他的爸爸，我反而要去找他妈妈签字捐献。那个时候真的是好难受，哭得稀里哗啦。”
这是单若毅工作中少有的情绪失控。情绪化的人，也许很难平静地和家属沟通;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更要谨慎选择这份工作。考取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的，大都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和有器官捐献资质医院的医生、护士，必须具备相应的医学、心理学专业知识。尽管如此，在面对捐献者家属时，单若毅还是常常陷入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不知从何开口。
“哭骂都有，我们就不再继续下去。大部分还是比较理智的，也不会去跟你多说什么，就说知道了，现在先还是治疗为主吧。失败的还是挺多的。其实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要来同意捐献器官，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放在谁身上都是很残忍的一件事。很残忍。”
老海(化名)也经历过这样一次“残忍”的抉择。
老海曾有过两个儿子。2014年，小儿子因病去世。2015年，24岁的大儿子又不幸在车祸中丧生。老海捐出了儿子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对眼角膜。
“看到里面的宣传广告，我就自动联系省红会，协调员过来评估。我跟我老婆同意了，他妻子有点不同意。经过我、我老婆、她爸爸做工作，省红会的协调员给她做工作，也签了字。他(大儿子)很有爱心、孝心，帮他做这个决定，让他对社会做最后一点贡献。”
儿子的逝去，让老海痛心不已。但器官的捐献，又让他仿佛看到了儿子生命的延续。带着儿子骨灰回老家安葬时，老海家人特意避开了村里的大路，从稻田里拐了个弯。村里有些忌讳，一些人私下议论，这个父亲真够狠心，孩子死了也没给留个全尸。可是老海都装作不知道，他觉得自己做的对。
像老海这样的家属，总是让协调员们既感恩，又心疼。传统的观念和风俗，常常给他们的协调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在路上发宣传单被人破口大骂、进社区宣传被人用扫把赶出来、甚至被捐献人家属质疑贩卖器官报警进了派出所……
“我们去接受遗体的时候，家属同意的，整个村子的人就拿着锄头不让你出去。最后就放弃。然后村支书还要开路，把车门打开给他们看，说他们没有带遗体上车，让他们出去。我们也能理解吧，舆论给他们家属的困扰是最大的，特别是可能农村更难接受一点。周围的人就会指着他们说，这么狠，把你们家亲人的器官都卖掉了。还有村子里说，你捐你就不要再回村子了，以后村子风水上有什么大事，都是你们败坏了村子的风水。”
捐友在街上义务宣传器官捐献
这样的事情，单若毅经历了不少。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媒体的大力宣传，现在，全社会对器官捐献的理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2010年，江西成为全国首批遗体器官捐献试点省份之一，但当年全省器官捐献数量仅为零。此后三年，由于法律依据不足、标准规范不统一等问题，全省总共只完成了九例捐献。2013年3月，《江西省遗体捐献条例》颁布实施，此后几年间，器官捐献数量开始成倍增长，2018年达到110例，今年到目前已有80多例。通过器官移植，挽救了几百条垂危的生命，帮助一千多人重见光明。
在省城南昌也建起了两座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青山纪念园、西山纪念园。每年清明前后，省红十字会都会组织捐献者家属在这里举行追思会，共同缅怀捐献者为医学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在媒体上露面。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在单若毅、刘炜们看来，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人理解器官捐献。
“当自己的家人有一天发生意外的时候，如果没有器官捐献，你换个位置想一想，你该怎么办?只要它是一个好事，我们就能够努力。”
采访中，单若毅有好几次停下几秒，调整自己的情绪，再接着往下说。对于单若毅的工作，其实家人到现在也不是很支持。他的妻子是妇产科医生，夫妻二人，一个管“生”，一个管“死”，其实是件挺无奈的事儿。单若毅坦言，起初进入红十字会，他只是想找份工作。可这份永远都在经历生死感动的工作，让他对生命有了更多理解。
“你有没有过老人家给你下跪那种感受?她下跪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请你照顾好她的丈夫。包括我们江西省第一个捐心脏的小女孩，第一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人都是好的，第二次去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感觉自己就像快递员或者是搬运工，把一个生命的礼物，通过我们的手转移到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你认同了这个工作，你真正做下来了，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很美好的，你更能珍惜生命。”
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给另一个生命新生，这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接力吧。而作为传递者的单若毅，愿意一直带着自己的初心走下去。通过爱问节目，他还有一句话想说：
“那两个小孩抱着我的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哭的稀里哗啦，没办法说什么。这次通过这里跟他们说一下：我确实救不了你们的爸爸，但是我可以帮助你们爸爸成为救治其他人的英雄。”
在这里，我们郑重向所有救死扶伤的平民英雄们致敬！愿好人一生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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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自《爱问》节目(江西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每周日7:30播出)
播音：凌洁
音频制作：王莹
采编：王莹、兰凡
监制：何灵
来源：江西新闻广播
编辑：黄通轩；责编：汤云柯；总监制：钟定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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