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异乡记》| 时代的巨变与亘古
时代变了，回忆旧时光的老人们常常这样感叹。去读描写旧时光的书，就似翻着一部老相簿，那些发黄的日子令人唏嘘：时代，真的是变了。而在这巨变之中，也有些东西，亘古未变，令人怀念。读张爱玲的《异乡记》，就有这种感觉，又庆幸，又惆怅。
《异乡记》是张爱玲生前没有完成的遗稿，被好友的儿子在其遗物中发现后出版。大约三万字的书，是张爱玲南下温州寻夫胡兰成的路途上的所见所闻，她虽然怀着千愁万绪，却依然用一双灵目将周遭一切尽收眼中，在几十年后仍能纤毫毕现地用韵味十足的文字呈现出来，不折不扣的才华！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都市情感为主题，极其犀利悲凉。而《异乡记》则描绘的是40年代的中国乡下图景，乱世岁月里老百姓的悲喜。那些遥远的却也熟悉的画面，倒使人在慨叹时代已经有天翻地覆的跃升的同时，有些怀旧。
张爱玲从上海去温州，赶路加上在朋友家小住，历时两个月。乘坐的交通工具有火车、公共汽车、吉普车，还有在乡间小道摇摇晃晃的独轮推车与轿子。想象高大孤傲的城市女子张爱玲在田间坐在平板车上，多少还是有些困窘状。
如果爱玲生在现在，境况会大不同。首先，她不一定会有此行，一个微信发过去，正在另一女子的温柔乡避难的胡兰成一定会找了借口不让她来；而即使执拗的爱玲依然前往，坐高铁三个小时就可到达，省了多少路途颠簸。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从前慢，车、马、邮件都很慢”，张爱玲才能观察人间百态、洞察人性千面，为我们留下了又一本佳作。
多数的车站仿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有，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了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嘉洵”。 《异乡记》
张爱玲笔下的火车站，唤醒我学生时代的回忆，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后的90年代，每逢假期从京回乡，路过的每个车站就是这么冷清与简朴，写着站名的大牌子与匆匆忙忙的人群，让人感觉生命的紧迫。而没有温度的建筑，也让人完全没有停留的冲动。记得刚毕业工作时去过的美国，小小的火车站仿佛装潢考究的某人家的客厅，有沙发软座，有咖啡飘香。
如今，我们的高铁站也宛若综合商场，是极热闹的了，只是，到底中国人口多，想坐下来在麦当劳喝杯冰咖啡，却要不找不到座位，要不周围是吵闹的人群，总之坐在自家客厅的气氛，是很难寻到的。就连专属商务座的VIP候车厅，也是人声鼎沸。某种大概属于文化的或者说更加文明的东西，让人可以慢慢徜徉而不心慌的东西，在现代的火车站也还捕捉不到。
张爱玲在书中两次提到上厕所，一次是在人家家里，就在房屋拐角放一个大马桶，张爱玲写：“人们走来走去，我不知道该不该向他们微笑”；还有一次是在路边，厕所的帘子就是几根遮蔽不了多少东西的茅草，木板搭的座子被尿淋湿，她只能站着。
如今，卫生间即使在农村，也体面多了，不少乡下的楼房里也都有了抽水马桶与淋浴房。只是，即使在大城市，马桶干干净净的也是罕见，常见人们踩上去的脚印或冲不下去的秽物。我们物质的变化，总是比精神的变化要快。
张爱玲在朋友的朋友家借宿，刚一落脚就被请上饭桌吃饭，显然战乱使得主人夫妇均为医生的家也生活困苦，米饭里含着砂石。而过了饭点之后，一对貌似是穷亲戚的老人夫妇来访，即使主人不在家，佣人依旧循礼端上饭来。“饭盛的结结实实的，一碗饭就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张爱玲的譬喻总是传神。
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中国文化里蛮温暖的部分。去上社会学的课，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教授坦承自己因为学术领域的探索而非常崇尚西方，其社会制度的完善令人向往。而当她到法国访学之后，反而滋生了文化自信。西方人是个体主义的，在人际交往方面也就带着资本主义的“无情”，界限分明。中国教授在中国常请法国教授吃饭，而在法国，被款待的教授却毫无回礼之思。
在这方面我颇有同感，去英国见当地的朋友，吃饭坐出租，只要我先佯装客气的要付费，英国人绝对不会与你抢着买单，于是我只好怏怏地在他人的国家充大方。所谓的“地主之谊”呢？他们的文化里没有。中国人是好客的民族，有客来访是是值得荣耀之事，殷勤招待天经地义，我是喜欢的。
张爱玲走到朋友家的时候，恰逢过年。她看杀猪，将猪的嘶鸣、尖刀入喉、滚水脱毛等细节描写的栩栩如生，不忍卒读。而她的比喻总是那么贴切抓人。
直到最后，它短短的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般人是无法理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极度愉快似的。
《异乡记》
她也写女人如何熟稔地在年糕上点红色，写月色下吹吹唱唱的社戏，伴着苍凉的铜锣声；写迎神赛会，人们抬着纸糊的竹马，马上骑着各路神仙……即使是兵荒马乱，老百姓还是按照传统努力地过日子，在重要的节令里弄出各种声响花样，让日复一日的劳作之躯有个歇息撒欢的机会。
我不曾看过杀猪，但记得童年有个按辈分我称之为哥的人在村头卖猪肉，一条条的肉挂在一个横着的木棍或铁棍上。而过年时他的生意是最好的，每家都会煮至少半只猪，半夜里各家院子里总是飘着肉香。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有在肉熟之后啃碎骨头的特权，如今想起仍是满口生津。也记得年糕上的红梅花，长条状的杠子馒头象征着代表财富的金条……
而元宵节左右，县城里的各种杂耍也极具节日气氛，扭秧歌的老人们涂着厚厚的脂粉，扮演着诸如猪八戒、白娘子等各种角色；有耍花枪抡大刀的，个个凶神恶煞，做英武状。也有走街串巷的抬神队伍，但神仙都是化了妆的小娃娃扮的，每个娃娃都是粉嘟嘟的脸，却毫无表情，他们被架在类似高跷的木棍之上，被人背着走，大概也十分劳累无聊，总之没有神仙的威严相，倒是无辜地令人心疼。家门口的晚上，舞龙的队伍将大鼓捶得震天响，将肚子都震痛掉。
二月十五也会有戏唱，也是亲戚串门的盛大节日，住在戏台子边上人家的先要主动地去邀请七大姑八大姨来看戏，再为他们占好戏台下中间的位置，而后还要买蛋买肉好生招待。那些戏台上的咿咿呀呀，是辽远的背景，全为这浓浓的亲情增加佐料。
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过年，老人不在了，那些蒸煮炸拌的年味儿淡得几乎没了踪迹。那些杂耍似乎也都消弭于历史之中。在大城市，人们无需去走亲戚，只要庙会可逛。而庙会就是露天商场，吃喝玩乐都不是原本年的感觉。于是，去国外图个清静，倒是连春节晚会都看不上了。
张爱玲对于人的观察与分析，也是细腻的让人一边称快，一边觉出其中的苍凉。书的开始写她去钱庄换钱，看到年轻的小伙计在忙碌地接听电话，她这么描述他们。
灯光里的小动物，生活在一种人造的夜里；在巨额的金钱里沉浸着，浸的透里透，而捞不到一点好处。使我想起一种蜜饯乳鼠，封在蜜里的，小眼睛闭成一线，笑眯眯的很快乐的脸相。
《异乡记》
如果现在银行的职员读到这段，恐怕也是心有戚戚。我想起站在路边拿着别墅项目大广告牌的房产公司中介，想起星级饭店里忙忙碌碌的保洁人员，想起从北京郊区挤地铁进入CBD的无数青年，他们，在这繁闹的物质世界里，又捞了多少好处？
张爱玲写在火车站遇到的少年士兵。“看他们嘻嘻哈哈像中学生似的，却在灰色的兵车上露出上半身，我看着很难过。”
日本战败，国共内战，本该在学堂读书的懵懂少年，却入伍去参与一场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然的战斗，真是凄凉。而他们的嘻嘻哈哈，才是少年不知人生愁滋味的真实模样，只因为那样的时代背景，的确使人难过。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少年们，又是否知道珍惜好时光呢？
火车站露宿的旅客，在火车上想要赖票的老兵，到处与人搭讪的妖妇，公共汽车上打扮时髦的美女，兢兢业业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天的农民夫妇……张爱玲笔下的众人像，穿越时代，仍在现代的我们的周围逡巡，没有变化。
变化的是交通的速度，信息的传递，是物质的丰富，经济的蓬勃。我们是幸运的，生在和平的繁荣的年代。只是，但愿精神的文明的变化，也能齐头并进；只是，但愿过往那些质朴的温暖的部分，我们依然能找回，能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