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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李小云:“想象”的建构与经验的平行分享:发展知识的分野

2015-07-30 国际发展时报 IDT

作者|李小云


作者简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主席


当代发展方式之所以不能有效地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发展知识构建的路径问题。主流发展知识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知识的形成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长期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性建构的结果,这个建构的主要问题是“想象”的生产,以及将“想象”转变成“现实”的路径。西方对于非西方的系统性认识始于17世纪,早期的航海者、传教士、海盗,以及探险者通过他们的眼睛记录了大量关于非西方的信息,这些人通过他们的日记和游记等形式将非西方世界介绍到了西方。那个时期西方关于非西方的认知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自身的文化来解读的。由于这个阶段西方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物质生产方式与非西方的差异并不是很大,所以他们往往把非西方看作是“尊贵的野蛮人”。西方视角的“尊贵”意味着西方与非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的相对平行性,甚至很多非西方世界,如中国和印度等无论在物质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西方当时无法比拟的文明。西方对于非西方这种相对平等的认知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殖民时期,西方眼里的非西方变成了“未开化的野蛮人”,这主要是从物质文明和宗教角度认知的产物。在非西方世界输入西方的教育、宗教和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就成了殖民时期改造非西方的主要手段,殖民也就成了西方拯救非西方的神圣使命。


(图为利文斯顿,图片来自网络。)

西方殖民当局为了治理殖民地雇佣了大量的知识分子,部分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了西方殖民对于非西方的破坏性,开始反思殖民主义。这个反思的核心思想是认识到了西方在殖民地实施强制性干预的危害。反思思潮导致了其后的去殖民化运动,应该说这个反思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然而,反思西方强制干预直接导致了新的对非西方的认知和构建。这个过程第一次以科学的形式重构了西方对于非西方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非西方”的知识建构:发展中国家。这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建构的“想象”,只是这个建构的“想象”不是直接的印象,而是经过科学加工的结果。基于科学研究本身的伦理具有很大的合理性。这个过程的本意在于矫正直接的政治社会制度转移的缺陷。通过系统的方法认知非西方世界的复杂性,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这本身比基于直接印象的认知显得更为科学,去殖民化运动基本上否定了西方在其殖民地所实施的一系列基于殖民需要的政治社会工程的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西方社会科学如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人类学和发展社会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在非西方社会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一系列改造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方案,这一技术方案在二战后主要以国际发展援助的形态呈现。



(图为国际发展机构,图片来自网络。)

现代发展知识及政策方案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首先,现代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的形成都是基于所谓多学科的认知而系统化生产的。这一生产过程基于严格的数据搜集、数据分析之上,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第二,现代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的生产过程严格要求对发展中国家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强调充分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特别强调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求,因此,这样的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完全不同于殖民时代直接性的强制性干预。最后,现代发展知识、发展方案的生产在战后逐步系统化、制度化和专业化,这使得现代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很难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然而,现代发展知识和方案的生产过程根本性缺陷在于:首先,西方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的生产系统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认知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政治、社会、经济有机体,其科学的方法都建立在将发展中国家看作是一个如同植物、动物一样的物体来认识,很多在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社会对比性试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发展知识生产系统强调其数据的代表性、强调干预措施有对照等等一系列来源于“生物统计学”原理的社会试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基于“主客体”关系构建出来的知识,无论其方法是否科学,都会偏离发展中国家的真实世界,其结果往往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的“想象”,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其次,现代发展知识和方案的生产过程是在一个无论是从政治权力、社会价值,还是经济,以及知识基础等方面都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结构中生产出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无法提供足够的能平衡西方知识认知的投入,只能变成西方发展知识系统形成发展知识的所谓“助手”和数据搜集器。最后,现代发展知识生产系统发育出了一整套同化非西方知识系统的制度性框架和工具,这个系统通常有能力建设、购买服务等强有力的手段吸收、同化和收买发展中国家乡土知识的力量,使其成为服务于现代知识生产的工具。总之,现代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的形成过程表面上看,有很强的科学性,本质上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合法性。西方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构建出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生产过程存在诸多问题,从而成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的障碍。

西方发展援助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按照这个知识生产系统所得出的结论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实际上也是西方发展援助长期不能够很好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南南合作的兴趣日益增长,不同的人对于南南合作有不同的认识,这里不做太多的讨论。南南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要素是,这个过程不太多涉及到不平等的知识生产过程,也不涉及过多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构建,比较多涉及到礼物的流动和经济利益的互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直接经验的分享。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在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代曾经进行大量的、直接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技术转移,但是,这个转移是自我的延伸,存在一致性,没有涉及到和当地系统的互动和融合,而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大量的互动是在现代知识构建出的“想象”中发生的。因此,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一直没有产生过有效的发展经验的直接分享,当西方世界进入到后现代化以后,这样的分享差距就更大了,这就如同把西方的福利制度、劳工标准、劳工权利、环境标准等许多后现代制度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一样。南南合作的核心是在差距相对较小情况下的经验分享,这个经验分享的有效前提是分享的一方能够产生样板作用,同时其社会经济方面所遇到问题与分享另一方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其次,分享的人和一方都具有主导自身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和相对独立的知识生产系统。


(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国际发展社会已经认识到了平行经验分享的重要性,很多国际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都把与中国发展经验的分享作为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一分享过程不自觉地产生了新的发展想象建构过程,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官员、技术人员通过发展学习的出国考察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然而,中国今天所呈现的发展状态已经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差距,在“差距性学习”的条件下,一定会产生通过所谓的科学研究构建新的认知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我们应该从西方发展实践中吸收经验和教训。实际上,对于非洲国家来讲,真正有参考价值的要素并非是今天他们所看到的发展成绩,而是那些与非洲现在所处条件相似阶段的发展实践,实际上中国和非洲各国无论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因此,直接的经验分享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科学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启发性的学习过程,对非洲来讲,在工业化程度比较低、以农业为主导的阶段,如何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和减贫的驱动力,是非洲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发展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乡镇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发展和减贫等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天的非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今天中国在农村实行的低保、养老,以及知识创新产业等方面的做法可能对非洲的参考意义不如前者那么大,因此,所谓的“平行经验的分享”意味着分享双方在政治权力上的对等性、发展问题的相似性,以及解决方案所要求条件的相似性。平行发展经验的分享为构建新的发展知识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同时,也成为了与传统发展知识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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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余潜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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