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发展研究的国际前沿与未来：学科建制与新式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主席
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国际发展时报（IDT）发起人
齐顾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关注中非农业发展研究及可持续农业
现代发展研究从20世纪40-50年代形成，并于60-70年代迅速成长为一个集研究、教学和实践为一体的、新兴的、应用性、交叉性社会科学。这种迅速发展的态势主要是当时的学术和政治环境造成的。大量的发展研究学术期刊如《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于1965出版，《Development and Change》和《World Development》分别于1970和1973年出版。专业化的研究机构如“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和“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在欧美的大学中，特别是在英国的大学中纷纷建立发展研究的教育专业。当时对于发展研究的研究和教育到底是放在发达国家还是放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放在发达国家，因为发展政策和援助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和提供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放在发展国家是一种维护西方霸权的行为，应该放在发展中国家。在后一种思想的影响下，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建立了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Development Studies），孟加拉的达卡大学建立了孟加拉发展研究院（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到目前为止，在发展研究学科建制最为完善的英国，境内共有16所大学设有系统的发展研究学院或发展研究系，如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UEA）的发展研究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发展研究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发展研究所（现称之为国际发展系）、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国际发展系等，全英国已有33所大学设有发展研究类的教学和研究项目，全国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共有近700多的研究人员从事发展研究。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图片来源于网络
西方的现代发展研究学科体系集中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专业学科知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教学和实践框架。尽管从发展研究出现伊始，针对主流发展思潮的批判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发展理论所坚持的、将在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发展方面的经验普世化这一使命一直主导着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所有的争议都只不过在于如何实现这个普世化的方案而已。这个体系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精细的全球化的企业，这个企业设计了发展的政策，并负责实施发展的计划和项目。它的主要使命是参照发达国家治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原则改变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的行政当局、激励和问责体系。因为这一事业的宗旨是消除现代社会中的压迫、不平等、贫困、社会动荡，因此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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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发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作为任何一个学科都应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知识认同，从而与其他学科相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研究很难再作为一个可以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竞争的学术领域。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发展研究一直没能在学科的关注点、分析的假设和实证的焦点等方面与经典的社会科学相区别，同时，也没能在已有的社会科学框架中发育出独立的分支领域。第二，发展研究院里的理论家往往把在学院里学到的主流学科知识拿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事实上，无论是提出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的先驱们无一不强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发达国家不一样，需要发展出针对发展中国这些问题的政策理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发展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结构化的制度变迁问题，而这一问题无论从过去的研究，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维度的考量都相当复杂，因此形成理论和政策方案都比较困难。第三，发展研究的范式单一地追求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西方经历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来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而实际上，东亚的发展，以及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都没有遵循这个模式，发展研究面临来自实践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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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对于发展的争论开始逐渐形成了某种“共识”。新的发展研究框架开始形成。首先，20世纪50-70年代传统现代化方案失败的反思发育出了依附理论，但是依附理论依然是基于传统和现代这样一个结构，依然是在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取代传统现代化方案，这个方案的失败导致了对于“国家作用”的重新认识，而发展研究依然顽固地将反思归纳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框架下，将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联姻形成了主导新世纪以来的国际发展研究的框架。这个框架认为，市场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机器为市场提供服务，而这个有效的国家又是基于良好治理结构的，基于法制的民主政体。西方发展援助体系自新世纪以来实施的“良政治理”（good governance）就是基于这个理论。然而，过去10多年，西方援助的重点——非洲的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一方案的实施而有所改善，相反，西方再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而并不符合西方模式的中国经济则持续增长。
第二，新兴国家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发达和不发达的结构关系，从而使得发展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失去了舞台。新兴国家在贸易、技术、投资和对外援助等方面与贫困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联合体。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的债权国，西方最大的市场，同时又受到西方来自高技术领域的剥削；中国同时又依赖相对落后国家原材料的供应。中国既接受西方的发展援助，同时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发展研究中的发达与不发达、援助与受援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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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快速转型变迁的国家，虽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都出现了新的问题。传统意义的发展问题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而新兴国家出现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剧烈的不平等，社会保障的缺失和环境等问题为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由于新兴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这就迫使发展研究将关注多数人口的贫困问题转向多数人口的不平等和社会转型，这在已有的发展研究框架中是缺失的。
第四，传统发展研究无论从其视角还是研究主题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的范式、知识的基础、资助和研究人员都是西方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只是协助者。然而，从新兴国家对其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和本土社会科学家的迅速成长的趋势可以看出，这一局面正在得到改变。这些研究将会补充，甚至改变我们对发展的认知。
第五，新世纪以来大量新的发展话语，如“经济特区”、“渐进式发展”、“发展学习”等不同于传统的“治理”，“制度”等的话语开始出现在发展研究的讨论中。针对“制度变迁”为条件的西方发展路径出现了东亚发展、特别是中国发展路径的“要素”发展路径开始受到重视。这些都需要新的发展理论的归纳和总结。
第六，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城乡不平等的扩大和小农的生计困惑，马克思结构主义、农民研究重新回归发展研究的讨论。Harris对印度农民小生产的讨论展示了全球化下小农生产的复杂性。这将使得现代发展研究认为农民终结的路径必须重新审视农村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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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式发展研究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一新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对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批判和对单一实践方案的否定。这些反思正在发展研究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的框架：“自由制度的多元主义”。新的理论范式的发展需要传统发展研究学院的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否则将无法创新出新的发展知识。位于英国萨塞克大学的发展研究院（IDS）正在开始所谓的新的发展知识教学体系的改革。而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研究和教学机构应该跟多地总结自身发展经验，并在与历史和西方理论的对话中成为新的发展研究的组成部分。
此文节选自：李小云，徐秀丽，齐顾波：《发展研究：历史渊源、理论流派与国际前沿》，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刊发于国际发展时报/IDT，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编辑|赵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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