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叶敬忠：批判发展主义：遭遇发展与发展研究
作者| 叶敬忠
作者简介|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双重强制》、《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等。译校著作《遭遇发展》、《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新小农阶级》等。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也许都不会不说自己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奔跑，虽然有的慢些，有的快些，但对旅途选择和前进方向均认识一致，也算是志同道合了。这种发展的特点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现代化为主要理论基础，以工业化为主要途径，以英美为效仿和赶超的对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选择并无二致。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积累迅猛，经济建设成就斐然，发展速度举世瞩目。虽然对国家发展政策和发展计划也有各种讨论，但无论是农业支持工业，还是工业反哺农业；无论是城市化道路，还是新农村建设；这些讨论的话语场域均为发展，不同的只是哪一种发展道路罢了。人们对现代化发展的选择坚信不移。
然而，埃斯科瓦尔对二战后的世界发展战略进行知识考古学分析发现，“发展”并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常识性手段，“发展”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计划。欠发达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在1945年之前根本不存在，它们是二战后衍生出来的话语产物，而发明这些概念的西方国家将此视为重新界定自身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作原则，目的是将穷人和第三世界变成其知识和管理的对象。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与《遭遇发展》 图片来源于网络
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经济重建中取得巨大成功之后，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的全球战略“第四点计划”被当成世界人民分享和平和富足的梦想，世界各国也都争相拥抱这一梦想。但其后40多年的发展结果是，发明这些新战略的理论家和政客们许诺的富足之国并未出现，相反，发展战略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欠发达和贫穷，是难以言说的社会不平等，是日益增多的营养不良和暴力事件。
作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西方国家通过发展的专业化过程，在第三世界引入专家知识和西方科学。在发展专业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大部分知名大学开设了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课程，第三世界国家也以此为条件创办或调整了大学结构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农村区域发展以专业的形式于1998年被正式引入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是发展的专业化过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在那些设有发展专业的大学里，面对如饥似渴的求知者，我们经常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回答“什么是发展”。根据萨姆纳和特赖布的总结，“发展”有三种定义。
定义一，发展是指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过程，可简称为发展的“社会转型说”。这一定义看似价值中立，其实质离不开冷战期间的一种“元叙事”和社会转型的宏大蓝图，即对现代化的渴望和“欠发达”地区的解放，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尤其是指它们选择的通向工业化社会的路径。实践证明，这种元叙事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很多倡导现代化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大多使用这一定义。
定义二，发展是指为了实现短期或中期目标的活动，可简称为发展的“干预行动说”。这一定义显然较窄，带有鲜明的技治主义思维和强烈的工具性，如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发展，其目标往往偏离广大民众的期望，而变成政府官员和技术官僚的需要，真正的目标人口常常不能从发展中受益。尤其是，这种脱离历史背景的技术专家统治的发展，回避了财富积累和分配的社会过程，从而达到了弗格森所称的“去政治化”的效果。国际多边和双边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发展项目职业工作者和为了发展项目的行动研究者多使用这一定义。
定义三，发展是指西方现代性的统治性话语，可简称为发展的“西方话语说”。它是指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强加给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地区，因而导致了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很多后现代的理论家和反全球化的行动者坚持这一定义。
这三种定义并非相互孤立，彼此之间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利益渊源。可以说，“社会转型说”是现代性的特殊变体，是二战后各国对北美和欧洲（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价值选择，其中包涵了“人性解放”和“生产力解放”的元叙事。而“干预行动说”则是“社会转型说”的帮手，是将理论家和政治家的社会转型蓝图具体化为社会实践和具体行动的过程。而“西方话语说”则建立在对“社会转型说”和“干预行动说”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正是由于对二者的解构和批判，才形成了“西方话语说”。因此，若没有前二者，则“西方话语说”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战后，发展的本质一直是有关亚非拉地区讨论的主题，寻求一种可以解决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理论家和政客们的重要议程。即使反对主流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人也承认，需要发展。人们可以批评某个既有的发展模式，但发展本身以及人们对发展的需要从未被质疑过。
埃斯科瓦尔将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运用到了发展研究领域，对控制和统治社会的发展体制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剖析和批判。他指出，应该将发展看作一种话语，一种历史的产物。当西方的专家和政客们开始把亚非拉地区的某些情况看作是问题，将其中大部分问题视为贫穷和落后，并将亚非拉地区按照西方的概念和标准表征为第三世界和欠发达时，一个新的思维和行动的领域，即发展，就诞生了。因此，应将发展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思想和行动领域来考察。只有通过分析描述发展的知识形式、控制发展实践的制度和权力体系，以及由发展话语所创造出来的主体性形式才能厘清发展的含义。也就是说，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话语开始运行的，它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只有特定的事物可以被言说，甚至是被想象。
福柯与《规训与惩罚》 图片来源于网络
埃斯科瓦尔对发展经济学进行了文化批判和话语分析。他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出现不是由于认识、理论、制度或者方法论上的进步，而是由于某一个历史局面改变了经济话语的存在方式，从而为新目标、新概念和新方法论的建立创造了可能性。发展经济学远不是实践者所预想的客观而普世的科学，它只是对世界的一种建构，而并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无可争议的客观真理。
发展话语能够系统地形成它所讲述的事物，并以某些方式将这些事物分组安排并赋予它们整体性。它决定了在发展的范畴内什么是可以思考的，什么是可以言说的。人们必须遵循某些特定规则来认识问题、建立理论、对事物命名、进行分析，并最终转化为一项政策或计划。因此，发展正是通过话语生产了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发现和制造了“异常”（如“文盲”、“欠发达者”、“营养不良者”、“小农”、“贫困妇女”），从而令世人坚信需要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处理和改造，也就是使他们变成发展计划和发展项目中“被发展的群体”，而其中隐含的正是第一世界凌驾于第三世界之上的一整套话语组织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发展干预最为常见的农村发展、妇女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发展话语通过全景敞视将农民、妇女和环境置于发展机器的有效凝视之下，从而使农民、妇女和环境成为展览品，成为发展要服务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发展话语成功地生产出一个规范化的、规训了的社会。其结果是：不仅进一步稳固了国家的地位，而且将应当解决的很多问题去政治化了，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
埃斯科瓦尔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话语所进行的解构和批判可谓淋漓尽致，他告诫人们不能被西方发展话语搽在表面的盗名欺世的粉脂所诓骗。其实，发展话语一直最排斥的，也是发展应该围绕的中心，那就是人。发展成了第三世界文化的毁灭者，更为讽刺的是，它竟然打着为了人民的利益的旗号。
上述对发展话语体制的霸权统治和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对分析和思考中国的发展现实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已经成为GDP总量意义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如何清醒地面对增长的成就和繁荣背后的危机，对中国读者也许可以拓宽许多思考和分析的视角。若将发展的“话语说”运用到中国的发展研究中，在面对发展所加剧的城乡间的差距、群体间的不平等、地区间的不平衡、经济与社会的断裂，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等问题时，我们或许可以打破思维的桎梏，在那些习以为常的技术思维之外，将关乎人民大众的发展问题再政治化，并揭开覆盖在权力支配和控制结构上那层薄薄的发展话语的面具。
纵观中国30余年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我们并没有脱离西方话语和西方思想的权力支配，我们践行的一直是西方支配下的发展主义道路。我们所追寻的仍然是埃斯科瓦尔所批判的现代化的普世模型，而不留给其他选择任何空间。理论家和政治家充分利用了发展问题化和技术化的策略，任何发展计划与发展项目都是建立在对问题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的，而且经济学家主导了这一游戏过程。支配这一游戏的是GDP、增长和快速的经济逻辑以及“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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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将生活方式、制度和文化内聚为整体的地方性模型，被以“发展”之名的挖掘机、钻井、烟囱、现代生产所摧毁。在人们的眼中，自然的价值在于效用而不是存在。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变得越来越经济化，包括人类生活、自然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如莫言指出的，“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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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市场和消费的话语完全渗透到了日程生活的语言中。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已不再是劳动，而是资本。人们对增长、财富和资本顶礼膜拜、惟命是从，结果是人被异化了。人自以为是物质的主人，却遭到了异己的物质力量的奴役。
那些处于权力结构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也推波助澜，利用他们的“知识”来制造一种真理——即“为了国家的发展，有些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一代或几代人的代价！”——掩盖了发展中普遍出现的“利益私有化和代价社会化”的真相。
时至今日，“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并毫无争议地成为了政府的目标、国人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发展”被我们以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捧上神坛，并作为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的唯一目标，且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此时，我们的文化意识已经越过了“要不要发展”的疑惑阶段，而直接进入了对“如何发展”的终极思考。发展的任何代价也被看作是发展中的问题，并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
在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和批判基础上，埃斯科瓦尔指出，我们不应该期冀寻求宏大的替代模式和替代战略，而需要考察在具体环境中可能的替代表征和替代实践。尤其是，从混杂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第三世界人民的实践策略和抵制发展干预的多种形式中，可能会涌现出建设经济、解决基本需求问题以及组成社会群体的其他方式。在此基础上，构想一个具有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的后发展时代。
这需要我们打破发展主义的思维定势，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他者，对待历史和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生活与知识积累。萨林斯指出，物质财富的积累观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不是原初社会的价值。原初社会的狩猎者和采集者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资产，但他们并不贫穷，他们生活在物质的丰裕之中。卡尔·波兰尼指出，19世纪出现的图利动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几乎未被认为是有效的动机。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也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财富，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自由。
卡尔·波兰尼与《巨变》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需要认识到，即使有GDP的迅速攀升，那也只是经济学的统计游戏罢了，并非民众的实际感受。人们经常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基层人民备尝日益增加的挫折感、疏离感和不安全感。莫言则告诫我们，
对于地方性模型生存空间的强调并不是要否定经济的增长和人们对财富的期望。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在民族自主性之外的社会观和生活观，其中包括两种相对的价值取向，即“我为物转”和“物为我转”。前者纵有万贯家财，身居豪宅，衣食无忧，但还会继续索取，不论有道还是无道，人变成了物质或者现代的奴隶，结果是骑驴找驴，这山望着那山高。而后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正如梁启超所言，其实“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
怀疑和批判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和批判为前提的。埃斯科瓦尔通过对发展的解构，试图摧毁一元的、普世的宏大战略，目的就是为了给五彩缤纷的本土模型争取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建设。鉴于一些人对“解构”的误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一连串反问也许可以给我们些许启示，他说：
本文选自叶敬忠的《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有删节。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编辑|赵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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