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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6
李小云
IDT
作者简介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主席，南方国家智库网络（NeST）主席 我在人民论坛的期刊上写了一个小短文，提出了“新发展主义”的问题，其中核心思想是回应全球化的一些新特点。全球化问题涉及到了对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认识，对此大概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削弱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有人觉得新一轮经济危机预示着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主义面临困境，因此，希望中国能够取代经典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无孔不入的全球化的主要文化形态，但是中国道路似乎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迁模式。我对这两方面观点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很难说是支持亦或是反对，但是我自己也同时感觉到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政治演变似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似乎也有它自身很强大的自我纠正能力。我提出“新发展主义”的思想，主要是希望能够将上面讲的两个相对不同的认识框架做一个探索式的说明。“新发展主义”包含了经典发展的一些要素，如乡村转型、城乡互动、城市化、劳动力流动等很多方面；但是“新发展主义”的确在驱动发展的路径上、在发展内部深化和外部扩张方面呈现了与传统发展主义很大的差别。虽然我们对这种差异性的认识有一个多元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但这仍然不能阻止我们就这个差异的全球文化意义做更深入的探讨。 在去年在印度召开的南南合作大会上，我作为国际南南智库网络的主席在开幕式上提出了“新南南合作”概念，最近在北京论坛上我又明确地提出了“新南南合作”的三个主要依据。“新南南合作”是我提出“新发展主义”中的一个具体内容，也是我在提出“新发展主义思潮”这个问题中讲到新发展和经典发展差异的一个实证案例。经典发展主义一直是在南北关系框架下展开的，这个框架的主要内涵是南方国家的发展依赖于北方国家的经验和理论、资金和制度性的支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典发展理论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南南合作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实最先注意到这些新特点的主要还是那些西方从事发展研究的一些学者，同时，西方发展援助的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展援助的罗马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将南南合作作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到今天为止，南南合作的这些新特点确确实实已经明显地呈现出来，这的确需要引起我们在学术上的足够重视。那么，“新南南合作”究竟有哪些特点呢？我在不久前参加了《印度的发展合作》一书在美加两国的一系列推介活动，该书是由印度外交部下属智库的总裁Sachin先生和亚洲基金会Anthea女士共同主编。在研讨会上，印度负责发展合作的官员在回答听众问题时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居然和中国官员所使用的话语体系非常一致，他们讲道，印度的发展合作是不干预内政的，坚持互惠互利，而且是基于受援国的需求。中国国内的发展尽管大家批评我们国有企业的弊端，但市场开放程度算是很自由的，但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路径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比之下，印度的政治制度是西方很少挑剔的民主制度，但是市场的开放程度却远远不够。有意思的是，中国和印度成为了上个世纪和本世纪成功发展的主要叙事。作为两个最大的南方国家，从贫困走向繁荣的探索创造出了新的发展经验，这样的发展经验不同于传统南南合作中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经验，南方国家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成功发展经验——发展优先、基础设施先导、农业发展和工业化、人口的流动与减贫等，孕育了新的发展知识要素，这些发展知识要素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所继承的发展思想遗产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知识要素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虽然属于地方性经验，但却具有很强的全球意义，这都为南南合作注入了新的要素，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南南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是我说的“新南南合作”阶段。
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这主要表现在南方国家的进出口额在全球进出口额中的比例急剧上升，以及南方国家之间直接投资的巨大增长。2014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22倍。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超过3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60倍。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也是非洲重要的新兴投资来源地。2015年，全球发展中国家的FDI，56%来源于亚洲国家，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直接投资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急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南方国家的资本形态——主权资本，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主权资本与国家发展主义相结合，成为南南合作发展资源的重要特点。这与传统南南合作中资本缺乏的状况形成鲜明的不同。南南合作中的资本流动，既不完全遵循国际资本市场流动的规则，也不同于OECD国家的主权资源投资规则。南方国家的发展资源在不干预内政、互惠互利的原则下，按照新的发展比较优势规则，在南方国家之间流动，构成了新型南南合作的重要资源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在兴起的南南合作呈现出了典型的不同于传统南南合作的特点。
自从万隆会议召开以来，南南合作一直依托于联合国的机制。在发展资助制度方面，一直依赖于布雷顿森林公约体系。虽然在布雷顿森林公约体系之下，全球和区域性的发展机构对南方国家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南北发展资源严重失衡的不平等关系状态下，南方国家受困于高度政治化的国际和区域间发展融资体系。随着南方国家自有发展资源不断丰富，南方国家认识到具有自我主导性的发展融资机构的重要性，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相继成立，标志着南方国家自主掌握发展融资能力的提升。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运行的基本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南方国家已经积累的发展经验，就如同这两个发展银行不断重申要提高融资项目的审批效率那样，基于南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新型融资体系，标志着南南合作在经济上步入了制度化轨道，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入亚投行，展示了南方国家发展经验的生命力。南方国家发展融资机构出现、以及发达经济体表现出的支持行动，标志着南南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把基于南方国家发展经验、南方国家发展资源的增长，以及南方国家自主性发展筹资体系的建立作为“新南南合作”的三个主要特点。这三个主要方面标志着南南合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型的南南合作也就在实践层面上支持了“新发展主义”框架的形成。当然，新的南南合作是在过去30多年新型全球化驱动下形成的，当前的全球经济低迷势必影响南方国家经济发展，从而也会影响到“新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育。其中，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性，中国正在展开的结构性调整也势必影响“新南南合作”健康发展，这些虽然不能说是巨大的挑战，但也存在众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