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换种视角看农业，推动新型国际发展和南南合作

【IDT注】  如何在南南合作和国际发展的高层次议程中更多地纳入农业口的视角和观点？如何在农业体系内更多地纳入南南合作和国际发展的最新进程？这涉及到合作伙伴的建立、会议主题的设置，乃至杂志期刊的调整等，让我们换个角度看“农业”。

作者：徐秀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1、“农业”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上去似乎显而易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如人类创造出的其他词比如社会、货币、市场等一样，人们总是对同一概念进行反复地界定和实践，以便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管理相关的机遇和挑战。

对“农业”的差异化理解是常态，这种差异既有横向上的：不同领域、不同国家对农业的界定不同；也有纵向上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农业的想象也各自不同。比如说，在中国和在坦桑，人们对于农业的理解是不同的：对水稻来说，是高产还是香味最重要？前者意味着将农业更多地理解为工业化的基础，而后者则更多地将其理解为文化的传承。同在中国，同样是针对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对于“农业”的理解也是有差异的。

作为农业高校里的一名研究者、教学者和实践者，我们的身份反复被“农业”这一概念所界定。比如许多人会认为我应该是个农业科技高手，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农业意味着种好地、养好牛，涉及种植和养殖的高科技；实则我并不掌握农业科技本身，但我的确又从事着与“农”相关的工作，涉及探究农业和农村相关经济结构、社会文化、治理架构等问题，尤其是随着对于中国农业“走出去”研究的推进，对于国际发展议题的深入，对于新型南南合作知识的拓展，在每日的工作实践中，我们需要访谈和接触的对象越来越多元，在此历程中我们往往需不断走出既有的“农业领域”，从系统性的视角看待农业。

比如，之前我曾受邀参加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项目中有关中国对非农业投资的研讨，在会上我注意到，除了我来自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农业领域外，其他的参会者均来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移民、媒体等领域，而他们对于农业的阐述则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国内探索农业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比如他们很少提及乡土社会、三农问题、弱势产业等词语，相反，在会上关注更多的是国家战略、民心沟通、是商业逐利还是公共产品提供等议题。可以说，“农业”在不同的语境之下被不同的群体用不同的议题塑造着。

2、国际发展和南南合作中的“农业”

上述经历让我开始思考如何看待“农业”这个议题：我们是从外往农业里看，还是从农业里往外看？国际发展和南南合作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两头看”的窗口。

在最近刚闭幕的南南人权论坛中，南南合作成为聚焦话题，而在南南合作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问题成为首要问题。比如在论坛所播放的专题片中，前两个案例都涉及农业，首个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东非国家坦桑尼亚佩雅佩雅村的村级减贫学习中心项目，中国农业大学为此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第二个案例是世界粮农组织框架下的南南合作项目，涉及中国往非洲国家派遣农业技术专家。

而在代表国际发展最新目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17个子目标之中，前两个分别涉及贫困和粮食安全，而毫无例外，它们均与农业议题紧密相连。在南方国家中，贫困人口主要以农业为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20多个国家农业GDP占比超过10%，近10个国家超过20%，极端贫困人口占比一半。如何发展农业和农村，减少贫困，始终是南南合作中的核心议题。

最近，在相关部委和国际发展机构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了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并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起了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学院的高级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前总理平达先生，以及联合国南南合作中心办公室（UNOSSC）副主任王晓军女士都在学院成立后不久拜访了学校和学院，他们在来访中分别强调了农业发展在中非合作和南南合作中的重要意义，不管是对于2018年的中非合作论坛而言，还是对于2019年的联合国南南合作第二次全球大会而言，农业和农村发展都被希望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站在他们的视角上看，如果中国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上的历程和经验要素能够被提取出来，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分享，那么必然贡献于全球贫困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这就在政策和实践上为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国际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了抓手，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为“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的发展伙伴”这一理论模型探索了具体的实现途径。

如果说，上述是从外（南南合作）看农业，那么，现在让我们从农业（从业者）往外看。在对于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探究中，我们经常会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为什么要“走出去”？或者说，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当前的宏观指导原则又是什么？实践于前沿一线的涉农工作者们往往暨被要求追求经济利益，又需追求社会效益，同时，还需保证政治上的互信平等，然而，这三个维度的目标若产生矛盾的时候，究竟应该何者优先？南南农业合作对于中国而言，究竟是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商业运作方式，还是作为一个平衡其他逐利行业的公共产品？亦或者是一种发展经验交流、文化沟通的软性桥梁？

诚然，南南农业合作的主体是多元的，其诉求和旨趣各不相同，但普遍来说，前线工作者们经常面临如下纠结：“农业走出去如果是为了海外囤地，事实证明并不可行，政治风险不说，经济上也并非合算；如果是为了进口粮食，成本上不合算，或许从长期来看，世界粮食安全多了个选择；如果是为了解决东道国家农民的生计问题，那么以农业低收益率、长投资期的特点，国家就应该给海外农业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农业投资以新的定位，即并非单纯的商业投资，以10-15%的中高商业利润要求‘走出去’的农业企业，而应更多地体现出公益性和援助性。” 在实践中，这样的纠结估计在一定时间内还会继续，这源于我们对于农业界定的多方差异化理解，这必然带来局部范围内的低效、浪费和反复。

3、是时候重塑我们对于农业的想象，开启国际发展和南南合作新阶段

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是时候重新思考和界定“农业”议题啦，重塑我们对于农业的想象。当前针对国内的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很好地回应了这样一个重塑的需求，那么对于走出去的中国农业，又当如何以新的视角统筹呢？

从外往里看，对于国际发展和南南合作主管部门而言，需要更多地了解农业的角色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其系统性、战略性的位置；从里往外看，对于农业系统的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需要抓住新的机遇，在新的城乡关系、转型的国际格局中调整传统的农业话语和实践模式，从而更好地贡献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重塑“农业”界定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谁是利益相关方，议程如何设定，实践如何推进。从实践层次上，以下三个的议题可供参考：

第一，在理念上，需要超越三个产业中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概念，需要超越单纯经济学视角、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传统概念，而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引下，以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作为战略指引，将农业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第二，从实践上，一方面，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南南合作基金、中非合作论坛、联合国南南合作博览会等各种高峰论坛和峰会中有关农业及其相关的粮食安全、工业化、减贫等相关议题的软性配置，或开设专门的农业模块，并清晰界定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战略位置；另一方面，在现有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中央1号文件等涉及高层次议程，以及现有涉农类的高级学术期刊中可以更多地纳入南南合作、国际发展合作的内容和要素。

第三，从合作伙伴上，国家现在已有纵向上系统的从中央到基层的三农工作架构，以及横向上从研究教学到实践的三农队伍。但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在各类相关的发展机构、志愿组织、从事南南合作的企事业单位，以及驻外使馆、经商处等注重农业类相关人才的培育和使用，通过创新而灵活的模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农业，理解农业，重塑农业，以“一带一路”为催化剂，展示出更加多元的国际发展和南南合作新模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