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后代出了三位高官
照片中的这位大姐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孙女。
毛主席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受李大钊关怀影响的中共一大代表，首先要提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8年冬，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十月间到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依据北京大学档案现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1919年l月和2月先后签收了3个月工资，月薪为8元。由此可知，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的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毛泽东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
毛泽东在李大钊支持下筹备创办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
正是李大钊无微不至的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思想最先进的圣地——北京大学得到工作，并且在业余时间听取北京大学的课程；正是李大钊思想上的引导，毛泽东才会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且初步具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后来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正是李大钊的热情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湖南的诸多进步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共一大湖南小组的代表。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
李大钊的后代出了三位高官 没有一位大款
清廉家风延续百年
李大钊，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
李大钊虽然早早就走了，却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和精神财富，他打造的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100年，传承了三代人。其子李葆华，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而李葆华的子女中，没有一个是“大款”：李青已从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和省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休，李宏塔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亚中为水利部工程技术人员。李青和李宏塔的廉洁，多次见诸报端。
财产仅一块大洋
“对于祖父，我是从书中了解的。”李亚中说，虽然未曾谋面，但他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了。
李大钊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他由爷爷一手抚养长大。爷爷非常重视李大钊的教育。“从五六岁入私塾，到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前后上了18年学。”李亚中说，李大钊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
李亚中说，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工资是140块大洋，后来任教授涨到200块大洋，再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至少有250块至300块大洋。“他去世后家里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向公众募捐的形式安葬。”1921年，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此外，他还会向穷学生仗义疏财。每到发工资时，李大钊就会领回来一把欠条。后来，为了不让李家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交给李夫人。
李大钊的高尚品质感染了许多人。在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捐中，就连政见相左的汪精卫也捐了1000块大洋。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
李亚中说，“祖父被杀害后，一家人颠沛流离。父亲李葆华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并未获得学位。
身教重于言教
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宏塔谈起父亲李葆华，感慨地说：“父亲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教重于言教。从小父母就用祖父的事迹教育我们，要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
李葆华
李葆华1909年出生于河北。十几岁时，他就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重要职务。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却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调了。”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3斤大米、7斤红薯干。李葆华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7斤大米、3斤红薯干。”两人争执起来……后来问题清楚了，省委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李葆华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让子女们刻骨铭心。李亚中回忆说，“父亲从省委书记到被冲击、被揪斗、被抄家、被罢官、被军管、被全省游斗，失去人身自由达6年之久。”被抄家后，李葆华夫妇就被造反派抓走了，子女也被赶出了家门，只能借宿在省委露天游泳池已废弃的小更衣室里。“后来，母亲被放出来，也只能住在这里。”不但如此，有5年时间，他们不允许李葆华和家人相见。“直到1968年下半年，我们才争取到探视机会。父亲显得苍老消瘦，但他在逆境中不缺乏乐观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正如爷爷李大钊那样。”
1978年，李葆华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69岁高龄和生疏的领域，对他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推动了金融体制革新的全面展开，也为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了杰出贡献。”
车子和房子
李葆华去世后，有记者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够了。”
其实，从几个子女的生活点滴，就能了解李家的家风。
李大钊的孙子做官都很清廉
前些年，在安徽合肥，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骑车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 上班20年骑坏4辆自行车
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的增大，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太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但也没必要为此作秀，真实就好”。
在李葆华儿子李青的成长历程中，有两件事情让他一直铭记在心。1994年，李葆华到杭州开会，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驻地看他，刚好李青也在。“李泽民告诉父亲我表现很好，可父亲马上对李书记说‘你们要严格要求!’”“1995年，我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回家看望父亲，一般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当时我已经50多岁了，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我，父亲从不让他的司机接送我。这是父亲对子女的大爱，真诚的、严格的爱。”
1907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李大钊
李大钊女儿回忆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是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者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百般折磨。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李大钊坚贞不屈，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在《狱中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敌人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他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解往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在绞刑架下，李大钊发表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同难战友还有谢伯俞、邓文辉等21人。
参加李大钊烈士及夫人赵纫兰合葬时的亲属后代们
杀害李大钊等烈士的绞刑架
英勇就义的路友于、李大钊、孙挹兰（中立者）
吊死李大钊的绞索——革命博物馆革命文物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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